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不失时机地明确表示自己的看法。二是使用“我们”这个模糊的人称代词，有时候好像是指她自己，有时候像是在指她和林彪，还有的时候让人觉得是某些神秘的人甚至是某层组织。比如她说到“九·一三”事件的时候，就说“我们对这个事有觉察，就一一找驻地工作人员谈，要他们防范”。我问她：“‘我们’是谁？”她说：“是林办里一些我们平常有相同看法的人，都是有经验的干部。”但是有一点很清楚，这个“我们”里绝不包括叶群，她提到叶群的时候总是非常确实地使用叶群这两个字。而且反复说：“叶群这个人政治品质不好，投机心理强。”
我问她“九·一三”事件是不是她先向周恩来报告的。她说是。我又问为什么。她说林彪是个马克思主义者的同时更是个坚定的爱国者，他根本不会同意离开自己的祖国，林彪是被迫登上飞机的。我的脸上一定是露出了不相信这种说法的表情，于是豆豆开始比较连贯地叙述这段往事。
豆豆说，1971年9月12日晚上，为了不引起注意，叶群让她和张清林举行订婚仪式。工作人员都在北戴河中直疗养区的96号楼看电影，林立果从北京带着一架空军的三叉戟飞机来到。豆豆问他北京情况怎样，林立果含糊地说那帮人成不了气候，还告诉豆豆，明早可能飞广州，要她准备一下。豆豆说在这之前，她和老虎谈过一次话，知道他们认为毛泽东南巡以来的形势对林彪非常不利，老虎有到广州，并把林彪和“黄吴李邱”都弄到广州去的想法。豆豆劝他不要这样做，但老虎说，林彪已经时间不多，不被整死也得被拖死。后来林立果自己去了北京，豆豆便和驻地工作人员一一淡活，让他们做好各种防范工作，保护首长的安全。这次豆豆听老虎说要去广州，就知道事情不好。她回去告诉张清林如有人来找，就说她上厕所去了。然后，她跑到离96号楼不太远的8341警卫部队的驻地，对副团长张宏说，林立果要劫持首长飞往广州，要张宏转报中央和周总理。张宏一开始没把她的话当真，以为他们姐弟之间闹意见，还劝了她半天。直到她第二次跑来报告，张宏才半信半疑地要通了当时8341部队长张耀祠的电话。这时候，豆豆已经第三次十万火急地来报告了。豆豆说，为了使叶群和林立果带走林彪的事情不能得逞，我们还向警卫部队提出了具体预防措施：让一辆大卡车把路堵死，或者砍一棵大树把路堵死。先让警卫部队把联峰山④的路封锁，如果还是堵不住就封锁去机场的路。豆豆说，我们的防范措施当时警卫部队的领导都答应了，可是当林立果和叶群把林彪带上车的时候，这些事情都没有人去做，致使林彪的车一直冲到机场。豆豆说，为什么北京迟迟不答复我？为什么他们答应拦截却又不拦截？
豆豆的话使我十分震惊，因为当时我不仅不能接受她对林彪马克思主义者和坚定的爱国者的评价，更无法相信这种我认为根本不合逻辑的说法。作为堂堂全国军队副统帅的林彪，竟会像一个没有行为能力的病弱孩童，“被迫”上飞机。如果这个父亲不愿上飞机，他可以有一百个强于他女儿提出的，又是砍树又是堵车的办法。无论是8341部队，还是他的贴身侍卫们都会毫不犹豫地听从他的指挥。他只要一个眼色或者作出任何一种他正在受到强迫的暗示，就会马上引起警觉，改变局面。历史事实是，林彪自始至终没有这样做。
我注视着面前的豆豆，在叙述中她的脸上很少表现出喜怒哀乐，语气却是肯定和不容质疑的。灯光下，我看见一种坚定的神情在她眼睛里闪烁。我再一次想到豆豆从小在这个阴暗的家庭中表现出来倔强性格，想到叶群和她奇特的母女关系，以及由于她的报告导致“九·一三”事件最后以机毁人亡告终。我想到这所有事件的悲剧性，再一次为豆豆竟然承担起了这一切人世间最难以忍受的痛苦而震惊。她用什么信念才能支持自己的生命？如果没有一种非她存在不可的理由，如果她不是有意无意地进入以上这种认为林彪是一个爱国者，是被迫踏上叛国之路的思维的话，她早就化成灰了吧。
豆豆一生中自杀过三次。
1964年豆豆在北京大学读书，那一年她才20岁，她吃安眠药自杀，被人发现，送到医院抢救过来。这事我们当年就听到过，爸妈议论的时候都说豆豆这孩子需要多关心多爱护。而对于正在努力做合格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我来说，却是难以理解的。我想不透还有什么事情比做合格接班人更重要，还有什么事情比“离党和人民的要求差得还很远”更使人沮丧。我们那时听到的理由是豆豆和她妈妈的关系不好，后来还听说，豆豆离开学校后进了空军报社当记者，接触部队和基层的革命实践使她进步很快，写出了很好的文章。豆豆刚才说她很怀念爸爸，说爸爸一直关心她和她的工作，不知道是不是就是指的这一段。豆豆告诉过我：林彪对毛泽东的弱点和党内生活的种种不正常是有深刻了解的。她说，1964年除了与叶群的关系之外，更重要的原因就是听了林彪一些对毛泽东的议论，一下子觉得不能接受，又万分失望她才吃安眠药轻生。豆豆说，很多最真实和知心的话林彪都和她说，林彪也说过，他只能从豆豆那里听到真话。
豆豆第二次自杀是1968年夏天，这时“文革”已经开始。叶群不知因何大怒之下毒打豆豆，据说把豆豆的头发都扯下来，还在豆豆门前大叫大喊，大骂粗话。听到里面一直没动静，推门进去才知豆豆已经又吃了大量安眠药。据说这次豆豆自杀林彪始终不知道，叶群瞒着。别人也没人敢说。⑤
豆豆那天跟我说：“九·一三”事件之后，她被从北戴河直接转移到北京的玉泉山，接受专案审查。专案组的负责人是谢敬宜。原来还把她当成“九·一三”事件的有功之人，后来就成了“林彪留下的钉子”，待遇越来越坏。她给毛泽东写信，后来周恩来见了她，待遇稍好。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开始，专案组对她的态度再次恶劣起来。“他们想要的东西我不给，我交代的东西他们又不想要，我的日子那一段最难过。”后来我知道，豆豆的第三次自杀就发生在这个时候。豆豆说：“九·一三专案是‘文革’最后一个冤案，牵涉和打击了许多不该牵涉和打击的人。”
我问她现在的情况如何，她说她的关系现在郑州的一个汽车厂里，这次回北京是为了向中央反映情况，并要求回到北京来。能够见到我她很高兴。她还问了我妈妈的情况，并说郝阿姨吃了那么多的苦，应该好好注意身体。她没有让我代问妈妈好，我原来担心她这样做。因为我不会向妈妈提起我见过她的事情，我知道，妈妈一定不高兴我见她，更不要说知道她持有以上令人吃惊的观点了。后来，我隐约向妈妈提起我见过豆豆的事情。还把豆豆那天谈话的主要意思告诉她。原来妈妈从王光美阿姨那里已经听到过类似的消息，豆豆去找光美阿姨，在要求解决自己问题的同时，把自己的一些看法谈出来，光美阿姨大约是觉得这些事情和我们家有关，就告诉了妈妈。我说完了，妈妈问我：“豆豆这是什么意思？”我说：“她的意思是：第一，叶群是坏人，林彪是好人，毛泽东是有缺点的人，尤其她讲爸爸在‘文革’中受到迫害时，这个观点最鲜明。第二，‘九·一三’事件林彪叛逃是被迫的，是被叶群和林立果挟持走的。第三，‘九·一三’专案的审理是江青等人一手把持的，是‘文革’中又一冤案。”妈妈又问：“你怎么看？”我说：“第三点也许还有点根据。”妈妈说：“连林豆豆都喊冤了，别人该怎么办？”我当然懂得妈妈的意思，她这样说当然有道理。但我又觉得事情绝不仅仅如此。
果然，最近对“九·一三”事件的议论渐渐多起来。不算那些捕风捉影的猎奇说法，以我见到听到的，以当事人或见证人的资格，用严肃的态度来回忆当时事件的观点和文章，主要分为两类：第一类，以歌颂立场，将“九·一三”事件作为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立下的伟大功绩。以汪东兴撰写的回忆录《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还有张耀祠等人的回忆录等为代表。第二类则散见在各种报刊上，多为当年在林彪、叶群身边工作过，后因“九·一三”事件受牵连的人所说所写，与豆豆的看法多少相同。
最近我又和豆豆见过一次面。我打电话约她出来吃饭，她很痛快地答应了。她现在社科院工作，家也已经搬到北京。再见到她时，觉得她和十年前相比显得轻松和开朗一些，≮我们备用网址：≯人也胖了点。我记得她有严重的肠胃过敏症，就问她能吃什么，不能吃什么。她说身体已经好多了，现在什么都能吃了。她说她现在很忙，单位里的领导对她也很好，她所在的单位属于社科院，近年来经济上有困难。她帮他们报批了一个出租车公司，给单位挣了一点钱，还帮助别人做招商引资的顾问。单位里许多事情要她做，所以挺忙。我说我最近在报刊上见到一些说法，说1965年上海会议的事情林彪根本不知情，他听说罗总长受批判时流了泪，还情绪激动地说要找毛泽东当面谈。有些人说是你说的，我想知道是不是你接受了采访。豆豆还是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临走，送了我一本书。这本书由官伟勋著，他是当年到林彪驻地帮助工作的空军政治部文艺处副处长。豆豆说：“我们觉得这本书写了一些实际情况，可以看。”我提到十年前那次见面时曾听她说关于“九·一三”事件她写过东西，我提出也想看看。她说，最近《炎黄春秋》上有一篇文章对“九·一三”事件的描述比较客观，说她会帮我找一本来读。后来，我拿到了刊物也读了文章。这些文字都是在回忆当年事件的基础上，直接或间接印证豆豆关于“九·一三”事件的三个观点。
“九·一三”事件恐怕还要被人们议论下去，但它更多的时候既不会被当做毛泽东的伟大功绩，也不会集中在林彪是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或者爱国者的问题上。像我这样，急于将这笔历史旧账挂在它应该挂在的人物名下的，多少有点像亲子寻仇的心态，也是绝无仅有了吧。今天的人之所以关心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是因为除了人人都有好奇心，人人都认为他们有权利把历史上发生的任何事情当做娱乐自己的资料之外，还在消闲之余隐隐约约地觉着，能够透过历史的迷雾看清一点东西，会使自己看上去比身边的大多数人聪颖和高明，会使自己在今日变化莫测的现代生活中具有更多见怪不怪，处变不惊的能力。
但是，“九·一三”事件对当时的中国人来说，毕竟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这个新中国建立政权以来最大的政治丑闻，使所有人对革命权威和领袖权威的信任一落千丈，“文革”理论一夜破产，毛泽东的个人神话戛然而止。
对我们来说意义更加重大。毛泽东的“文革”囚徒——罗瑞卿，一家人从此再见天日。
注释
①见席宣、金春明著《“文化大革命”简史》，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第1版203页。
②见《文化大革命博物馆》，东方出版社有限公司、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5年12月香港第1版455页。
③见《张耀祠回忆毛泽东》，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6年9月北京第1版105页。
④北戴河中直疗养区林彪别墅所在地名。
⑤参见官伟勋著《我所知道的叶群》，中国文学出版社1993年5月北京第1版。
27。等待重逢
如果黑夜把邪恶搜集暗藏起来，请把它们驱散……
——《失乐园》181页
一辆长途汽车在北京通往延庆的公路上颠簸着，车上坐着朵朵、了了和我。我们打听到自从1967年年底失去消息的猛猛哥哥现在那里的一个农场，就急急忙忙赶往那里。我们在车上没有多说话，很怕人家问我们上哪儿，因为人人知道我们要去的地方是个劳改农场。但在肚子里，我们都很焦急和不安，五年没见的“老猛子”会是什么样子呢？
“文革”一开始，妈妈最担心的就是他。他是我们兄弟姐妹中唯一不肯承认爸爸犯了严重错误的人。所以他的言行总带着一股桀骜不驯的劲头儿。规定我们每人的生活费不许超过每月20元，他偏偏要多花些钱买好吃的东西带给妈妈和我们，我们吃了东西，却说他不该这样做，老猛子不在乎，他老说：“看他们能怎么办？”爸爸住进北京医院的时候，只有他提出要去看爸爸，而且坚持去了。除了妈妈，我们兄弟姐妹中只有他在那些最可怕的日子里给过爸爸安慰。
他那时是清华大学的学生。1967年的岁末，妈妈和我们等他回家过新年。31号不见他的人影，转过年来还是没有音信。妈妈急了，让朵朵和我到清华去找他。结果他的宿舍里空无一人，他的床铺上也是空空如也。我们好不容易从一个匆匆过往的人的口里得知：“罗宇被公安局的人带走了。”那人问我们是谁，我们说是罗宇的妹妹，他说，那你们上公安局去问。我们去公安局信访办，和一大堆上访探监的人挤在一起等消息。最后有人隔着小窗户说：“人在我们这里，不能看，回去吧。”我们问能不能送东西，说：“什么都有，不用送。”我们很傻，没有经验，就真的以为什么都有。记得旁边有人答茬儿说：“送，送，只要能送就多多地送。”这些人当然是很有经验的，不过我们当时觉得自己租那些人不是一回事。谁晓得他们都是些什么样的铁杆反革命家属？所以我们是很耻于与他们为伍，他们的话差不多等同于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后来老猛子说他被关进监狱的时候是一身棉衣，后来就一直穿这身衣服。专案组的人还故意饿他，他饿得把木头桌子都啃得是牙印。如果我们那时能送点东西进去就好了。记得当时妈妈和我们知道他在公安局手里好像还觉着不是个最坏的消息，因为我们已经听说许多“黑帮”子女落到造反派手里被打死或者致残的消息。后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