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还和同期被收押的刘魁、周怡这两位一起讲诵文学——算上《周易》爱好者沈束，读书人的可爱，大概就是体现在这些令人不觉为之心酸的情形之下吧。
杨爵前后被关了两次。头一回“刑满释放”，时间是在嘉靖二十四年，但他回家待了不到半个月，便又因为同样的罪名给跑上门来的锦衣卫逮了回去，然后一直拘押到了嘉靖二十六年。其间，为了设法营救他，陕西巡按御史浦鋐、主事周天佐先后向朱厚熜上疏，到头来也都不免落得个夺职入狱的下场。特别是浦鋐，因为人在陕西，朱厚熜还特意催促锦衣卫“跨省追缉”。当地老百姓听说浦御史要被押解京师了，感念他平日恩德，于是“远近奔送”，聚集在囚车周围常达万人，大呼“把我们的使君还给我们”，真可谓哭号震天。浦鋐也是运气不好，在进京的路上就生了病，到了京师连皇帝面都没见着，就直接送往北镇抚司，戴着巨枷给打了七天，终于被活活地打死了。
周天佐的情况也和浦鋐差不多，他的体质天生就弱，进到诏狱先是吃了六十廷杖，卫卒又不肯给他饭吃，结果不到三天就死了，时年仅三十一岁。
可是话要说回来，以上这几位，除了事发当时卒不及援的浦鋐和周天佐，好像沈束和杨爵那样的，在暗无天日的诏狱里居然可以活了这么多年而不死，其间只怕多少还是有些不为人知的关节，就连派了专人过去监视的朱厚熜也都给蒙在了鼓里。道理很简单，仅以杨爵而论，同样是没得饭吃，周天佐倒是因为原本已经伤重不治了，可他总共在诏狱里待了七年，这七年间他到底又是靠着谁的周济活下来的呢？
想来想去，似乎只有诏狱的直接负责人陆炳“嫌疑”最大了。
可惜锦衣卫是国家特务机构，凡事都要讲个“机密”，再加上陆炳还是个擅长背后鼓捣小动作不会让别人知道的高手，于是这其中的究竟，大概也就只有当事人双方心里明白了。陆都督在朝堂上声誉鹊起，不会单凭着收拾仇鸾这一桩近似于“窝里斗”的权臣闹剧，也不会仅是因为他帮助了一个屡立战功的武将俞大猷。纵览嘉靖朝四十余年间的政局，如沈束、杨爵者多如牛毛，而陆炳夹在皇帝、严党以及朝臣这错综复杂的三角关系之间，始终都能圆滑应对，游刃有余，“周旋善类，亦无所吝”，在自己身边营造出一个“朝士多称之者”的良好氛围，无论对于他个人，还是对于整个锦衣卫，都实在是一件精明到无以复加的举动。
因为咱们需要知道，自从嘉靖初年“大礼议”所引发的“哭门”事件以来，在朱厚熜当时以及随后几近狂虐的廷杖风暴打击之下，朝野“士风颓然”，读书人的尊严被摧残到了不忍卒视的地步，纵然他们需要也必须坚持“正义”，但却不能继续在这样毫无外援的情况下孤军奋战。正在这张皇失措之间，陆炳出现了，这位锦衣卫头领把自己手中掌握到的权势天平偶然间朝向士大夫们倾斜少许，于是赢得的便是远远超出投资成本无数倍的高额回报。这些投资与回报的影响都是极其深远的，甚至于到了陆炳死后，朱厚熜的儿子、穆宗隆庆帝朱载垕继位，虽然一度对他生前的行径论罪并且追加处罚，然而朱载垕一死，神宗万历帝朱翊钧便又听从了内阁首辅张居正都等人的建议，解除了这些殃及陆炳家人的严厉处罚。
这算不算得是“善有善报”的困果循环呢？
“忠”或“奸”，采用这样绝对性的判定标准来衡量陆炳这样“极会做人”的异类，原本就是不太科学与合理化的。确切地说，他的所作所为，不过是在不损害到皇帝对自己的宠信这一重要前提的情况下，以自己的既得利益和政治前景为中心，尽量平衡朝廷内外那些互相纠缠和敌对势力，而后他再以一个居中协调者的身份出现，采用或明或暗的方法，获得各方面众口一致的信任与好评。大概可以这么形容，如果政治能力是一项可以具化的评分标准——并且不计善恶——满分一百，那么陆炳显然可以拿到八十以上的高分，而在他之前，锦衣卫却从没有谁可以达到六十分的及格标准。
而较之陆炳，较之锦衣卫，曾经显赫一时的另一个庞大的政治集团——太监，却在嘉靖朝跌落谷底，彻底沦为了大明朝政治舞台上的一群龙套角色。和现代那些充满着想像力的电视剧集所展现出来的情形有所不同，查阅《明史·宦官》中有关太监们在历朝活动情形的相关纪录，前有王振、汪直、刘瑾及“八虎”，后有冯保、魏忠贤及至高起潜，形形色色、琳琅满目，唯独在谈及朱厚熜治世的嘉靖朝这一页上，却只得寥寥数语，说“世宗（朱厚熜庙号）体察到正德时宦官为恶所造成的祸害，在即位后管理和惩治近侍内臣极为严厉，有因为犯罪而被下令鞭挞至死甚至陈尸示警的案例”，太监们虽然“大多是兴献王府的旧臣，又执掌司礼监，提督东厂，然而都相当谨慎小心地不敢太过放肆”，并且他还“尽撤天下镇守太监”，四十多年间不曾重置，所以“近侍内臣得势进而妄开杀戒的情形，只有嘉靖朝比较少见了”。
当然，这也仅是相对而言，太监为恶的情形在嘉靖朝还是有的。但正是因为有了这样带有明显倾向性的政治背景——或者说大政方针——作为铺垫，陆炳自然得以在对待太监们的问题上大展拳脚。嘉靖三十六年，陆炳向朱厚熜报告说，经由锦衣卫多方调查取证，现已初步查明，司礼监太监李彬在奉旨督造皇家宫寝及陵园的工程当中，利用职务之便，擅自窃取工程用料用于修建自己的陵墓，并且规制超过国家制定的相关标准，“僭拟山陵”，显然怀有不忠不臣的狼子野心，证据确凿，不容抵赖，应当对相关人等予以严惩，以儆效尤。
朱厚熜闻讯大怒，将李彬及其朋党杜泰等三人逮捕入狱，论罪处斩，抄家查没赃款白银四十余万，金银珠宝不计其数。陆炳因此大功，加封太保兼少傅，并依旧执掌锦衣卫事。
这里就是陆炳这个人最有趣的地方了。纵览明史，首先，锦衣卫直接在司礼监头上动土的，仅陆炳与李彬这一例；其次，则是他这以“三公”兼“三孤”的略显古怪的封爵。
那么，什么是“三公”与“三孤”呢？所谓三公，是指太师、太傅和太保，正一品，三孤，则是少师、少傅与少保，从一品。这是相当古老的官衔，古老得几乎可以追溯到传说中的周天子时代，它们原本尊贵不凡，肩荷辅佐帝王治理天下苍生的重任，只不过随着朝代更迭，体制变迁，到了大明朝的时候，已经成为了一种虚衔，更多时候被用来表彰那些皇帝心目中的功臣。比如在大明朝的开国名臣当中，魏国公徐达的官衔就是光禄大夫、左柱国、太傅、中书右丞相参军国事，另一位名将常遇春，则是在死后被追赐了上柱国、太保兼中书右丞相的官职。
但是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无论是这些货真价实的忠臣良将，还是日后媚主取宠的乱臣贼子们，由始自终，从来没有谁同时获得过“三公”及“三孤”的双重头衔。但是陆炳早前便已经作了太子太保，又因为仇鸾的缘故加少保兼太子太傅，这时候朱厚熜再弄给他一个太保兼少傅的名头，这官做得，已经大到了一塌糊涂、骇人听闻的程度了。
千载悠悠，三公兼三孤，唯有陆炳。
可是话要说回来，他终究是个“佞幸”，纵然他在对待大臣和太监们的问题上做出了一系列较为积极和富有“建设性”的举动，却仍旧不免“沾染”些“前辈先贤”们固有的恶习。在陆炳治下，嘉靖朝初年因为裁削冗员而一度有所精减的锦衣卫开始了强有力的“触底反弹”，到极盛时期竟发展到坐拥十万缇骑的空前规模，并且打破先朝锦衣卫“非机密不遣”的成例，动辄便以侦缉为由向全国各地派遣办案人员，对地方行政和民事纠纷横加干涉。那些在倚仗着陆炳的权势而威风八面的锦衣校尉们，又往往大多是些恶吏豪强，专好打听民间富户家中的情形，随便逮着个芝麻绿豆大小的罪过便把别人扭送诏狱，大逞抄家斩首之能事。陆炳借此聚然暴富，积财数百万，营建宅邸十余所，私人庄园遍布四方。史书总结他是“势倾天下”，倘若他本人不肯认同这个评价的话，想来大明朝锦衣卫的历任主事官里也就没有谁够得上这样的资格了。
至于陆炳在北京城里的行径，也可以用“凶恶强横”来加以形容，几乎有些赶超当年刘瑾的意思了——嘉靖二十六年十月，大臣陈其学，时任湖广道侍御史的这一位，向朝廷弹劾锦衣卫掌事、当时担任都督同知的陆炳。说他借口京城里流浪人口太多，为了维护治安、打击犯罪，竟然想要限制这些人的人身自由，“矫下逐客之令”，把别人全都从京城里赶出去；又说他勾结盐道官员与富商，变本加厉地盘剥百姓等等，也必须依照国家刑律进行惩处。
前面这桩倒算了，后面的“官商勾结”问题不小，朱厚熜立刻把那个巴结陆炳的商人关进诏狱，然后让相关人员在狱中当面对质。这对来对去，可能是真对出点儿什么名堂来了，陆炳“引罪”自疚，朱厚熜却不过是做个样子而已，一纸令下，既往不咎，也就不肯再让别人揪着这件事情不放了。
陆炳的威势一直持续到了嘉靖三十九年——从嘉靖十八年他在卫辉救驾有功入主锦衣卫算起，前后总计大概二十一年的时间。陆“太保”在这年病故，弄得他的“发小”朱厚熜很是感伤，不仅厚加祭葬，更追封他为忠诚伯、谥武惠——如果把他生平所获得大小官衔统加起来，那么全称便应该是“故太子太保、太傅兼少保、少傅、掌锦衣卫事左都督陆武惠忠诚伯炳”。然后再如当年他在父亲陆松身后接过锦衣卫的衣钵一般，他的儿子陆绎袭爵成为了锦衣卫的指挥佥事，陆氏缇骑的香火，似乎也将仍旧绵延不绝地代代传承下去。
只可惜物极必反、盛极必衰。综合前面讲述的这些情形，其实不难得出一个结论，陆炳之所以能在锦衣卫的位置上成为“千古一人”，一方面自然因为他善于玩弄权术，另一方面则与朱厚熜对其个人的信任密不可分。尽管史书中对于朱厚熜和陆炳两个人之间“相知相亲”的情形所述甚少，远不如武宗正德朝的钱宁、江彬那么详尽，但是追本溯源，其中的究竟其实也是不难想见的。然而，陆炳一死，锦衣卫体系里便再没有涌现出如他这般“出类拔萃”的“精英分子”，再等到嘉靖四十五年，朱厚熜驾崩，这个讨厌大臣、打压太监并且钟爱锦衣卫的皇帝也不在了，一朝天子一朝臣，锦衣卫便只能再度随波逐流，在朝廷各种新兴势力的较量当中，去寻找一个适合自身存续的位置和角色。
而这时候，太监们重又挺直了他们被压抑得太久的腰板。
太监，或者更加具体一点儿，太监执掌下的东厂，他们与锦衣卫的关系，向来是颇值得后人玩味的。尽管从行政等级的角度而言，东厂与锦衣卫份属同级，“业务范围”不尽相同，互不隶属。但实际情形却是《明史·刑法志》中所谓，“故厂势强，则卫附之，厂势稍弱，则卫反气凌其上”，一个此消彼长、反复循环的过程而已。陆炳通过结好严嵩为首的内阁，获得了在对东厂展开的权势争夺战中的胜利，但随着斯人已矣，内阁的权力在日后也被太监严重削弱，甚至彻底沦为了司礼监的附庸，夹在中间的锦衣卫自然“竞趋厂门”，一口一个“老祖宗”地叫唤着，“甘为役隶”，充当起了“二级走狗”这个不太光彩的角色——虽然他们从头到尾也不见得有多光彩。
于是，陆炳竟成绝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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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最后的癫狂
前魏忠贤时代
陆炳死后没过得几年，到了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的十二月，朱厚熜也在乾清宫驾崩了，时年六十岁，上尊谥为肃皇帝，庙号世宗。皇三子、裕王朱载垕继位，改元隆庆。要说朱载垕确比他的父亲勤勉许多，只可惜天不假年，仅做得六年皇帝便又一病呜呼，谥为庄皇帝，庙号穆宗。紧随其后接班上岗的太子朱翊钧时年仅十岁，因为新皇太过年幼，当时秉政治理天下的，是内阁首辅张居正，而内廷一切事务，则悉由司礼监冯保总裁。
冯保便是继刘瑾之后又一个势倾中外的“权监”。至于张居正，倒是无愧“能臣”二字，一个人独力在万历（朱翊钧年号）初年支撑起了整片大明朝的天空。只是他在个人道德问题上有些站不稳脚，言行颇为时人所诟病，死后旋即遭到了朱翊钧严苛的政治清算，并且捎带着把“好朋友”冯保也给拖下水来，两个人“身与名俱裂”了，已经长大成人的朱翊钧终得收回旁置多年的朝权，于万历十年（1582年）以后开始了他漫长的“亲政”历程。
可是他又不拿这“亲政”太当回事。自万历十七年（1589年）伊始，朱翊钧便学着自己的爷爷世宗，躲进宫里不肯出来见人了，这样一直到死——考虑到他在位一共四十八年，比起世宗都要多出三年，以此而论，他“消极怠工”长达三十一年，倒还真是历代皇帝里登峰造极的一位。
事出必有因，只是这原因说来其实简单，简单得甚至有些好笑——朱翊钧偏爱一位姓郑的贵妃，想立她的儿子朱常洵为太子。可是大臣们极力反对，说皇帝既然在早前已经和一位姓王的宫女生下了皇长子朱常洛，长幼有序，自然得立朱常洛才算正道。这也就是所谓万历朝的“国本之争”了。君臣两边于是为着这事争扯不休，前后扯了整整十二年，一直扯到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的时候，朱翊钧捱不过廷臣和太后的内外夹击，这才勉强同意了他们的请求，并另封常洵为福王，封国在当时富庶的河南洛阳一带，好歹算是了结了这桩无聊的嘴皮子官司。
当然，朝是坚决不肯去上的。
那么，在朱翊钧“治世”里，大明朝是怎样的一番情形呢？因为他完全不理政务，大臣们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