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家族档案- 第11部分

后来，李富春的大女儿特特姐姐以及爱琴的弟弟刘允若等人又遇到了大致相同的问题。他们都爱上了和自己国籍不同的人。尽管他（她）们或者是革命者的后代，或者是来自社会主义制度国家的苏联人，但是这种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国籍的婚姻在中国共产党高级干部的家庭里是没有希望成功的。所不同的是，这两个人不像爱琴那样顺从，他们为了自己的爱情和幸福与父母发生了激烈冲突。所以，在一段时间里，他们在这个圈子里是受到普遍批评的人。我们都觉得他们实在不应该把个人的利益，更何况这利益其实只是爱情，凌驾于革命之上。大人们教育我们说，这是由于他们受到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影响，自身不够革命化的缘故。特特姐姐由于坚持和自己的爱人保持关系，她妈妈蔡畅①和父亲李富春宣布和她断绝亲子关系，尽管这实际上没有意义，因为这种客观存在的关系在法律上无法解除，事实上也无法断绝。这只是表示我们严厉的父辈对他们不听话的子女一种决绝的惩罚。特特姐姐好长时间不能和父母联系，不能再住在中南海的家里。

我家大姐姐峪田曾是大家公认的漂亮姑娘。大学三年级那一年，她在公园里碰上了正在独自散步的刘允若，刘的小名叫毛毛。峪田姐知道毛毛爱上一位苏联姑娘的事，他那时因此在朋友们当中很抬不起头。毛毛拿着一本俄文小说，满脸都是生活在梦幻里的表情，他对峪田说：“我们一起散步好吗？”多半出于对毛毛既往不革命化的名声和现在不革命化的现状的双重厌恶，小半出于少女的高傲，峪田姐像躲瘟疫一样躲开，留毛毛一人更加失魂落魄地站在那里。这件事，峪田姐到现在想起来还很后悔，因为她的年轻幼稚对一个同样年轻幼稚的心灵造成的伤害再也不能补救了：对生活始终充满美好幻想的毛毛，“文革”中受到父亲的牵连，遭受了更残酷的迫害，在监狱中悲惨地死去了。

在中国的近代史上，郭沫若恐怕是最有才华，同时最有传奇革命经历的人了。他的天才光辉照耀着历史、文学、戏剧、考古等多种领域。同时，他又是中国近代革命史上几乎所有重大事件的亲历者。1924年，这位在五四新文学运动中名扬天下的浪漫诗人，在五四运动退潮后回到他留学的日本。为了养活五口之家，他在一日权当桌子的旧皮箱上，翻译出日本经济学家河上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没想到是这本书使他变成了“一个彻底的马克思主义信徒”，而在此之前，他“只是茫然地对于个人资本主义怀着憎恨，对于社会革命怀着信心……”果然，郭沫若的革命激情从此一发不可收拾。他受毛泽东之邀，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授课。不久，他参加了北伐战争。在武昌城下，他竟然冒着枪林弹雨和北伐战士一起冲锋。“四一二”蒋介石叛变革命前夕，他将生死置之度外，写了讨蒋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文辞激烈，在国内外产生巨大影响。后来，他又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并在部队转战途中经周恩来等人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起义失败后郭沫若携全家到日本。这期间，他在中国古代历史和古文字研究方面取得世人瞩目的成果，成为举世闻名的学者。抗日战争时期，郭沫若回到上海，以无党派人士的身份在国民政府任文化第三厅厅长。这期间，他在从事救亡文化运动的同时，创作了大批历史剧，写出了一批影响深远的历史学、考古学论文。因家民族的危亡时刻，往往是郭沫若才思奔涌、学术成果最灿烂的时期。他似乎特别善于在学术研究中贯注革命激情和他的人文理想。或者换个说法：郭沫若的那个浪漫、叛逆的灵魂，和变革社会的强烈愿望，是他火山喷发般创造力的源泉。新中国成立后，作为继鲁迅之后最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旗手，郭沫若担任了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文联主席、人大副委员长、政协副主席等许多重要职务。

但是，郭沫若和他的家人却使我感到过迷惑。大人们朦朦胧胧的言谈中，总使我感到异样。比如他在1928年到日本去的事情，虽然正式的说法是由周恩来安排的，但是有人并不完全那么认为，他们说那实际上是脱党，是在革命最艰苦的时候对革命失去信心的表现。

大约是1960年，在中南海怀仁堂上演一部新编历史剧。这是郭老写的一部为曹操翻案的戏，由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上演。以后，郭老又写了《武则天》，为女皇帝武则天翻案。说实话，我那时不到十岁，根本无法很好理解剧情，更不要说理解对历史人物如此复杂的评价了。散戏之后，大家正在退场，一位将军对他旁边的人半开玩笑地大声说：“曹操如果像郭老写的这样好，我就介绍他入党。”当时康生也在场，我看到包括他在内的许多人都笑了。毫无疑问，当时那位将军和他周围的人都是非常“自己人”的，康生是非常权威的革命理论家。我不记得郭沫若先生当时是否在场，但这种玩笑中包含的轻佻和不以为然，以及周围人对这种玩笑心领神会的响应，却留在我的印象里，对我的判断力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说来难以置信，我们这些小孩子竟然也会势利地在这种玩笑中辨别出一个人在党内的地位是否重要。

假期我们会有跟随爸妈和其他长辈去外地度假的机会，一些名山大川，或者刚刚建好的水库、电站，都会有郭老龙飞风舞的题字。大人们有时会用一种调侃的口气说：“又是郭老的。”

郭家的二儿子郭世英是小青哥哥踢足球的朋友，有一次，小青哥哥回来忽然振振有辞地背起诗：“从长沙到湘潭，坐汽车三小时半，真方便……”说这是郭老的新诗，随即又摇头晃脑地说：“郭老，郭老，诗多好的少。”

爸爸喝住他：“不许胡说！”

小青哥哥委屈地辩解；“不是我说，是郭老二说的。”

后来听说，这句话是郭老自己说的，但是爸爸坚持不许我们这样议论一个德高望重的长辈，说我们乳臭未干，说我们才是：“真正的不通，不通。”

对于郭老的字、诗，对于这位大文豪所有盖世的成就，我们其实连基本的了解都没有。我们之所以这般放肆狂妄，是受了当时共产党内存在着的对知识分子轻视和不信任风气的影响吧。

但是我们不知道，与此同时，在许多知识分子眼里，郭沫若早已失去知识分子的独立性，只是个“党喇叭”。建国初期，他在关于武训传和红楼梦研究的讨论中，大写检讨。很多人认为这除了要过关，没有任何道理。1957年反右斗争中，他先是号召中国科学院的科学家们积极参加共产党的整风，要人家四面八方来拆墙。随后又投入反击右派，以《拨开云雾见青天》的题目接受报纸记者采访，希望右派分子不要自绝于人民。大跃进开始后，郭沫若主编了《红旗歌谣》，这个从年轻时起就以《凤凰涅褩》倾倒过无数人的浪漫派诗人，竟在这个头脑发热的年代写下如此头脑发热的诗句：“不见早稻三万六，又传中稻四万三……不闻钢铁千万二，再过几年一万万！”

实际上，我要讲述的是郭老两个儿子的故事。

郭世英是郭沫若和夫人于立群的第三个儿子，1963年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世英从中学时代起，就成为三好学生、党支部书记，进入大学后，他仍然担任团支书。世英对所学专业十分喜爱。入学不久，他和班上其他三个学牛张鹤慈、叶蓉青和孙经武组成了一个讨论小组，对一些哲学问题进行讨论。他们从世界的本质开始，讨论哲学的前途，比较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发展的背景和在历史上的作用，进而讨论两者的合理性孰大孰小。哲学真是门危险的学问，这些涉世未深的年轻人在认真的哲学思辨中，很自然地产生了迷茫。他们对共产主义理想的确定性，尤其是当时思想界流行的对学术问题的专横态度，对文艺批评的单一标准都产生了疑问。他们的小组频繁活动，还写了诗和其他文字的东西表达自己的情绪。这在当时的干部子弟和青年学生中都是惊世骇俗之举。更要命的是，为了表示自己探讨的问题都是未知数，他们给小组起名为X。不久，X小组的事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被一个同学检举揭发出来。这个同学的父亲在镇反运动中被定为反革命，关在监狱里。由于生计无着，这个大学生常常窘迫到饿饭的程度。世英同情这个同学的境遇，觉得他能上大学太不容易。所以接触得多，谈得也多。X小组里讨论的问题是非常有挑战意味的，其四个成员中，郭世英是郭老的儿子，张鹤慈是北大名教授张东荪的儿子，孙经武的父亲也是军队干部。所以，作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成果，这个由高级干部子弟和高级知识分子子弟惹下的麻烦事，在上上下下掀起了轩然大波。

先是经有关方面批准，X小组所有的成员被公安机关拘留，突击审讯，最后定了反动学生的罪名。郭世英被劳动教养，其他三个被判刑，送去劳动改造。对世英的处理比对其他二个人轻一点，恐怕还是由于他到底是郭老的儿子。遭受了这个挫折，世英真诚地检讨自己的错误。他在黄泛区的一个农场里努力劳动，希望通过痛苦的磨练重新做人。后来由于表现好，提前解除劳教。但是世英表示不愿意离开他的种棉花的师傅，希望在农场继续呆下去，为改变当地的落后面貌贡献青春。后来在家人的劝说下，同意到中国农业大学学习。

记得我在北戴河海滩上看到过世英，他被太阳晒得黧黑，人很瘦，也很沉默。他自己在海里游很远，上了岸就从沙滩上拣起自己的衣服去冲澡，不和我们这些在沙滩上懒懒晒太阳的人多搭腔。

世英的弟弟叫民英，从小兴趣广泛，聪明过人。他酷爱音乐，竟然凭着自学考上了中央音乐学院。在学校里，才华横溢的民英十分引人注目。他从家里带去一架盘式录音机和同学们一起欣赏喜爱的西洋古典音乐。那时候拥有录音机是不寻常的事。音乐学院的一位学生就此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反映说音乐学院的一些干部子弟搞特殊化，拿着家里的录音机到学校里听西洋音乐，崇拜“大（人）、洋（人）、古（人）”（毛泽东语），宣扬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毛泽东很快批了这封信，说：“类似这样的事应该抓一抓。”

看上去，郭家两兄弟很不幸地碰上了有告密嗜好的人。实际上，这两个告密的年轻人，具有革命青年的典型特征，集中代表了那个时代的价值观念，即革命和革命化是社会生活和生存的唯一标准。毛、周两个伟人对这件事情的反应，也说明对全社会、全民族实行革命化管理这件事，在他们心中有多么重要的地位。郭家两兄弟是生在大树下的两棵小草，在父亲郭沫若这棵大树的庇护卜，还遭到了如此无情的风雨。可以想象，在那个全社会进行革命化无产阶级化的时代，有多少青春才华受到摧残。

身心交瘁的民英只想离开音乐学院。再去学什么呢？有世英学哲学的例子在前，文科是万万学不得的，学理工科吧，民英已经学了两年音乐，理工的基础课又跟不上。思来想去，郭沫若夫妇决定按照儿子的意愿，把他送去当兵。民英从小向往浪漫的航海生活，希望做一名水兵。那时候，部队是最革命化的地方，心乱如麻的父母亲也希望儿子能在解放军军营里渐渐适应革命化的社会生活。他们找到我爸爸，希望他能够助一臂之力，因为他正在军队任总参谋长。爸爸很快替郭沫若夫妇安排好了这件事，把民英送到了一个经过挑选的海军部队。

一开始，民英表现得不错，尤其他在文艺方面的特长使他在部队的战士演出队里发挥了很好的作用。这一段时期，民英也许还是愉快的，他甚至已经成为中共预备党员。可惜好景不长，一年后，“文革”开始了。由于对运动不理解，民英原本需要休养生息的精神世界又陷入了深刻的矛盾和痛苦。没有人注意到这个敏感的年轻人正处在孤立无援的危险里。1967年4月里的一天，民英突然自杀身亡。对于所有的人来说，事情发生得太突然，因为前一天，民英还在参加战士演出队的排练，没有人知道民英是怎样下定决心的。

我翻开这段历史，注意到民英30年前离开这个纷乱世界的时候，毛泽东正把“文革”的大火烧向全国。他已经接见了八次红卫兵，并向造反派们发出“你们要关心国家人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全国各地的造反派在上海“一月风暴”②之后，纷纷开始夺权。所有的政府机构和中共的党组织实际上已陷入瘫痪。在一片红色恐怖之中，像老舍、傅雷这样的文化名人都已惨遭厄运，命归黄泉。尽管郭沫若先生在“文革”一开始，就表了态，要在革命的群众运动中滚一身泥巴，沾一身油污，甚至要沾一身血迹，要向帝国主义分子甩几个手榴弹③，并且要求辞去科学院的一切职务、但此时他充其量只是一个幸存者了。

世英所在的农业大学里各路造反派们开始为争夺“文革”运动的领导权而大打派仗。世英“文革”前由于怀疑共产主义理想被劳动教养的事又被翻出来，他被当做反动学生，先由造反派管制。后来，造反派则私设公堂，对他进行严刑拷打。当时的详细情况，已经没有人知道，听说周恩来在世英死后曾派人调查，但也没有任何结果。这种事情，发生在那个无法无天的年代，注定要石沉大海。

仅仅一年，在铺天盖地的政治风暴中，郭沫若家接连失去了两个刚刚成年的儿子。

事后，周恩来曾痛心地对郭沫若全家说：“世英是为我而死……”

我是在多年以后听到这个说法的，但是这句话还是让我大大地吃了一惊，正因为我不知道这话到底是指什么，我才百思不解。我的长辈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像世英这样花朵一样的青年要为了父辈而过早凋谢？

从我懂事起，最陌生的情感就是怀疑。父辈们是一群职业革命家，这些被称为职业革命家的人，忠于社会不断进步的理想。他们相信在冥冥中有一种放之四海皆准的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