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是林黛玉和贾宝玉的关系一样，“因为太好了，所以就常常发生‘不预之隙’，所以就是又要好，又要吵。”
妈妈觉得叶群的话实在有些不伦不类，就尽量转换话题，不想叶群的兴致更加高涨起来。她说：“101这个人实际上是非常重友情的。你知道罗荣桓当年的政治局委员是怎么当上的吗？罗在东北可没做什么事情，天天担架上抬着。可101还把功劳分给他一半。开大会的时候，101从前台跑到后台，满头大汗，就是去说服一些人，要不然，罗荣桓的政治局委员根本当不上。”
爸妈一向尊重罗荣桓同志，认为他实在是党内不可多得的忠厚长者。妈妈觉得更不应该这样议论一位已经过世的同志。叶群见妈妈不喜欢这个话题，就说：“你们为什么不送点东西给我们呢？”妈妈很吃惊地说：“没想到什么合适的东西呀……”叶群说：“就是送张照片也好嘛，你们那些孩子多好，活泼，不像我们家的豆豆和老虎不开展，不活泼。”妈妈说：“好吧，我回去捡几张合适的照片送来。”
谈话总是不太融洽和热烈。叶群提议到院子里去走一走。刚走出客厅，叶群就大喊：“秘书，拿剪刀来！”
5月份是花开的时候，院子里的牡丹和芍药都开得正好。叶群手持一把大剪刀，咔嚓、咔嚓把那些花朵都剪下来。这时爸爸和林彪一起走出来，他们谈完话正在告别。妈妈赶紧和爸爸一起登上汽车。两人都已在车上坐定，叶群追出来把那一大抱花从车门里递过来。妈妈说：“这么好的花，你们留着看吧……”叶群则一迭声儿地说：“大家看，大家看。”妈妈无可奈何地把花接在手里。
在汽车上，妈妈问爸爸今天都谈了些什么，爸爸说和昨天的意思差不多，让我永远忘掉这件事。话虽这么说，可妈妈仍然感觉到爸爸很忧郁，也很沉重。她把刚才叶群的谈话告诉给爸爸，尤其是关于罗荣桓元帅的那一段。妈妈说：“叶群这样子实在太不对，太庸俗，不像个党员说话。”爸爸沉吟了一下，对妈妈说：“这个话不要出去说，千万不要出去说，这个话是会影响团结的。”
那天爸妈回到家里，我们看见妈妈拿回来那样一束大得不寻常的花，都高兴起来。因为我们都知道妈妈最爱花。但是妈妈后来告诉我们，她觉得那些花一点意思也没有。头一次，美丽花朵在她眼里失了颜色。
后来，妈妈找了几张弟弟的照片送去。叶群回电话说：“101喜欢极了，马上装了镜框放在办公桌上。”我记得，我们也收到过叶群回赠的小礼物，是一些在那个年代里不多见的漂亮的塑料小钱包、小手袋。那上面的娃娃人形，都镶着会动的眼睛，我大概曾经非常喜欢这些小东西，所以到今天还记得它们的样子。
根据档案记载，林彪和叶群早在上述事情发生以前，就．已经下了整掉爸爸的决心了。1965年5月20日，他们授意几个秘书联名写了揭发爸爸的材料。6月间，叶群又授意海军政治部负责人写了揭发爸爸的材料。这些都锁在叶群的保险柜里。什么鲜花啦，装上镜框的照片啦，都是演戏。是为了在他们没有做好充分准备之前，稳住爸妈。
这以后的一段时间，爸爸的日子就更难过了。最难的就是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去向林彪汇报工作。原来规定的五条好像很明确，但实际上完全是一团乱麻。你若事前不打电话，车子开到门口，就说身体不好，不见。事前打电话，就说，不是说了吗？汇报用不着事前联系，要来就来。真的去了，又说，总是搞突然袭击，没有思想准备，搞得一个病人心惊肉跳满身大汗。那么下次就再打电话。又说打了电话头天就睡不着觉，一晚上都失眠。汇报时间短了，就说匆匆忙忙，敷衍了事。时间长了就说故意搞疲劳战，想把人累死。
1965年八一建军节后，爸爸从北戴河给在大连的林彪打电话，要去汇报工作。林彪处回电话说：来吧。爸爸不敢怠慢，那天天气很不好，大连方面大雨滂沱，但爸爸坚持起飞，冒着倾盆大雨赶到了林彪的住处，连汽车几点几分开到大门口都是事先联系好的。那次林彪倒是见了爸爸，但事后硬说爸爸的汽车开到门口林彪才知道，是又一次突然袭击。总之，每次去汇报工作，林彪都未就工作的实质内容发表什么实质性的意见，就是在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上纠缠不清。
我曾经非常奇怪，对于林彪和叶群的这种种恶劣做法，爸爸为什么能够忍耐。就当时爸爸和毛泽东、周恩来两人的关系而言，爸爸完全可以告他们一状，而且可以告准。但是爸爸却忍辱负重。后来，他对我说：“一直到坐了林彪的班房，我还认为是毛主席和林彪对我的误会。”这才使我恍然大悟：爸爸根本没有想到他的革命生涯中会发生这样一件离奇的遭人陷害的事。这种阴谋手法完全在他常识之外。所以，他本着老一套尊重上级，维护团结的精神，拼命躲避着射向他的明枪暗箭，心里头最惴惴不安的，是林彪，后来是毛泽东对他的误会。
就算爸爸做梦的时候能想到林彪陷害他，但他绝不信，毛泽东会改变对他的看法，他原以为，毛泽东对他的信任是一块谁也搬不动的大石头，这是爸爸从开始起，就对林彪的种种恶劣表现姑息忍让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但是，爸爸很快又挨了当头一棒。
毛泽东自己倡导的阶级斗争不断升温和扩大化反而使他自己对中国形势的担忧和焦虑达到最高点。早在1965年，阶级力量的对比在毛泽东的眼里已经呈现出一幅可怕的图景。按照他的说法：
农村政权有三分之一以上不在我们手里。
工厂企业里一个相当大的多数，领导权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工人群众手里。
学校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
文学艺术界的大多数已经跌到修正主义的边缘。
中国存在一个吸工人血的官僚主义者阶级，党内存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党里、政府里和军队里已经混进了一大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1965年10月10日，毛泽东在同大区第一书记和大军区司令员谈话时说：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就造反。毛泽东认为，过去搞了工厂的斗争，搞了农村的斗争，搞了文化界的斗争，搞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都不能解决问题。现在，需要的是通过一种发动亿万群众，自下而上地揭露共产党的阴暗面。毛泽东扭转这一可怕形势的办法，这种他心目中酝酿已久的能够彻底解决问题的群众运动，就是“文化大革命”①。
1965年11月，天空已阴云密布，“文革”导火索已经点燃。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25日爸爸到了上海，当时毛泽东和周恩来都在上海。上海的各种报纸都在刊登有关评《海瑞罢官》的文章。当时的华东局书记陈丕显告诉爸爸，毛主席对北京各报不转载姚文元的文章很不高兴，并对他们上海的人说：他不转载，你们出单行本，看他转载不转载。毛泽东还交待了，什么人都不要讲。陈丕显说，他什么人都没有讲，但觉得爸爸可以例外。爸爸听了这个消息，叫秘书要了一本单行本来。26日下午，爸爸陪同毛主席接见柬埔寨的朗诺。在客人未到时，爸爸向毛泽东说：“评‘海瑞罢官’的文章，我要了一本，还未看。”毛泽东笑了笑，未说什么。
晚上，爸爸看到江青，江青也对爸爸说：“北京各报至今都不转载姚文元的文章，不知为什么。”还说：“现在在北京看家的是彭真。”
回到驻地，爸爸赶快给彭真打电话，他在电话上认真地对彭真说：“姚文元评海瑞的这篇文章我同毛主席提起时，主席笑了。估计主席是看了这篇文章的。我已经要《解放军报》转载，请你也考虑，如果北京的报纸不能同时转载的话，就先指定一个报纸和《解放军报》同时转载。”大约同样的时间，周恩来也向彭真打了招呼。所以，11月29日，《解放军报》和《北京日报》同时转载了姚文元这篇文章。爸爸对即将到来的“文革”和他本人面临的可怕灾难完全没有预感。他仍然以他老一套的方式，一心一意维护着毛泽东的个人威信，维护着他一向珍视的党的高级领导之间的团结。
爸爸做完了这些事情，心安理得地离开上海之前，对毛泽东说他准备到苏州去看林彪。毛泽东神情开朗地嘱咐爸爸：“去看看好，要他好好养，要养得像七千人大会的时候一样，能够做三个钟点的报告。”毛泽东情真意切地将这句话重复了好几遍。爸爸说至少到这个时候，他和毛泽东之间还是晴空万里。爸爸万万没有想到，这是他最后一次见到他爱戴和追随了一辈子的伟人毛泽东。
在苏州，林彪不动声色地接见了爸爸。听说爸爸的到来，叶群星夜从搞四清的地方赶回来，在近旁的一间屋子里偷听。爸爸像往常一样向林彪汇报了工作。临走时林彪问爸爸身体怎么样。爸爸说，还好，只是最近闹牙痛。林彪说，牙痛要吃莲子炖鸭子，一吃就好，豆豆几次牙痛，一吃这个就不痛了。
整个谈话过程，爸爸没有感到林彪有什么不满意和不高兴，反而觉得这次和林彪的谈话显得比往日轻松些。
妈妈不放心，稍后曾在电话上问爸爸：“今天谈得如何？”爸爸说：“谈得不错。”妈妈又问林彪的身体怎样。爸爸说：“比我们在大连时见到的样子好多了。”
这时候是11月27日，离召开整爸爸的上海会议，仅仅十天。
我刚才已经说过，就算爸爸做梦的时候想到了林彪陷害他，他也绝不信。毛泽东会动摇对他的信任，他更不信。这个变化在他离开毛泽东的第四天，即11月30日的五个小时之内由叶群出马完成。但是这样的事情却真的发生了。
11月30日，林彪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
主席：
有重要情况向你报告。好几个月重要的负责同志早就提议我向你报告。我因为怕有碍主席健康而未报告，现联系才知道杨尚昆的情况②，觉得必须向你报告。为了使主席有时间先看材料起见，现先派叶群送呈材料，并向主席作初步的口头汇报。如主席找我面谈，我可随时到来。
此致
敬礼！
这封信甚至对爸爸连名字都没有提起，但林彪让叶群带给毛泽东的随信附去的11份材料除一份是刘亚楼给爸爸的信之外，全部是揭发爸爸的材料。
在1965年以来的一段时间里，林彪在部队一些单位建立了联络员，即选择了一些人，使他们可以越过一切机构直接同林彪和叶群联系。林彪和叶群为整倒爸爸与他们个别交底谈心。有时叶群为了表示对某人的信任，在爸爸来到他们家里向林彪汇报工作的时候，让这个人藏在另一屋子内偷听。这些人中有些听完林彪叶群的交底后没有行动，但也有一些人对林彪表示效忠，因为这样的事情在党内屡见不鲜，事实早就证明，在党内斗争中使用这种手法是有效果和有利益的。
这些材料里有林彪授意当时在海军工作的李作鹏写的。有当时总参作战部副部长雷英夫在林彪、叶群向他交底之后，他主动写的。但他太迫切地想讨林彪和叶群的欢心，在材料里把自己说成是对爸爸观察了六年，早就独立发现爸爸有问题的人。这使得他在林彪叶群倒台以后颇有一点被动。如果篇幅允许，我在事情进行到那时，也许还会写一点他的故事。
关于叶群带着这封信，到毛泽东那里都说了些什么。由于林彪和叶群非常有先见之明地采取了口对口的告状方式，没有留下任何文字档案，现在，所有当事人都已经作古，我原以为，这会永远成为一个谜。但历史的机缘有时非常神妙。1996年9月，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了《张耀祠回忆毛泽东》。张作为当年中央警卫团主要负责毛泽东警卫的领导，是这一事件的准当事人。在这本书里竟然有整整一节叫做“叶群向毛泽东密告罗瑞卿”，活画出当年叶群向毛泽东密告爸爸时，一些人物的形象。不可不读：
1965年10月，毛主席住在杭州汪庄。这里环境清幽，是一个休闲和思考问题的好去处。也正由于杭州山青水秀，中央的很多会议都是在这里召开的。我们的第一部宪法就是毛主席在1953年带一批文人在杭州起草的。
1965年11月下旬，杨成武同志住在杭州空军疗养院。一天，他给我打了一个电话，约我到他那里去一趟。
接到电话的当天下午我就去了。
到了他的会客厅，见了面，没有说几句话，叶群笑容满面地进来了（叶群是1965年11月下旬来杭州的）。
叶群开门见山地对我讲：“我这次来，是林彪叫我带来一封面交主席的信，请你带去交给主席吧！”
我接过信说：“好，我交给主席。”当即将信装进衣服口袋里。
这时，叶群神神秘秘地离开了会客厅，出去了。过了一会儿，她又折了回来，对我说：“我给林彪打了个电话，林彪说，信要我当面交给毛主席。”
我说：“好，你当面交。”我将信又还给了她。
当时，我琢磨不透，叶群怎么这样变化无常，这里面肯定有鬼。我心里老大不快。
这时杨成武对我说：“很久没有见到毛主席，很想看一看毛主席。”
我说：“我给你向毛主席报告一下。”
我没有别的事，便告辞了。
回到主席这里，我将上述情况向毛主席做了报告。
毛主席“噢”了一声，没有讲别的什么。
第二天早上5点多，护士长吴旭君通知我，要我立即打电话告诉叶群，主席要见她，叫她快点来。
我给叶群打了电话，便站在大门口等她。不多会儿，叶群来了，进了头道门，我对叶群说：“谈话不要超过两小时，主席还没有睡觉。”
谈话进行到两小时，不见叶群出来。我进去催了第一次，我说：“已经谈了两小时了。”
到了三个小时，我进去催了第二次，我说：“已经三个小时了。”
时间已过四小时二十分钟了，我实在耐不住了，又进去催了第三次：“已经谈了四小时二十分钟了，主席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