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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贤宁的话不是什么春秋大义，只是一条很基本的道理：谁对我好我对谁好。或者升华一下，“士为知己者死”，朝廷开办的学校对不起你纪纲，你自然不必遵循学校教育的那些道理，但学校没有对不起我高贤宁，忘恩负义的事情我不能做。
纪纲知道没法说服高贤宁，于是婉言回复朱棣，不知道他是怎么跟朱棣说的，最终高贤宁被释放回乡，在永乐朝上穷碧落下黄泉的瓜蔓抄中也没有受到波及，平安终老。
纪纲因为执掌锦衣卫时的种种恶行而被列入《明史》佞倖传的第一位，锦衣卫在朱元璋时期还只是一个面目模糊的特务机构，在他的手里才真正变成了恐怖大魔王。我们习惯黑白分明，像纪纲这样的酷吏奸臣怎么能有救助朋友的温情呢？于是在他的传记里，丝毫没有提到他曾经帮助过老朋友逃离官场的险恶，留下的，只有他的斑斑劣迹。
瓜蔓抄
“莫逐燕，逐燕日高飞，高飞上帝畿。”
洪武三十一年，朱允炆雄心勃勃地开始实行他的削藩大计时，南京城里悄悄流传起这么一首歌谣。当时没有人明白这歌里唱的是什么意思，现在燕王果然高飞枝头当了皇帝，才有人反应过来——这是一首谶谣啊。
城破之日，皇宫忽起大火，侍卫太监救援不及，火灭后，朱棣抱着侄子被烧得面目全非的尸体仰天长哭：“痴儿啊，何苦至此！”
不管朱允炆是否真的被大火烧死，也不管整个永乐朝朱棣暗中派了多少人去寻找朱允炆的下落，反正从此之后，建文皇帝朱允炆消失在大明朝的政治舞台上，正史与他再无瓜葛。
朱棣登基之后，对于朱允炆留下的旧臣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对于降附后实心用事的大臣，即使曾经在战场上兵戎相见，他都不追究，表现出了政治家应有的宽容与气度。而对于那些拒不投降的，则表现出令人发指的残忍。
朱允炆是朱元璋亲自册封的皇太孙，经过合法渠道继承皇位，朱棣虽然是皇族又是朱允炆的亲叔叔，但在君臣的大义名分中先天失利，因此，他迫切需要得到道德标杆的支持。进入南京城后，诸王和投降的大臣们纷纷上表劝他早日称帝，他也踌躇满志，准备进宫后直接称帝，翰林编修杨荣问他：“殿下是先拜祭太祖陵墓呢？还是先即位呢？”
一句话惊醒了朱棣，他立刻先去朱元璋的孝陵拜谒，此后才着手准备登基大典。这似乎是小事，但却有着重要的政治意义。朱棣先拜谒父亲的陵墓再继承皇位，是对天下臣民表明自己的皇位继承自太祖朱元璋，而非建文帝朱允炆。拜陵事件对于正寻求合法外衣的朱棣来说正是一个安慰，而杨荣也因此事逐渐得到朱棣的信任，后来更成为明朝最著名的“三杨”内阁成员之一。
杨荣是朱允炆的旧臣，朱棣对他的正确建议立刻听从，安慰了很多投降的大臣。朱允炆也好，朱棣也好，反正都是朱家的子孙，这大明朝是朱家的天下，自己做官忠的是大明朝，谁做皇帝不是一样的呢？
不一样。
朱棣在明朝皇帝中得到的评价很高，文治武功都有建树，为他的儿子孙子后来开创“仁宣之治”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很为后人所称道。但他一生最大的遗憾就在于皇位得来不正，如同唐太宗李世民杀兄戮弟的玄武门之变一样，无论皇帝做得多好，非法定继承人得到皇位，这就是他们所背负的原罪。李世民一代英主，仍免不了心虚，开了帝王干涉修改史书的恶劣先例，朱棣之时，“君君臣臣”的封建道德观念更为深入人心，他所面临的责难比李世民更多，自然心理负担也更重，这也是他面对不肯投降的建文旧臣时表现得异常残忍好杀的根本原因。
黄子澄被抓到朱棣面前时口称“殿下”而非“陛下”，被盛怒的朱棣命人砍去他的双手双脚——千年前的一个女人因为嫉妒，把丈夫的小妾用同样的方法折磨至死，千年以后，这一幕竟然在两个男人身上重演，只不过行凶的理由更加冠冕堂皇。
此后黄子澄被处以磔刑——三千刀还是四千刀？反正宋朝只砍几十刀的刑罚在朱棣这里有了新的发展——宗族老少六十多人同日被杀，姻亲谪戍边疆。
齐泰的情况也是一样，他们作为朱允炆最初的盟友和最坚定的支持者，对于朱棣的原罪绝不会妥协，朱棣也从来没想过在他们身上得到宽恕。
然而有一个人，是朱棣虽然痛恨却仍要一力争取的，那就是方孝孺。
方孝孺，字希古，年幼时在家乡就有神童的美誉。他的父亲方克勤曾任济宁知府，“克勤为治，以德化为本”，很有民望，曾被朱元璋通报嘉奖过，但在洪武年间严酷的吏治中卷进罪案，最终还是难逃掉脑袋的下场。至于方孝孺的老师宋濂，则是明初大儒、著名的理学家，曾被朱元璋钦点为皇太子朱标的老师，在胡惟庸案中，宋濂的儿子被牵扯进去，朱元璋要杀宋濂，幸得朱标全力营救才改为流放，结果宋濂在流放途中自缢身亡。
宋濂死后，方孝孺作为他最出色的弟子成为明初一代文宗，为天下读书人所敬重。宋濂曾教导方孝孺：“事君如事天。”作为理学家的学生，“君臣大义”的教条已经如同DNA般凝固在方孝孺的头脑中，即使父亲和老师都死于皇帝之手。
朱允炆是朱标的儿子，朱标和方孝孺同为宋濂的学生，这么看的话，朱允炆和方孝孺政治理念相近也是很自然的事。朱允炆登基之后，方孝孺成为他最亲近的大臣之一，得以大施拳脚，想把大明朝变成自己理想中的光明国度。
朱允炆和方孝孺一样崇尚礼教，倾慕周官法度，热衷于复古改制，他在位的四年中，有人评论说：“今日省州，明日省县；今日并卫，明日并所；今日更官制，明日更官阶；宫门殿门名题日新，虽干戈倥偬，日不暇给而不曾休。”合并几个州县，把官名换个古老的名称，甚至改宫殿名、城门名，南京城里各部衙门的名牌油漆未干又得再做新匾。即使前线和靖难军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方孝孺还有闲心向朱允炆进言要求恢复西周的井田制。他最为推崇西周时期的宗法制度，认为只要按照周礼命名官署治理天下，大明朝就会繁荣昌盛——一味遵循古法，却不去考虑时移世易，根本就是开历史的倒车！
真真是个读死书的人。
也就因为方孝孺是这样一个读书人，头脑中的君臣名分才更加鲜明，朱棣再为太祖所爱，辈分再高，终究也是朱允炆的臣子，以臣逼君就是大逆不道，他自然不可能降伏于朱棣。然而方孝孺是当时的士人领袖，能够得到他的支持，对于朱棣来说是赢得民心的一个重要砝码。早在朱棣进军南京前，他的首席军师道衍就曾恳求他放过方孝孺。
朱棣当时满口答应，但进了南京城后，面对黄子澄和齐泰等建文旧臣的强烈恨意，情绪已经有些暴躁，对不肯投降的方孝孺更加不满。后来朱棣准备登基，需要有人起草诏书，大臣们都推举方孝孺来写，更把方孝孺推上了风口浪尖。方孝孺上殿的时候穿着丧服，朱棣知道他在为朱允炆服丧，显见是对自己威权的不认同。
两个人心中都存有芥蒂，相互之间就怎么也说不到一起去。一个非要登基，一个就不写诏书。一个气得大叫：“你就不怕死吗？”一个梗着脖子回道：“死就死，诏书绝不写！”一个继续威胁：“你自己不怕死，难道还不怕株连九族吗？”一个以更大的声音回道：“就是十族又能奈我何？”
话赶话到这个份儿上，朱棣已经被气昏了头。他不再想靠拉拢方孝孺来收买人心了，相反，他要通过方孝孺的案子来威慑人心，既然不服我，那就怕我吧，叫你们知道到底谁厉害！
自古以来，杀人连坐最严厉的刑罚莫过于诛九族，但方孝孺的案子产生了中国历史上最为血腥的刑罚——诛十族。
九族收押起来还算好办，按着亲戚关系抓人就是，这第十族该怎么算呢？经过锦衣卫和三法司紧急磋商，决定将“朋友门生”列为第十族，而抓捕工作自然责无旁贷地落在深得朱棣信任的锦衣卫的身上。。电子书下载
这“朋友门生”如何界定，什么人算朋友，什么人算门生？朋友是经常串门聊天的算呢，还是偶尔喝酒小聚的算？门生是跟随左右学习的算呢，还是曾经请教过问题也算？这中间既无先例可循，也没有量化标准，是与不是，全在锦衣卫的一句话。
前前后后，方孝孺一案共计杀了八百七十多人，至于谪贬流放更是不计其数。不知方先生泉下有知，在地府和这些屈死的冤魂相见时，是否会因为自己的无谓倔强而长叹一口气？
方孝孺一案已经牵连甚广，但朱棣对天下的威慑行动却还没有结束。
当日城破之时，方孝孺曾和御史大夫景清相约殉国，结果两人谁都没有自杀。后来方孝孺激怒朱棣落得诛十族的下场，景清则因为在朱棣为燕王时做过他手下的参议，才华能力给朱棣留下了好印象而被锦衣卫放过，继续在朝廷上当他的御史大夫。
没想到景清不念朱棣的好，一直惦记着为朱允炆报仇。御史大夫是从一品的高官，上朝时离皇帝比较近，方孝孺的案子过去后，趁着朱棣有些放松警惕，景清便利用一次上朝的机会怀揣利刃，准备刺杀朱棣。
景清一个文弱书生，想杀人时神情肯定有所异常，何况建文朝的重臣本就属于锦衣卫重点监察对象，一切异动早就汇报给朱棣，朱棣早有准备，在大殿之上等他羊入虎口。没等景清接近朱棣，已经被锦衣侍卫拦下，搜出利刃，见事不能成，景清对朱棣破口大骂，甚至被打落牙齿却仍然骂声不绝，还一口血喷到了朱棣的龙袍上。
朱棣大怒，命人将景清剥皮揎草，尸体挂在城门上示众，家里也被灭族。即使如此残酷的处罚，朱棣仍然不够解气，此后但凡和景清扯上关系的人全都倒了霉。
这扯上关系的活儿，还是锦衣卫最为拿手。史书上说“籍其乡，转相攀染”，查关系查到老家，连街坊邻居也都受到株连，“村里为墟”，被杀得整个村子都成了废墟。
乡里乡亲和街坊邻居还算有风有影，还有更莫名其妙就被牵连丢了性命的。青州教谕刘固因为母亲年纪大了，向朝廷上书请求辞官好回乡去照顾老母亲，景清觉得他是孝子，没有通过朝廷文告，而是给他写了封信，说要提拔他到南京任职。本来这在官场上是很平常的事情，但就因为这封信，刘固就成了景清一党，不但他，就连他的母亲、兄弟以及儿子，全都同日被杀。
这样的牵扯，时人有一个形象的比喻——“瓜蔓抄”。
瓜蔓抄始自景清一案，其后应用于永乐朝几乎所有案件当中，一直持续了十多年，直到朱棣的儿子仁宗朱高炽登基后才为这些屈死的人平反。
而瓜蔓抄中人人自危，谁也不知道会因为什么事情牵扯上什么人，哪天就被锦衣卫抓走没了活路——锦衣卫掌握了人们的生杀大权。于是有心人千方百计地探听锦衣卫指挥使纪纲大人的喜好，争相贿赂，以求在未知的案子中保住性命。
纪纲却也不是没有原则的人，他爱钱，对送上门来的财物一概笑纳。但他更爱权，他知道只有为朱棣妥帖地办案，继续受到皇帝的信任，才能拥有更大的权势，而有了权势还怕没有钱财吗？
于是纪纲在瓜蔓抄的牵连中想出了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法。每当纪纲要杀某人时，他先将消息透露给对方，等对方坐立不安的时候，将人领到自己家里，好吃好喝地招待一番，暗示对方，自己会在皇帝面前为他开脱，至于回报嘛，那就看您自己的意思了。
威压之下，对方一般都会马上开窍，比起身外之物，当然命比较重要，于是将钱财源源不断地送到纪纲府上。而纪纲的暗示却一日比一日严重，直到对方家财耗尽的时候，锦衣卫就会破门而入，对方转瞬之间从指挥使大人的座上客变成诏狱里的一缕冤魂。
这方法的确好，搜刮到大笔钱财的同时，纪纲仍然（~文~）高质量地完成（~人~）杀人任务，在（~书~）朱棣眼里显得（~屋~）更加忠心能干。而因他而死的人到底有多少呢？史书上有四个字：“不可胜数。”
锦衣卫在“瓜蔓抄”中大出风头，纪纲任命了一批善于纠查的锦衣校尉，他们业务能力极强，千方百计地搜罗大臣们的言行，从中挑选合适的罪名加以抓捕，其对法律之曲解乃至无视，使他们的“工作成绩”远远超过了外廷三法司。
朱棣正在用人之际，见纪纲如此能够领会自己的意思，不免大感快慰。锦衣卫指挥使只有正三品，虽然有实权，但和现在“不到北京不知道官小”的道理一样，在高官满地走的京城里还是小字辈儿。朱棣为了犒赏锦衣卫的功劳，将纪纲升为正二品的都督佥事，别小看这一品之差，地位却有天壤之别，那时直接对皇帝负责、处理国家政务的六部尚书也才正二品而已，再往上的品级则非功臣宿将而不能得。换句话说，从一品和正一品在朝廷里凤毛麟角，正二品几乎就相当于最高品级了——由此可见纪纲在朱棣心目中的地位之高。
升官之后，纪纲仍然兼着锦衣卫指挥使的差使，这一下，锦衣卫的地位也水涨船高，更加不可一世，别说在京城里，在整个大明朝都敢横着走路了。
然而大明朝官员万千，有胆量的也不是没有。朱棣迁都北京以后，某一次，纪纲派了一个锦衣卫千户到浙江拿人。这千户一路上作威作福，大收贿赂，浙江按察使周新早就看不惯锦衣卫的种种不法行为，因此设局等着这个千户上套，准备一举擒拿。但他的密局在擅长探密的锦衣卫眼里实在不够保密，这个千户查知消息，早早逃走。周新起了倔心，借口有事公干，一路北上，在涿州抓到了人，将他扔到了涿州监狱里。
周新在永乐朝也是个酷吏，他在做监察御史期间不畏权贵，有错必究，得了个“冷面寒铁公”的外号。据说京城里谁家小孩儿哭闹不止，只要对他说“冷面寒铁公来啦！”就马上不敢再哭。只不过他并不贪墨，做官的怕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