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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５２主体的命运——福柯哲学思想研究
医学、精神病学、心理学、伦理学、教育学和政治批判为形式的独特散布的说明中增殖。这是性话语增殖、性征散布以及“性倒错”的多重灌输的时代。我们的时代开创了性的多相性。
然而，如果假定这仅仅是性话语在数量上的增加，那就错了。确实，数量是增加了，但许多中心向外散布了，各种话语都源于这些中心，中心的形式也多样化了。因此，在性的周围，是一整张手段多变、特定的、强制它向话语转化的网络。其中所蕴含的并不是始于由理性时代强迫人们谨言慎行的大规模审查，而是有条不紊地、多形态地对话语进行的激励。把性转变成话语并不是盲目的、随心所欲的，而是要把经不起严格的生殖经济检验的性征形式从现实中排除掉，否认非生殖的活动，排斥偶然的快感，减少或摈弃不以生殖为目的的实践。法律、精神病学、教育学、医学和伦理学都是以此为指导思想的，它们都是旨在构建一种经济上有用、政治上保守的性征。
到１８世纪末，除了习惯和人们熟知的信仰外，教会法规、基督教的牧师教义和民法这三个主要的法规支配着性实践。
它们都关注合法与非法之间的区分，都以婚姻关系为中心：婚姻关系的义务及其履行的程度，合法或非法的行动和姿态，性行动不允许的时候，可忍受的暴力程度。禁止和劝告围困着婚姻性征，它远比其他性征形式谈论得多，一直处于监视之下。
鸡奸和儿童性征等其他形式当然被谴责为非法的、“反自然的”
，但人们对它们的注意不及婚姻关系。
然而，凭着１８世纪末和１９世纪的话语说明，形势发生了逆转。
婚姻关系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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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反人类学主体主义（下）
：人—知识—权力的产物 ５５２
充当标准，但愈来愈少为人们谈及，调子也变得日益缓和，因而它们在私下变得更加隐蔽。曾经作为拘禁对象的淫荡者（超出婚姻关系的）现在很少受告发。人们对非婚姻关系（儿童、疯子、罪犯的性征，同性恋者的淫荡、怪诞、沉溺、躁狂或狂思）表示出空前浓厚的兴趣。有关“非自然”的新想法开始出现，并且第一次与愈来愈少受到谴责的“非法性”
（如通奸或强奸）区别开来。尽管它们同样受到谴责，但它们也受到了人们的倾听。这种“性倒错”现象属于一种边缘性征，它们依次被命名为“道德罪恶”
、“生殖神经病”
、“基因本能的偏差”
、“变性”或“肉体失衡”。
边缘性征出现在光天化日之下，这一事实可能意味着道德准则的放宽。确实，随着法律愈来愈遵从医学，性冒犯在１９世纪的受罚就愈来愈轻。但是，我们也可以把产生于医学的研究和监视机制的加强看成一种严密控制。也许，在过去两个世纪里，教会对婚姻状态的干预以及对抑制生殖的“欺诈行为”的抵制已不是那么坚决了，但医学及其追随者已经有效地进入婚姻关系。从“不完全的”性实践中产生了一整套新的有机的功能或精神病理学；所有相关快感都得到了分类，并被并入“发展”和“本能骚动”的观念中。医学开始担负起管理性的任务。
福柯明确指出，也许在这里需要考虑的，并不是放纵到什么程度或压抑了多少东西，而是使用了什么权力形式。事实上，此处所使用的权力作用不是压制的，它包含了四个运作，截然不同于简单的禁律。首先，血亲婚姻的古老禁律以及对通奸的惩处是一个法律和惩罚问题，但在１９世纪，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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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性征并不简单地象通奸那样受禁，儿童手淫也不是违法的，而是需要医学治疗或父母的戒律，医疗—性的一整套规则控制了家庭环境。
“乱伦”
的禁律设法通过对它所谴责的事物作尽可能多的控制以达到自己的目的，而儿童性征的控制则希望通过对它自己的权力以及它所指向的对象作同步放纵以达到目的。显然，这两种情形代表了两个不同的权力机制。其次，对边缘性征的新迫害需要合并各种性倒错，重新划分个体的人。先前，在古代民事和宗教法规中，同性恋行为是必须加以禁止的，是这些法规的司法对象。但在１９世纪，同性恋不再是一种纯粹的“鸡奸”实践，同性恋者成了一种内在的阴阳合体生物、心灵的雌雄同体。
鸡奸是一个暂时的偏差；同性恋者是一个种类。
所有那些轻度的性倒错者无不如此。
在这里，权力机制的目的不在于压制，而是提供一个经过分析的、可见的和永远的现实，对每种变态性状态进行详细说明和局部的巩固。再次，与旧禁忌相比较，新的权力形式为了自己的运作需要表现出坚定、关注和好奇；它以逼近为先决条件；通过检查和坚持不懈的观察来进行；靠逼近人们坦白的提问及藏在这些提问背后的隐秘性来取得话语的交流。医学报告、精神分析调查、学校报告和家庭控制似乎都对异常的或非生殖的性征采取否定态度，但事实上它们所起的作用是：快感和权力的双重机制。
这种快感来自权力实施的提问、观察、监视、侦查、搜寻、扪诊、显露；而激起的快感又不得不逃避、欺骗或歪曲这种权力，捕获和诱惑，对抗和相互支援；父母和子女、成人和青少年、教师和学生、医生和病人、精神病医生和歇斯底里病患者及性倒错者，所有这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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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反人类学主体主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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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１９世纪以来一直在玩这个游戏。
这些呼吁、规避和循环的激励在肉体和性周围追溯到的，并不是封闭的界线，而是权力和快感的永恒互动。最后，由此，那些性渗透的手段代表了１９世纪文化和社会仪式的特点。
在某种程度上说，１９世纪家庭是一夫一妻的婚姻细胞，但它又是一个由各种快感和权力构成的网络，充满着零星多样和充满活力的性。从家庭与种种性征的关系来看，家庭与其说是一个禁抑的原则，倒不如说是一个鼓动与增殖的机制。
１９世纪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性倒错的社会，这并非因为它对性进行压抑并只是成功地产生了有关性本能的扭曲表述，而是因为它在肉体上面施加了一种权力。实际上，该权力既没有法律的形式，又没有禁忌的效用，所以，并未压抑性征。它是通过特殊性征的增殖来起作用的，这些多重性征相关于特殊年龄（婴儿或儿童）
、注视于某些特殊形式（对老年人的过度关切或爱护、恋物癖）
、渗透于社会关系（医生和病人、教师与学生）
、出没于某些场合（家庭、学校、监狱）
，所有这些性征都符合权力的精确过程。
它们是从人们的肉体、快感中抽取出来的；或者说，它们是在肉体与快感中得到加强的；它们被各种权力实施提取、显现、分离、强化和归并。
性征通过权力扩张而增殖；每个局部性征的表面都显示出权力的扩张干预。
自１９世纪以来，这种连锁关系一直被数不清的经济利益所保证和传递，这些经济利益在医学、精神病学、色情业的帮助下，已经与快感的分解的区分和控制该区分的权力的增殖联系起来了。
权力和快感并不相互抵销、反对，而是相互追寻、重叠、支持。鼓动和激励的积极和复杂机制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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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联系在一起。福柯再次重申，必须抛弃那种认为现代工业社会开创了一个性压抑得以增强的时代的观点。
（二）性科学在性的问题上，人们总是把自己的见解诩为科学，其实这种科学只是一种规避学，从根本上依附于道德律令，其警告危言耸听。因而有关性的真理过分冒险，令人无法忍受。
在历史上，有两个产生了性真理的重大过程。一是在中国、日本、印度、罗马、阿拉伯国家中，发展了一种“性爱艺术”
（ａｒｓｅｒｏｔｉｃａ）
；二是西方人自己的“性科学”
（ｓｃｉｅｎｔｉａｓｅｘｕ－ａｌｉｓ）。
在“性爱艺术”
中，真理从快感本身中抽取出来，被理解为一种实践，积累为经验；性爱艺术并不是由规则、规范和法律组成，而是由方法组成，并且不是通过监视来达到的。人们并不把快感与准许和禁止联系起来加以考虑，也不从功利的标准来衡量，而是首先从它自身来审视的，依据的标准其强度和持续及其对肉体和心灵的作用。这种知识只有保密，由大师传授给弟子，否则就会失效。人们认为这一熟练艺术的效果之一，比起其规则的节俭所导致一个人想象的要慷慨得多，美化了一个幸运到足以能接受以下特权的人：绝对控制住肉体；独一无二的极乐；时空的忘却；人生的不老；死亡及其威胁的驱逐。
西方文明并不拥有这样一种性爱艺术，而是独一无二地产生了一种性科学，即讲述基于权力—知识形式（即忏悔）之上的性真理的过程，忏悔（ａｖｅｕ）与传授（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ｏｎ）截然相反。虽然这两种过程都带有权力机构，但彼此截然不同：在传授传统中，真理的启示自上而下，来自大师，他把真理传给弟子；而在西方忏悔传统中，真理是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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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而上的，来自忏悔者、冒犯者或病人，并为权威人士所接受和使用。在古希腊，真理和性之间的关系，表现为性是真理的媒介。在西方传统中，真理充当为性的表现。至少从中世纪以来，西方社会已把忏悔发展为真理生产的主要仪式之一：１２１５年拉特兰议会制定了在赎罪的圣礼中使用的忏悔技巧，并且在法律过程中，忏悔成了一个日益变得重要的因素。
这有助于忏悔在国家权力和宗教权力的秩序中起核心作用。
“忏悔”
一词及它所派定的法律功能的进化，就是这一发展的象征：从成为一个由一个人赋予另一个人的地位、身份和价值的保证中，可以表明某个人对他自己的思想和行动的确认。
长时间来，个人的证明是通过他人的参照以及他与全体公民的关系的证实来进行的，于是他能够或者必须宣称的关于他自己的真理话语证实了他。真理的忏悔被权力深深印刻在个体化过程的核心处RJ。《知识意志》的一般论题是：从１８世纪末开始，忏悔不是仅仅保持为一种赎救技巧，而是特别成了有关性征的多重技巧，它从天主教中分出来，散布在教育、医学、精神病学和文学中，出现在日常生活的每个角落。世俗忏悔在弗洛伊德那里臻于顶峰，他发明了交谈疗法，精神分析的成功归于１９世纪的忏悔技巧。西方人早已成了一个进行忏悔的动物，事无巨细，必须和盘托出。西方社会早已成了一个独一无二的忏悔社会，忏悔早已成为西方最受重视的产生真理的技巧之一。现在，忏悔这一义务通过多方转述，并且在我们头脑里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我们不再把它看成是约束我们的权力带来的结果，忏悔即解放，而权力却把人压制住了；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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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属于权力的秩序，而是与自由有着初始的密切关系：这是哲学的传统主题，通过表明真理的本性不是自由（谬误也不是屈从）
，而是真理的生产完全充满着权力关系，政治的真理史将不得不推翻这个论题。
忏悔便是这方面的例证。
然而，忏悔技巧的扩展无疑是西方人世世代代都投身于的一种巨大劳作，以生产出人类的屈从（ｓｕｊéｔｉｏｎ）
：在该词的双重含义上，人类被构成为ｓｕ－ｊｅｔ，而其他形式的工作则确保了资本积累。
毫不奇怪，福柯把忏悔当成性征的部署的关键，因为忏悔把福柯在《词与物》的人文科学的说明中首次加以描述的那两种主体性形式熔合在一起了。忏悔是一种话语仪式，在其中，讲话的主体又是陈述的主体；忏悔还是一个在权力关系内展开的仪式，因为不当着搭档的面，谁也不会忏悔，这搭档并不简单地是对话者，而是一个“权威”
，他需要别人忏悔，规定和估价忏悔，并介入其中以裁决、惩罚、宽恕、安慰和调解。多少世纪来，性的真理至少在大体上陷入了这种迂回曲折的话语形式中，这种形式既不同于教育形式，也不同于传授形式，于是与“性爱艺术”的形式相去甚远。在《监督与惩罚》中，我们看到惩戒技巧如何能把一个人构成为一个将被判决、测定和检验的对象。在《知识意志》中，我们看到一个人如何被构成为一个讲话的、欲求的主体，并且具有忏悔所展示的内在体验领域。但是，我们还看到在这一自我表达的瞬间，个体成了牧师的臣民，或者稍后成了医生、精神病学家、心理学家等科学家的臣民，所有这些主子都要求个人作出忏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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忏悔曾经是并且现在仍是主宰着真正性话语产生的一般标准，但随着新教、反改革运动、１８世纪教育、１９世纪医学等的崛起，忏悔不再是独一无二的赎救仪式。当忏悔成了各种权威的标准技巧时，忏悔同时也成了案卷的基础，一种被记录的知识体系。性话语被记录下来，通过改编，集为案卷，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