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自己离规范和真正的优雅还有多远，而且我发现已经从几天以来的坏心情中彻底解脱。方大夫身上那种朴素又高深的博爱，使我对医疗职业有了一种全新的，类似宗教一般圣洁的感情。每次回想起那天方圻大夫出现我面前的时候，我就怀疑我看到了医学的上帝，否则怎样解释那种心灵的被照亮，那种好像听到音乐一样宁静？应该说我在协和医院多次看到了医学的上帝，张主任、方大夫还有邵大夫这些人在临床工作中都有一种上帝才有的魅力。我曾对别人说，他们在工作中不是人，不是医生，而是圣，是医圣。
总之，我并没有意识到在协和医院度过的这_段时光对我来说是十分危险的。由于过于自恋而对自己出生地存在非同寻常的好感，由于对一些临床专家的盲目崇拜，加上对于什么医学上帝的不伦不类的联想，使我产生了一种莫名其妙的对生命绝对价值认同。我开始坚定地认为：人的生命是最宝贵的。这种宝贵没有前提，没有任何附加条件。我结束一年的进修生活，走出协和医院这个神圣的医学殿堂的时候，脑子里就充满了这种想法。事实证明，我在以后的日子里根本没有成为那种头上带有神圣医学光环的人，充其量只当了一个平庸的医生。这是说，我只’学会了一些皮毛，比如说在接待病人的时候给对方尽可能多的善意，比如说在检查病人的时候使用最规范最优雅的动作，比如说在严格的规章制度里打转转儿，比如说在任何情况下固执地为我的病人争取“最好的医疗照顾”。但我当时至少认为，从此我可以在这个耀眼的光环里安身立命。
注释
①见《话说老协和》，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9月第一版，邓家栋文《内科大巡诊杂忆》。
31。失落的家族
1996年是爸爸九十诞辰纪念。74岁的妈妈带我们所有子女回到四川南充，回到已经被辟为罗瑞卿纪念馆的院落。在妈妈的带领下，我们在屋前种了一棵树，把从北京带来的爸爸的骨灰洒在树下，填上土。
种完树抬起头来的时候，太阳从连阴的云层中露出来，我惊讶地发现，一向陌生冷淡的祖屋这时候显得温存而亲切。这棵树以及爸爸灵魂的归来，使整个院子明亮起来。
曾几何时，我还认为祖先或家族都是奇怪的字眼，它们甚至带有贬意。记得我为加入少年先锋队第一次填写表格，听说我的爷爷奶奶和姥爷姥姥竟然都是地主时，我是多么吃惊和失望。
我的转变是因为另一个关于家族的故事。
70年代末，我在上海第二军医大学读书。按照当时时兴的做法，我们到江苏吴兴县一个名叫南浔的小镇开门办学。这江南小镇，像画和电影上看到的一样：一条水巷横贯全城，水巷两侧全是飞檐重叠，青脊白墙的旧式民居。
咸丰、同治年间起，清政府在西方列强的压力下被迫实行了五口通商。南浔作为浙北蚕桑业的中心市镇，开始逐渐繁荣发达。南浔以丝市贸易起家的富商大贾有几十家，盛况空前时有所谓“四象八牛七十二只狗”之说。我们去时，小镇往日的浮华已经无影无踪。它平静且寂寞，墙上随处可见的“文革”书画更让我们觉得它和中国大地上任何一个经过“文革”劫难的小镇毫无区别。
春节刚过。家家户户的门前挂着腌制好的猪头、火腿。奇怪的是，这小镇上几乎见不到年轻人或儿童的的影子，一串串的腊货下面是千篇一律的老头老太平静的脸，他们坐在竹凳上，仿佛已经坐了一百年。河上来来往往的木船，在他们麻木的瞳仁里留下唯一的活动影子。这小镇上的沉闷气氛让人受不住。尤其是课余饭后，我们真希望能找到一点可供消遣的东西。
星期日，我们一行四五个同学百无聊赖地在街上闲逛，内心怀着热烈的冒险愿望。不知不觉我们离开了那条寂寞的水巷，走到小镇的深处去。在一个绿叶特别葱茏的地方，我们忽然发现自己正站在一个被封闭的大园子跟前。两扇西洋式的拱形铁门上有一副锁链，锁有海碗大，铁链如小孩胳膊粗。同行者一致兴奋起来，因为这硕大无朋的锁链后面不会是太平庸和乏味的东西。
我们几个开始在门外大声叫喊。这地方看上去已经被封闭了那么久，没把握一定会有人。一会儿隐隐听见狗叫，我们遂坚信既有狗就有人，于是继续大叫不止。终于出现了一个步履蹒跚的老者，他踏着落叶，从园子的最深处现出苍老的面目，让我们觉得这是一个古老历史中走来的神秘的人。’也许是我们几个人都穿着解放军制服，而解放军在那个年代是最可以信任的缘故。也许是这鸠形鹄面的老者让我们感到惶惑，我们都没有多说话。这老者默默地替我们开了门，放我们走进一园子的静谧和清凄中去。
园子早已荒败，但它的规模却使人一眼看出，园子的主人曾经非常显赫和富足。园子正中是个不小的水池，多年没有疏竣，已经干涸了。池边的亭台楼阁年久失修，但仍然气势巍峨。散落在各处的太湖石，狼狈颓倒，但也依然保留灵、透、瘦的上品风格。不难想象，这里曾是一处怎样朗日繁花、月白风清的所在。我意识到，这座残破的庭院是一条通往小镇繁荣历史的隧道，这里曾经有过的生活，完全不是这小镇现在看上去的那般陈旧和庸碌。
园子北面的主要建筑是一座中西合璧的楼房。房门紧锁，窗上是厚厚的尘土，看不清里面的样子，所有建筑上的牌匾留有被人摘掉的痕迹，使我们无法判断到底来到了什么地方。
楼后面的几列平房竟然没有上锁，我挺高兴地走进去，藏书生涯，1924年购地20亩，斥金12万，建成这规模宏大的嘉业堂藏书楼。在这里，刘承干聚书57万余卷，18万册有余。刻书179种，2926卷，成就了中国近代藏书刻书史上最伟大的事业之一。按照曾在嘉业堂藏书楼任编目主任达八年之久的周子美先生说法：刘承干是“中国近代史上私家藏书最多，化费精力、金钱最多的一个，远远超过清代著名四大藏书家以及湖州的其他藏书家。至于藏书楼的建筑规模更为以上诸家所望尘莫及。”1951年，嘉业堂藏书楼被主人捐赠给浙江图书馆。刘承干则于1963年在上海病逝。
也许是刚刚结束的“文革”给整个社会留下劫后余生的恐惧。这个失去主人的凄凉家园，在我心头久久盘踞不去。那些在照片上留下精致华美形象的人们如今何在？似乎已经没有人能够以主人身份来讲述这个辉煌的家族故事了。这种恐惧和凄凉使我第一次强烈地产生了解自己家族的愿望，使我一时间觉得这是在吃饭穿衣之外第一紧迫的事情。
按说，中国人具有最充沛的崇敬祖先的情感，但家族的承传在近代中国却呈现出一副支离破碎的悲惨景象。虽然在儒家思想中家庭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是重要的道德载体。君子须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而后方能治国平天下。但实际上，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和至高无上的皇权，却使家庭显得脆弱可笑，不堪一击。历史上我们读到太多这样的故事，再发达显赫的豪门望族，只要龙颜震怒，就难免殃及九族，满门抄斩。更不要说朝代更迭，外族侵略，近代以来则主要是革命和战乱，使一般家庭遭到破坏了。所以中国人最乐天知命的理论中有：富贵如浮云，富不过三代之说。难怪曹雪芹一部《红楼梦》，虽只是他一家的辛酸破败史，但无论皇亲贵胄，还是贩夫走卒，都在里面看到自家的影子。成千上万的失落了家族的中国人，面对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动情动容，潸然泪下。
这是近代中国人面临的窘境之一：当我们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活生生家族存在的证据，找到家族传承的荣耀时，我们却找不到这个家族的主人。就像我在南浔嘉业堂遇到的情形。或者，人们虽然幸存在现代社会中，但已经失去了家族背景，显得那么没来由，那么孤立无援。对于我们，这些革命者的儿女，恐怕尤其如此。
实际上，我爷爷罗春庭的爷爷那一辈时还是个穷人。到我爷爷的父亲这一辈，渐渐富起来，买了房子买了地，才成为有头有脸的人。关于富起来的原因，传说很多。其中劳动致富的说法当然是我们比较容易接受的。中庸一点的说法是在东家的牲口棚里挖到了财宝。爷爷的父亲很有一点造反精神，他没让东家知道，不动声色地将财宝据为已有。还有的说法就带着月黑风高、杀人越货的隐喻，我认为基本不可信。
我们是富不到两代，到我爷爷罗春庭这一辈，家计又开始艰难。主要是世道年成不好，另一种说法是爷爷根本不懂经营之道，还染上了抽大烟和赌钱的恶习。这两个原因中到底哪个起决定作用？是因为爷爷抽烟赌钱，天生就是败家子，还是世道年成不好，使爷爷无法振作而堕落，没有定论。好像完全取决于叙说者是主观决定论，还是历史决定论。我是历史决定论，即爷爷完全是因为社会黑暗，奋斗无门，而绝望，而沉湎于烟毒和赌博的。因为我不愿意我的奶奶压根儿就嫁个无能的人，因为当年我奶奶在当地女界中可真是个少有的知书识理、美丽贤淑的人。
奶奶的父亲，也就是我爸爸的外祖父鲜锦堂是当地首屈一指的富裕地主。他的原配夫人去世早，只留下奶奶一个女儿。鲜锦堂后来又续了弦，续弦的妻子替他生了三个儿子。但奶奶始终是他的掌上明珠。他虽然广有田产，但自己不识字。早年，他曾出头揽过一桩公事，好像是替县上管理公家的谷仓，由于不识字被人做了手脚，丢官赔钱，头破血流地回到家里，发誓再也不出去做事，只在家里教育子女。奶奶天资聪明，心灵手巧，不仅做得一手好女红，还能读书写字，很被鲜锦堂看重。由于特别看重这个女儿，鲜锦堂一心一意要为她找个好婆家。谁想到挑来拣去，女儿的年龄忽地大了，只好忙不迭地操办起来。听说，媒人送到我们罗家来的喜帖，是奶奶亲自写的。罗家的长辈们看到这一笔秀丽的毛笔字就满心欢喜。下聘、迎娶，兴高采烈的罗家人，马不停蹄地办妥了一切事。洞房花烛夜，爷爷高大端正，奶奶眉目清秀，红盖头揭去，二人相见，喜不自胜。爷娘父母，亲戚乡里也莫不说他们是天造地设的一双。
奶奶在罗家做媳妇，上上下下没有一个不夸奖。不仅家务打理得井井有条，每逢春种秋收，粜谷买田，奶奶也都亲自过问，罗家的账本都是她写。奶奶天性善良，每遇邻居告贷，她总不肯让人空手而回。至今乡亲邻里中有口碑。总之，奶奶当时一定是一心一意要和爷爷好好过日子的，否则她不会在忙碌的白天结束后，又在油灯下写下那么工整清晰的账本。一笔又一笔，精打细算，分明是她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憧憬。
不知为什么，大约是在她连着生育了几个子女之后，爷爷忽然抽上了大烟，还开始赌钱。为还烟债、赌债，爷爷瞒着家里一次又一次卖田。这时候太爷爷已经去世，太奶奶和奶奶都无法管住爷爷。家里的日子越来越难过，奶奶的身体也从这个时候起越来越坏。她开始常年的咳嗽，后来吐血。但奶奶不是个软弱的女人，在我爸爸大约十几岁，他的下面又分别有了三个弟弟和三个妹妹的时候，奶奶作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她带着所有的孩子，离开了爷爷家，住到南充城里去了。奶奶这样做，首先是为了保证爸爸的教育，爷爷为了让爸爸早日挣钱养家，几次强迫爸爸中断学业。但奶奶的决定实在是一件惊天动地的事。多少年来，四川乡下大概没有女人敢于这样离开婆家，离开自己的丈夫。当然在这件事情上，鲜锦堂是帮了忙的。奶奶住在城里的房子和日常的开销，包括爸爸后来上学的费用都是他负担的。
鲜锦堂认为把自己的爱女也就是我奶奶鲜氏嫁给我爷爷罗春庭是他一生中最大的错误。由于他的大儿子早死，二儿子出门不归，三儿子年幼，总之三个儿子中都没有他满意的家族继承人，他就把顶门立户的希望寄托在我爸爸身上。爸爸身材高大，有胆有识，为人质朴忠诚，实在是个很好的接班人。另外，鲜锦堂想靠自己的财力把这个聪明的孩子抚育成人，也是对女儿的一种补偿，使女儿日后有个依靠。
平心而论，鲜锦堂对外孙是操心尽力，煞费苦心的。先是进鲜家的私塾，后人大林寺高小，再后又入南充县立高中，都是他出的主意，他出的钱。这些学校在当时当地都是最高学府了呢。方圆百里，鲜锦堂以吝啬出了名，平日自己的饮食起居简单极了，但是对爸爸他还是肯花钱的，不仅给学费、零用钱，而且他还要爸爸穿得像样子，举止像个上等人。无论小学、中学，爸爸的衣着齐整是人所公认的。而且，爸爸的许多豪爽之举，例如同学们上街吃茶，爸爸总是争开茶钱之类的事情，实际上是由他的外公鲜锦堂做了坚强后盾的。外公那些光宗耀祖、成家立业的话一开始爸爸很听得进去。在世纪初的中国乡村，这些道理朴素真诚。所以，爸爸学业勤奋，成绩优良。这段时期，这一老一小至亲骨肉之间的关系十分融洽，因为维系这种关系的毕竟是一些很紧要的东西。老的是小的衣食父母，小的是老的希望所在。只是在后来，当爸爸自己有能力去考虑人生中的一些问题时，事情才起了变化。
表面上看，爸爸和外祖父之间的激烈冲突，一开始是为了演戏。爸爸演文明戏一开始也不完全是为了宣传革命，只因为他始终是个狂热的戏剧爱好者。
四川的戏叫川戏，是清朝雍正、乾隆年间由外省传人的昆腔、高腔、胡琴等较大民间剧种与四川当地的小戏“灯戏”共同发展而来。它用四川方言演唱，表演诙谐细腻，曲调丰富高亢，文辞又极为优雅。尤其是那种把底气顶到脑门儿上，一开口惊煞四座的高腔，更叫人听一回永不忘记。
爸爸从小就是戏迷，戏文里那些在民间流传了上千年的忠臣烈女、英雄豪杰的故事常使他心驰神往，不能自己。有一回，他和一群小学同学赶了很远的路去看戏，看到忘情处，众人皆唏嘘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