锦衣卫秘事- 第30部分

他的官也做得越发大了起来。早前，朱厚熜已经把他升作了锦衣卫左都督，加太子太保——这是通常仅会赐予朝廷重臣的荣衔——这次算上检举仇鸾有功，再加少保兼太子太傅，享受伯爵待遇，并且特命他和严嵩一起到皇城西苑值班，陪着自己修习道家仙法。

当然，不消说，他陆炳的头上，肯定也是顶着那顶香木道冠的。

因为北方蒙古寇边惹出来的一摊乱子，到了这儿暂且告一段落。明军虽然屡战不利，俺答却也没有把大明朝一口生吞下去的肚量，大家停停打打，打打停停，好歹总算是维持住了相对稳定的局势。大明朝，更加确切地说，朱厚熜的麻烦，开始逐渐转向了帝国的南方，聚集在连年遭受倭寇侵袭的浙江以及福建等地。

有关倭寇的由来，这里也就不再多说了。其实认真计较起来，一开始，不过也就是些日本国内无主的浪人武士，勾结着南方各省的海盗，一伙乌合之众而已，能有多强的战斗力呢？只是因为在朱厚熜“无为而治”的大政方针引导下，弊政未除、积重难返，各省武备松弛，海岸防御形同虚设，官兵畏敌如虎，给了这伙强匪流民可趁之际，贼势由此日重，竟然开始公然登陆攻打沿海州县，大逞烧杀劫掠之能事，进而发展成为了威胁帝国东南赋税重镇的心腹大患。朱厚熜虽然不爱理事，可是说到钱就不肯马虎了，于是在嘉靖三十五年以兵部侍郎、浙江巡抚胡宗宪总督东南军务，负责两浙对倭作战的相关事宜。

这次总算没再让朱厚熜再遇上第二个仇鸾了。胡宗宪虽然也属于严嵩派系，但是他确有几分才干，甫一上任，厉兵秣马、整顿边防，接连获得多次对倭作战的胜利，局面呈现出自从倭寇为患以来难得的良好态势，全面肃清东南沿岸的日子似乎也正如胡总督在向朝廷所提交的报告中指出的那样，随着大明官军的步步推进，已经“指日可期”。

然而，到了嘉靖三十六年冬天的时候，事情却忽然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

事情还是出在胡宗宪这位总督自个儿身上。这个人功名心极重，早年通过他人攀上了朝中严阁老这棵大树，从此官运亨通，“威权震东南”。他又喜欢玩弄权术，总想着要“不战而屈人之兵”。如今眼见得形势大好，于是写信给倭寇头目汪直——这是位地道的中国人，和他胡宗宪还是同乡——劝他审时度势，认清现况，率部向朝廷投诚。他还信誓旦旦地向汪直保证说，只要汪头领肯放弃在海外的巢穴登陆回国，那么必然会得到朝廷以礼相待，不但现有海上贸易的权利可以保留，他和他的亲族还将获赐高官厚禄，从而彻底洗清海盗的恶名，成为大明朝体面光鲜的官员中间的一份子。

其实当时他在信里说的这些话，未必没有几分真心。只是等到真的把汪直盼回来了，正在那儿沾沾自喜，以为大事可成的时候，却忽然听到朝野内外议论纷纷，都在说他胡宗宪未经请示擅作主张，恐怕难逃一桩“通倭纳贿”的嫌疑，便又顿时给那顶“汉奸”的帽子吓破了胆。迟疑了半晌，胡宗宪一咬牙，失信就失信了，保住自己的性命要紧，于是口风一转，赞同起朝中处死汪直的议案来，把这位一心回来接受“和平招安”的汪头领押往街口斩首示众了事。

这下子可捅出大娄子来了。汪直留在岸边的部众眼见得胡总督出尔反尔，于是决意同大明朝决一死战，就盘踞在舟山附近结营自固，同官军形成了对峙的态势。事已至此，胡宗宪无计可施，只能硬着头皮下令强攻。可这边还没打下来，海上闻讯赶来趁火打劫的倭寇却在与日俱增，浙东诸郡尽皆遭受到较之以往更为疯狂的劫掠。北京城里的朱厚熜见状坐不住了，说你胡宗宪跑去弄了半天，怎么倭寇反倒给你越弄越多了？我也不管你到底怎么回事，总之限期破贼，该怎么办，你自个儿琢磨去吧！

皇帝发了狠话，胡宗宪只能催促众将死命相拼。一直打到了嘉靖三十七年的七月，余寇支撑不住，开始筹划造船往海上逃窜。这原本是乘胜追击的大好时机，可胡宗宪“吃一堑长一智”，又在他的总督府里犯起了嘀咕。他想啊，倭寇多了不行，可倭寇没了也不行，要是浙东没有了倭寇，那皇帝还要我这个总督干嘛呢？不如留个尾巴，想起来时打一打，闲下去就放一放，只要控制住局面，表明“我们一直在努力”，那皇帝也就不好随便寻个借口把我扔到一边去了。

打定了主意，即刻通令三军：不得擅自追击，违令者军法处置。

于是这一伙余寇就全仰仗着胡总督的转眼一念，堂而皇之地从官军鼻子底下溜掉了。他们一路跑到了福建、广东等地，转而在那边继续操持旧业。当地官员可不干了，说胡宗宪你这不是在推卸责任，嫁祸他人么？太不讲道理了，我们要向朝廷参你。状书递到御前，朱厚熜又是气不打一处来，拍着龙案要追究胡宗宪“纵寇”的罪行——哪有你胡宗宪这样办事的，你这不是拿着国家的钱粮在那边扯淡么？

胡宗宪傻眼了，这下该如何是好呢？

别说，他还真想出来了办法。他是总督啊，浙江的事全凭他一张嘴，说什么就是什么，何况上面还有严阁老替自己顶着，真扯破了天别人也不敢说半个不字。他于是向朱厚熜辩解，说纵寇不是我的意思，是因为我底下的这些将领，他们消极作战，这才让倭寇得以逃出生天。皇帝圣明，一定要明察秋毫，替微臣主持公道才是。

朱厚熜果然就信了。好啊，既然不关胡宗宪的事，那就把那些拿着朝廷俸禄却又不肯实心为国的家伙全都给我扔到诏狱里面去。

眼见得一场冤狱就要铸成。正在这紧要关头，陆炳忽然站了出来。

陆都督选择在这时候挺身而出，说到底其实还是有他的私心在里面。因为他不救别人，只救一位任职浙江总兵官的俞大猷，此人正是他相识多年的至交好友。这位俞大猷是个将才，嘉靖十四年的武会试举人，早前转战福建、两广，斩将夺旗、屡建奇勋，朝廷用兵东南，又数他和另一位参将戚继光功劳最大。陆炳要替朋友出头，要把他从监牢里搭救出来，往大了讲，是想替国家保全一位不可多得的人才——他大概常把这理由挂在嘴边了——往实处说，也就是不肯辜负两人之间称兄道弟的一番深情厚谊而已。

只是他锦衣卫行事，不肯走寻常“击鼓鸣冤”的正统路线——要说理，那也得找讲理的人说去，皇帝现在是只信严嵩了，而严嵩就算和他陆炳交情再好，也不可能甘愿把胡宗宪给拖下水来。想要留住俞大猷的性命，那就得另辟蹊径，实行曲线救亡的战略才行。于是陆炳眉头一皱，计上心头，径直跑去找到了严嵩的儿子，时任工部侍郎，人称“小阁老”的严家大公子严世藩。

严世藩这个人，这里要特别介绍两句，和后世想像中略有出入，他其实是个貌丑而有能力的实干型“人才”。貌丑，是据说他脖子短，体型胖肥，而且还瞎了一只眼睛；有能力，是因为他熟知国家典故，又通晓天下时政要害。别人不知道，以为朝廷是严嵩在独力维持，其实阁老年事已高，除了拍皇帝马屁以外又天资有限，遇事通常都是一句“拿去问东楼的意思”（东楼，严世藩别号），要是没了这个儿子，他甚至连皇帝某些用词隐晦的旨意都是看不明白的。陆炳也是个聪明人——当然他比严世藩长得好看——平日常在严府走动，知道内里情形，也就懒得再去麻烦严嵩，直接来找小阁老交涉，还能略过些不必要的中间环节。

当下见了面，客套几句，旁敲侧击地引入正题，便掏出许多的金银细软，悉数塞到严世藩的手里，口口声声地说“万事拜托，全仰仗着小阁老仁义了”，倒还真没了他平日那种趾高气扬的架势。严世藩一开始都有些犯起了糊涂，不知道陆炳这是想唱哪一出，如何会为了个八竿子打不着的武将如此大费周章。不过他以己度人，顷刻间便又明白过来，这个俞大猷和陆炳的关系，大概也就和胡宗宪跟他们严家的关系一样，不言自明的事情罢了。

他倒是心头有些窃笑：“你陆大都督平日吃了不少，今天还不都给我吐出来了？”

原来他们父子把持朝政，大小官员想要请个旨、办个事，都得先打通了严府的关节。可是严府的门不是那么好进的，何况还有些事情未必人家就会同意。大家伙思前想后，不如去找陆炳，一则因为陆都督跟严家关系好，办起事来方便，二则陆都督毕竟不是那种大奸大恶之徒，些许正义感还是有的，有些话见着严嵩父子不好说，跟陆都督提起来就不必太过在意了。于是弄得陆炳府前车水马龙，跑来找他帮忙的各路人马络绎不绝。可是话又说回来了，陆炳是热心肠，肯帮人办事，但是忙也不是白帮的，换句话来讲，“手续费”总还得要点儿。结果到后来反倒弄成了严嵩父子坐地起价，陆炳代收门票，略抽几成作为人工补贴一般。严世藩心说的“吐出来”，指的就是这么一回事了。

当然，这钱原本是该是谁的，倒也说不清了，大家互利互惠而已。现在既然收了人家陆炳的钱，锦衣卫的面子也在那儿搁着，这忙不帮也不行。俞大猷是什么人呢？无关痛痒的小角色罢了。严世藩拿定了主意，改天就替俞大猷略加开脱了一番，性命自然无虞了，虽然夺去原职，却也给他争取到了一个戴罪立功，去北边重镇大同军前效力的机会。

俞大猷出狱之后见着陆炳有何感想，对他说了些什么，史无明载，无从详考。他到大同任职，与巡抚抚李文进筹划边防，创设车阵以御蒙古骑兵，又是创下了一番难得的功绩。而后再调广东、江西、福建等省，“俞家军”名动天下。又因为他为官清廉、忠诚许国，《明史》论及当时名将，首推俞大猷，其次才是他在沙场上的老搭档，同样以平倭和抵御蒙古寇边而流芳百世的戚继光了。

至于陆炳本人，料理完了俞大猷的事情，便又溜达回了北镇抚司办公室，继续认真地执行起他锦衣卫份内的差事——似乎这一切不过是段插曲，随风而逝，不足挂怀。因为在此之前，由于检举司礼监内侍李彬及其朋党有功，朱厚熜加封他作了太保兼少傅，以“三公”兼“三孤”，“前不见先人，后不见来者”的陆炳这时当然不会有什么“高处不胜寒”的苍凉心境，更多的，还是怡然自得，意气飞扬的豪情壮志而已。

古今独一人

其实对于陆炳而言，拯救狱中蒙冤受屈的俞大猷，仅是他在锦衣卫任上诸多“善举”中的一例而已。史称，陆都督常能“折节下士”，对朝廷里官员和士大夫们以礼相待，每当他们因为皇帝的反复无常而身陷囹圄的时候，陆都督也总会像对待俞大猷那样，找出那些应该救的、值得救的和可以救的对象施以援手，而决不肯构陷他们其中的任何一位。

如此看来，似乎当年的夏言是个颇为罕见的例外了。其实这也并不奇怪，因为仅就陆炳个人而言，那是夏言动手在先，自己不过“自卫反击”罢了，更何况那时候他也远还没能够上升到今天在朝中这种“独步凌云”的境界。俗话说得好，“有钱才能立德”，现在的陆炳要钱有钱要权有权，又不屑于走钱宁、江彬那样的正统“反派”路线，只要能够保得住自己的既得地位，闲暇之时再对旁人略加周济，倒也实在是件名利双收、稳赚不赔的合算买卖了。

嘉靖朝的北镇抚诏狱也是颇为奇怪的。说它奇怪，是因为在朱厚熜的授意下，这座人间炼狱中的情形较之以往出现了些许微妙的改变。大臣们下到狱中，虽然也有进门就被打得脑浆涂地、一命呜呼的情形，然而更多时候，朱厚熜对他们采取的是“关而不杀”政策，既不进行正式的审讯，也不明确表明释放的期限，全然把诏狱当作了隔离这些“逆臣贼子”的收容中心。因为皇帝深深懂得，大臣们的嘴光靠打和杀是封不住的，即便一时间可以把他们打得噤若寒蝉，杀得血流成河，然而只要假以时日，恢复了元气的官员们便又会卷土重来，对皇帝的言行举止横挑鼻子竖挑眼，无限夸张到世界末日一般严重的程度。想要图个耳根子清静，最好的办法还是全都关起来，但也不去动手，任由他们在狱中自生自灭。至于能活多久，那就完全取决于官员们自己的运气了。

比如有位官员沈束，本来在礼部任职，因为参劾严嵩获罪，一通廷杖过后下到诏狱，人虽没死，却是从此一去不还了。他家本来就穷，家长这一被关，彻底失去了主要的经济来源，家人们的生活困苦可想而知。后来沈束的妻子张氏给朱厚熜写信，甘愿自己代替沈束到狱中服刑，以交换他出狱回家侍奉老父终年，声辞悲切，闻者莫不为之动容。可是朱厚熜依然不愿意，下令继续对其严加看管，并且指示诏狱卫卒，沈束每天说了些什么，做了些什么，都要如实向自己汇报，不得有丝毫隐瞒之处。

这个就叫作“监帖”了。倒是沈束豁达，终日在牢房里研究《周易》打发时间。一天，偶然飞来一只喜鹊，落在他的跟前叽叽喳喳叫个不停，沈束被吵得有些心烦，忍不住骂了句说：“哪有跑到罪人跟前来报喜的？”却不想这件事情也被卫卒一五一十地转报给了朱厚熜。皇帝闻言感慨万千，忽然慈心大发，伸手一挥说：“那就让他回家去吧！”

这时候，距离沈束在嘉靖二十三年入狱，已经过去了整整一十八年。

这十八年间，除了读书，沈束在狱中到底是如何一番情形，史册语焉不详，后人难得一窥究竟。倒是较他更早，嘉靖二十年的时候，还有位叫作杨爵的御史，也因为批评皇帝热衷于从事“封建迷信活动”，直接触怒了朱厚熜，不仅被捕入狱，还遭受到了比沈束更为严厉的责罚。他先是被锦衣卫廷杖打得“血肉狼藉”，昏死过去了一整天，然后关进牢房，卫卒又擅作主张断绝了他的饮食，想要把他饿死来讨好皇帝。大概是经史读得多了，自有古哲先贤圣灵附佑，杨爵居然硬是活了下来，纵然“屡濒于死”，仍旧显出一副大无畏的坦荡情怀，还和同期被收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