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夜行独侠
序章
断章一 天罗地网
“庄烈帝(朱由检)怀疑自己手下的大臣,(他用)王德执掌东厂,以惨烈刻薄的手段辅佐自己,吴孟明管理锦衣卫,只是随东厂意愿而动,不敢有着丝毫违抗。而镇抚司的梁清宏、乔可用朋比为恶,只要是士绅富豪人家,必定会有(缇骑)往来侦缉踪迹。所以(这些人)都早睡晚起,起来也不敢多说话,听说有厂卫的人来了,有如大盗登门抢劫一般……稍有拂逆他们的地方,立即百般构陷,找出只言片语的过失,往往株连多达数十人……”
——《明史·刑法志》
断章二 人情冷暖
槛车尘逐使车辕,一路知交尽掩门。犹喜多情今夜月,斜窥树隙照离尊。
——被杨涟连累,抓至锦衣卫诏狱的顾大章,写于押送京师途中。杨涟之事详见第六章
断章三 镇抚司狱
锦衣卫镇抚司诏狱不比三法司。诏狱设在地下,牢房的墙壁厚达数仞,即使隔壁声嘶力竭地呼喊也听不到。探视之人送进来的东西,必须经过好几次查验,如果送的是食物,犯人拿到手的不过十分之一。诏狱还不许点火,即使严冬,也得吃冷饭,穿凉衣。家人不但不能进入,也不许见面,唯一能见面的地方只有审问时的大堂,只有那时可以在堂下遥遥地看上一眼而已。
——明人笔记《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一
断章四 亡国之由
明不亡于流寇,而亡于厂、卫。
——明·沈起堂《明书》
一、皇帝的私兵
宰相太擎肘
1368年正月,朱元璋建立明朝,定都应天府也就是后来的南京,当年八月,明军杀入元大都也就是后来的北京城,正式宣告取代元朝成为中华之主。
打下江山不忘旧人,朱元璋在立国之初就大封功臣,洪武二年正月,他还下敕给中书省,里面说道:“诸位文臣武将,不惜抛头颅、洒热血,九死一生,开疆拓土,建立大明朝。遗憾的是,有些功臣含辛茹苦,但却过早地去世,令朕深感痛心。为此,朕命令相关部门,在鸡笼山上建立功臣庙,封其爵位,并塑像祭祀之。”
从来皇帝封功臣,最大奖赏莫过于死后配享太庙,让后世皇帝也时常祭祀怀想,功臣名爵可与整个王朝相始终。朱元璋却别出心裁,在配享太庙之外,另立一个单独的功臣庙,把和他一起打天下的人按功劳分成三六九等,供在功臣庙里受人间香火。鸡笼山功臣庙位于今天的江苏省南京市郊,在朱元璋之时,就是位于首都郊区,得入功臣庙,在当时的文臣武将来说,乃是所谓从龙功臣莫大的荣誉。
从洪武二年诏建功臣庙,到洪武八年,功臣庙里一共供奉了三百零九位功臣。彼时已经死了的功臣塑像祭祀,还在世的则虚位以待。然而活人接受香火,总不是件让人愉快的事情——和死人在一起排座次受香火,莫不是也把我当成死人么?这种想法自然只敢在功臣们的心里绕一下,很快就得驱散开,更不敢说出来——又不是真的想死,何必说出来找死呢?
大明朝刚刚建立,功臣们分得高官厚禄,尤以中书省之官最为显耀,却也最为朱元璋所忌惮。我们所熟知的明初文臣之首莫过于刘基刘伯温,在民间传说中,此公既有济世之才,也有通天之能,五行八作、阴阳卜卦无所不晓,是个可与《三国演义》里的诸葛亮相媲美的神仙或者说妖人一般的人物。但实际上,朱元璋最为亲近和信赖的文臣却并不是刘基,而是李善长。
最先做上宰相位置,和朱元璋的皇权发生冲突的人,也正是李善长。
李善长在朱元璋的功臣中,是非常特殊的一位,他的际遇,正可以看出朱元璋对于功臣们的心理变化轨迹。
李善长投奔朱元璋那一年,已经是一位四十岁的小老头了。当时义军四起,有雄心者如朱元璋、陈友谅等等,内心都存着“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狂野想法,而对于李善长这样的文人来说,他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不是当君主的材料,但和诸葛亮自比管仲、乐毅一样,当时像他这样的小知识分子的最高追求,莫过于辅佐一位明君复兴汉家天下,成为千古留名的贤臣、名臣。
现在我们无从得知李善长如何度过他的童年与青年时代,我们只能看到的是,他站在朱元璋面前,朱元璋问他:“我们现在到处打仗,你看什么时候才能平定天下呢?”
面对那位相貌丑陋,比自己小上整整十四岁的青年将领,李善长从容作答:“秦末乱政,刘邦起自布衣,他胸襟豁达,知人善任,且不嗜杀,只用了五年便得到天下当了皇帝。现在的情形和秦末相似,天下四分五裂,你是濠州人,离刘邦起事的沛地不远,山川相连,王气在你。若能效法刘邦,则平定天下不在话下。”
这一番话,既真实地看到了天下的形势——四分五裂;又展示了通向成功之路的方法——知人善任且不嗜杀;更重要的是,巧妙地恭维了朱元璋本人——朱元璋起自寒微,比诸刘邦还远远不如,刘邦好歹还当过个小小的亭长,家里不愁吃穿,但翻遍史书,境遇差不多而又成事的皇帝只此一位,所以就以刘邦作比。当然所谓家乡比邻,王气相连之类的鬼话,朱元璋内心未必赞同,但在李善长的分析之下,他的雄心自然更为膨胀。要知道那时候朱元璋只是濠州帅郭子兴帐下的一员部将,本分之心应该是辅佐郭子兴才是,而李善长竟然当面说出效法刘邦的话来,朱元璋不但不治李善长的妄言之罪,反而留下这个书生,从此倚为心腹,其心意究竟如何,可谓昭然若揭。
这一段英雄际遇,直可上追诸葛亮初见刘备时的隆中对,同样是对天下大势的合理分析和成功路线的正确把握,同样是君臣一见倾心,从此效忠不二。但时光已跃千年,刘备与诸葛亮君臣关系的善始善终,并不能套用在朱元璋与李善长之间。
李善长之于朱元璋,作用可比萧何之于刘邦、诸葛亮之于刘备,虽然不曾亲身上前线去指挥过战斗,但在后方积聚粮草、举荐人才、处理政务,所谓“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可称得上是朱元璋的左膀右臂。朱元璋对李善长当然也极为信任,在洪武三年(1370年)十一月第一次大封功臣的时候,统共只封了六名公爵,李善长身为文臣被立为首功,位在徐达、常茂(常遇春之子)、李文忠、冯胜、邓愈之上。这六公中,除了李善长,都是元末明初最著名的将领(或者遗孤),为实现朱元璋“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的目标而冲锋陷阵,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六公中本应有常遇春的,但他在洪武二年就已经去世,朱元璋并不因人死而忘情,让他的大儿子常茂承袭了国公的所有荣誉。顺便一提,常遇春的女儿是皇太子朱标的正妃,而常家也因此在以后的靖难之役中左右为难,无从选择,这是后话,暂且不表。
六位国公里有五员武将,在开国之时属于正常现象,但李善长以文臣之姿成为国公,且为六人之首,既可见李善长之功大,更可见朱元璋对他是多么的宠信。
李善长被封为韩国公,岁禄四千石,子孙世袭,另外授予他免死铁券,免二死,子免一死——你要是犯了死罪,注意,还不是一般的罪,出示免死铁券就可以保命。而且“免二死”,可以犯两次死罪,保两次命!“子免一死”,连你儿子犯了罪也可以不用死。
这是多么大的荣耀啊,我们可以设想,从此之后,这面铁券必定被供奉在李家最幽深最重要的宗祠里,作为李家的荣誉一代一代传下去,永远铭记大明皇帝的恩德,从而更为忠诚勤勉地为大明皇帝效犬马之劳。
当然,得到铁券的不只李善长一个人,“凡公侯伯封拜,俱给铁券。”——可笑的是,这道铁券日后看来,却仿佛是催命符,在洪武朝中后期的大屠杀中,有铁券的家族几乎全都卷入其中。
且说元朝末年,群雄并起,到处都是称王称帝的割据势力,但这些王呀帝呀的大多出身贫苦人家,不懂什么叫朝廷礼法,搁在我们大明太祖这里就更是如此——一个年少出家讨饭的游方和尚,他能懂得那么深奥的东西吗?
当然,既然建立了政权,进而自称皇帝,统一天下,就必须创建自己的礼法制度。朱元璋身边自然是少不了一大群文人谋士和儒学大家,不过大家都是元朝过来的,经过了近百年的异族统治,虽然人心思宋,但现实是所谓宋王后裔的小明王韩林儿就是个娃娃,而他身边包括朱元璋在内的文臣武将,也根本没人能说清楚所谓正统汉家朝廷制度是个啥样子。那么,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拿来主义——元朝怎么着咱们也怎么着。
明初的各项制度就是照着元朝有样学样,除了一些特别为人所痛恨的种族歧视政策,行政规划、朝廷礼仪,基本上全都是元朝的翻版。这其中,宰相制度也是保留元制的重要一条。正是这一条,很快就成了太祖爷的心病,也要了明初好几位宰相的性命,掀起无数的腥风血雨;也正是这一条,催生了对明朝政治生活影响至深的锦衣卫制度。
且说元朝的宰相,实际名称是“中书省丞相”,包括右、左两位正职“丞相”和几位副职的“平章政事”。中书省权力很大,“诸大小机务,必由中书”,宰相们所把持的中书省基本就是全国的政治中枢,而深居皇宫里的皇帝则只管签字画押,可以说,皇帝可有可无,诺大个朝廷,离开了他也照样运转。
元朝之所以会出现宰相权力超级膨胀的现象,也和蒙元皇位长期不稳定有直接关系。有元一代,从元世祖忽必烈1260年称帝开始,到1368年元顺帝妥欢帖睦尔被明朝军队赶出大都城,前后总共一百零八年,开国的元世祖在位三十六年,亡国皇帝元顺帝在位四十一年,而在这两个皇帝中间,仅仅三十一年的时间,竟然换了九个皇帝!这么算下来,黄金家族排排坐吃果果,九个皇帝,平均每人在位三年零三个月……皇帝走马灯似地换来换去,既可见元朝皇位斗争之激烈,也可从中看出,皇帝基本没有时间把握辽阔江山的真正统治权力——他们的精力都用在如何得到和保住皇位上了。
自秦朝设立宰相之日起,相权与君权的斗争就基本贯穿了此后数千年的中国封建史。元朝皇帝放任中书省掌握国家大权,实在是出于无奈之举——争皇位时一般都要依靠中书省的力量,得到了帝位又要防止别人来争,还要靠着中书省,当然,也有几个想自己拿主意的,但这样的皇帝下场理所当然地都挺惨。元顺帝在位时间倒是很长,而且初期还有心理事,但当时积弊已成,早没有了回天之力——伯颜、脱脱这对叔侄权相,就都出在顺帝朝。
到了明朝建立,为了方便实用,各项制度基本都沿袭元朝,中书省制度当然也不例外,但以朱元璋之权力欲旺盛,面对中书省的权力几近无限,两者间的激烈冲突就无可避免了。
从一个小小的游方僧直到君临天下,控制九州万方,朱元璋每一步都走得很辛苦,如今天下既得,大事小事却不得专断,反而要受中书省制衡,在朱元璋而言,自然是不能容忍的。
再说反元起事成功,朱元璋身边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个功勋贵戚集团,当年起兵之时,虽然不能像演义小说里那样,和各位兄弟歃血为盟,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云云……但毕竟是真刀真枪在沙场上干出来的交情。军营里、吴王府内外,朱元璋和徐达、常遇春、李善长、刘基,等等,也曾有过把酒共欢,发誓患难与共的时日吧。千里行兵、风餐露宿,朱元璋能在群雄争霸中脱颖而出,有徐达、常遇春这班武将的浴血奋战,也有李善长、刘基那群文臣的运筹帷幄,要说相互间一点感情都没有,那当然是不可能的。人总是念旧的,一条狗养的时间长了,死的事后,主人还免不了掉几滴眼泪,何况大家风里来雨里去的那么多年呢?
然而从来共患难易,同富贵难。开国皇帝为了皇位的稳固不得不大杀功臣宿将,纵观中国历史,汉高祖刘邦和明太祖朱元璋可算是其中的“佼佼者”。我们刚看到刘邦高筑金台拜韩信为将,转眼间,可怜的小韩却死在吕后的笑声里。或许有人要为刘邦开脱,刘邦起自地痞,初定天下时,面对的是群毫无礼法概念的功臣们和一心复辟的六国贵族,他因形势所迫分封功臣,可是分封制不适合历史发展的方向,所以定礼法而杀功臣,乃是为了立汉家之威,为大一统王朝开创之时所必须当为。
同理可证,朱元璋也不是天性绝情之人。
李善长既然如此劳苦功高,那么官位最高的中书左丞相一职,自然非他莫属,这无关他本心如何,时势所在,他不做宰相,历数满朝,无人可做。
早在朱元璋称帝以前,自立为吴王的时候,李善长就是他的右相国——那时照搬元制,以右为尊。后来明朝建立,改成以左为尊,李善长就理所当然地成了左丞相。他和徐达一文一武,作为功勋集团的两大代表人物立于朝堂之上。
明初比之元末,政出中书的表象并未有所改观。对于赤手空拳起家夺得政权的朱元璋来说,他的权力欲望非常大,处理政事既是他的责任,也是他拥有天下以后的一种乐趣。但“奏事不许隔越中书”的制度却使他无法和手下的各级官僚进行有效快捷的沟通——即使宰相对他忠心耿耿,但制度所在,一些在宰相们看来无关紧要的事情,他们自己就处理了,不必要脱裤子放屁,再交给皇帝去盖章。但在朱元璋看来,这分明是利用制度的漏洞故意想要架空他这个至高无上的皇帝。
明朝立国之初,政府最高机构有三个:中书省、大都督府和御史台。朱元璋曾说:“国家新立,惟三大府总天下之事。中书政之本,都督府掌军旅,御史台纠察百司。朝廷纪纲尽系于此。”又说:“中书省是国家法度之根本,朝廷百官都要遵从,凡朝廷命令都由中书下达。”中书省总领政事,大都督府分管军事,御史台负责检察监督,三个机构的领导人同时对皇帝负责。表面看来,政治、军事和纪检部门分工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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