锦衣卫秘事- 第6部分

仪鸾司，顾名思义，除了护卫皇帝外，很重要的一个职责就是皇帝出行和朝会时负责仪銮掌管卤簿仪仗——说白了，就是三军仪仗队，是国家和军队的脸面所在。入选的校尉都是功勋贵戚家的子弟，功臣子弟们这时正是风华正茂，意气风发的年纪，在日渐衰老的皇帝身边执行守卫工作，既是对功臣家族的肯定，也是接近皇帝的好机会，因此，仪鸾司的校尉虽然品级不高，但却是十分显贵的职务。

自然，这么冠冕堂皇的仪鸾司，职责和我们所知道的锦衣卫相差太多了。锦衣卫，在往后大多数人心目中，是黑暗的代名词，残忍、狡诈、无限的侦查手段、无端的诬陷罪名才是锦衣卫的真实表现。但事实往往如此，表面的光鲜是真，私底下的凶残也是真。

于是，仪鸾司堂而皇之的表面文章就被锦衣卫继承下来。

洪武十五年四月，锦衣卫成立。在史书中记载，锦衣卫掌侍卫、缉捕、刑狱之事。

表面上，锦衣卫的成员多为恩荫寄禄，没有固定的人数，就是给功臣子弟一个做官拿俸的出路而已。

遥想大朝会之时，天色朦胧，雾霭氤醺中，身着飞鱼服，腰配绣春刀的“大汉将军”一千多人鱼贯而出，手执銮舆、擎盖、扇手、旌节、幡幢、班剑、斧钺、戈戟、弓矢……威武庄严，莫过于此。这些所谓的“大汉将军”，就是锦衣卫的属下，自然，是表面风光的那一部分，在锦衣卫的设置中，有御椅、扇手、擎盖、幡幢、斧钺、鸾舆、驯马等七个部门，他们负责锦衣卫职责里“侍卫”的那一块内容。

而朱元璋的检校们掌握的是“缉捕、刑狱”这两块。锦衣卫还设有经历司，掌管文书出入；镇抚司，“掌本卫刑名，兼理军匠。”这个镇抚司，就相当于现在的军事法庭。

名义上锦衣卫应该只管“本卫”的刑名，其他军队系统的只是兼理而已，更谈不上外廷的刑狱之事了。但在锦衣卫的历史中，“本卫”两个字从一开始就被扔在文件纸面上，朱元璋建立锦衣卫，要对付的正是外廷。

锦衣卫的第一任指挥使在历史上没有明文记载，不过综合各种蛛丝马迹来看，曾经是检校成员的毛骧可能就是锦衣卫的第一任指挥使。毛骧很早就跟随朱元璋，在明朝建立之前就已经是检校的一员，既有丰富的工作经验又深得朱元璋的信任。

毛骧带领锦衣卫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替朱元璋找到屠杀大臣的理由。这理由在毛骧看来，其实很好找，就两个字——谋反。和谁谋反呢？和胡惟庸。

以锦衣卫之能，想要找出些证据来证明胡惟庸谋反是很容易的事情，胡惟庸虽然已经死了好几年了，但在朝廷中有不少和他有瓜葛的大臣，栽赃栽到死人头上，他们更是无从辩解，正好一网打尽。

于是，经过几年的蛰伏，洪武十八年（1385年）起，原本早已尘埃落定的胡惟庸案再起波澜，性质也从普通的“擅权枉法”变成了十恶不赦之首的“图谋造反”。从洪武十八年到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短短五年的时间，被胡惟庸案牵扯进的功臣有一公、二十侯，连坐、死罪、黥面、流放的有数万人之多，朝中文臣几乎为之一空。

而为这个案子流出最后的血的，正是李善长。

从最早汪广洋弹劾李善长开始，就一直有人在为扳倒李善长这棵参天大树而努力，但直到这棵大树的所有树杈都被砍掉的时候，大树本身才轰然而倒——洪武二十三年，七十七岁的李善长被朱元璋以身为“元勋国戚，知逆谋不发举，狐疑观望怀两端，大逆不道”的罪名下了狱。李善长的罪名在别的功臣身上早就死过无数回了，毕竟这时的朱元璋已经杀红了眼，只是面对李善长的时候，朱元璋脑中还有一丝清明。这些年来，马皇后死了、徐达死了、太子朱标死了、太子的老师宋濂也死了，和自己亲近的人一个个离开了自己，现在还活着的人里，能够和自己一起回忆过去的就只有李善长了。李善长的身体一向不好，他为什么不像徐达那样干脆早早病死呢？总好过现在要让我亲自来动手……

然而锦衣卫不能让朱元璋留下李善长，这几年明争暗斗，除掉的功臣固然不少，但锦衣卫也损兵折将，连一手创立诏狱的毛骧，也被朱元璋为了平息众怒而推出去做了胡惟庸的垫背。这使得锦衣卫的人知道，和功臣们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若是李善长活着，他们就得死，反之亦然。

没想到李善长都下狱了，朱元璋竟开始犹豫，这是锦衣卫所不能容忍的。

没过多久，钦天监的一位官员向朱元璋报告说有“星变”，按照天人感应来说，当“主大臣移位”。朱元璋越老越迷信，一听此言，立刻明白“大臣”指的就是李善长。

于是，首功之臣李善长就这么丢了性命，和他一起赴死的还有他的妻、女、弟、侄等一共七十多人。只有长子李祺和他的两个孩子，因为临安公主的缘故得以免死，流放江浦了事。

二百多年后的崇祯二年（1629年），有一个叫李世选的人手捧朱元璋御笔龙封，从安徽绩溪来到北京城，向朝廷要求平反李善长一案。这个李世选，自称是临江公主的后人、李善长的十世孙。而他手里的御笔龙封，据说是在李善长之案后，临江公主向朱元璋陈诉公公家的冤屈，朱元璋为了安慰女儿亲笔所写，许诺二百一十六年之后为李家平反！

据史料记载，朝廷上下对这御笔龙封经过仔细鉴定，得出了伪造的结论，将李世选关进了诏狱。直到数十年后，流亡的南明小朝廷才在明朝抵抗势力几乎消耗殆尽的时候，为李善长平反并追加封谥。

时间再过二百多年，如今的我们再来看这御笔龙封的故事，仍然可以看到即使在政治高压之下，民间仍有其根深蒂固的善恶标准。无论朱元璋加给李善长什么罪名，在民间的话语中，他的确应该给李善长以及无辜枉的人一个交代！

而在当日，杀戮并未完结，文臣的血随着李善长的死流得差不多了，朱元璋的目光又转向了武将。

国公之死

如何掌控功臣，是朱元璋从称吴王以来就一直在考虑的问题，除了封赏杀伐外，把“外人”变成“自己人”——联姻——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手段。从朱元璋的儿子女儿成年后，他和功臣们之间的羁绊除了最初刀口舔血的友情以及立国后的君臣之义外，又增加了亲家情分。

刚立国时，朱元璋和功臣们也都是风华正茂的年纪，而他们的子女还都幼小，到了洪武八、九年，亲王公主们多已成年，元勋宿将们的孩子也已长到婚嫁之龄，朱元璋遂和他们倾心结纳——皇太子朱标的老丈人是常遇春，李善长的儿子娶了临安公主，傅友德的儿子娶了寿春公主，而邓愈之女为秦王妃，汤和之女为鲁王妃，蓝玉之女为蜀王妃……和皇家最为亲善的是徐达，他的三个女儿，分别为燕王妃、代王妃和安王妃。至于年纪稍长的功臣家的女儿，朱元璋自己就笑纳了——反正后宫大得很，三宫六院七十二妃也很正常嘛。

而这些勋贵之间的姻亲关系更为复杂，邓愈和李善长若是从朱元璋的角度来说，都是皇族的亲家，但他们两人私下算起来，李善长却比邓愈大上一辈——邓愈的儿子娶了李善长的外孙女。真不知道若是在家宴上，两人该如何称呼？至于其他和朱元璋关系并不密切如胡惟庸者，就去和诸功臣家联姻以求富贵荣华。

同时，诸位皇子也在娶妻后被朱元璋分封于各地，“外卫边陲，内资夹辅”。毕竟洪武八九年时的明朝还没有完全结束统一战争，让皇子们以亲王身份分镇各地，既是对他们的锻炼，也是对领兵将领的监视。像徐达、傅友德、蓝玉这样的高级将领几乎年年在外征战，但真正的最高军事统帅并非他们，而是他们领兵所在地的藩王。比如日后发动靖难之役赶走侄子自己当上皇帝的成祖朱棣就当过好几回这样名义上的统帅。

如此一来，以朱明皇族为核心，以和皇家结亲的远近为半径，形成了巨大而又盘根错节的联姻网络，这个网络涵盖了当时大明朝几乎所有的功臣宿将，包括了大多数高级文武官员，而皇帝朱元璋本人，就雄踞于这个网络的中心地位。

当朱元璋信重功臣之时，加诸于其上的既有公侯封号和铁券封赏，也有与之联姻的纽带。但当他开始怀疑这些功臣的时候，上面这些全都被他抛弃，功臣相互之间的联姻不再是维系王朝安全的纽带，而成了私下勾结的罪证。翻云覆雨，只是作为“皇帝”的那个老人的一转念间而已。出生入死换来的荣华与富贵都建立在名为“皇权”的沙砾城堡之上，脆弱得皇帝一句话即可兴之，自然也可亡之。

“金杯同汝饮，白刃不相饶。”

这句凶险万分的诗用在洪武后期的朝局上再合适不过了。经过了胡惟庸案件的整肃，锦衣卫的名字深深刻在了大明朝臣的心里，他们中的很多人每天上朝的时候都以“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心态和家人诀别，祈祷今天皇帝不要又翻出什么人是“胡党”的证据来牵连到自己。即使晚上平安回到家里，也不敢放松警惕心，谁知道锦衣卫的眼线布置在什么神不知鬼不觉的地方呢？

据说国子祭酒——教育部部长——宋讷有一天自己在屋里生学生的闷气，第二天皇帝就拿着他生气时的写真画质问他，要不是宋讷一门心思都扑在教学上，只怕当场就能送了命。

然而朱元璋比起他的大臣们，日子也好过不到哪里去。

自从洪武十五年结发妻子马皇后病逝后，他的后宫一下子变得陌生起来，而太子朱标仁厚的性格虽能胜任守成之君，但实在不讨自己喜欢，因此他和儿子们也疏远了许多。而在外廷，随着锦衣卫工作的日益深入，卷入胡惟庸案件的人越来越多，到后来，他已经分不清楚是因为锦衣卫拿来了那些人谋反的证据他才杀人，还是他要杀人锦衣卫才拿来了谋反的证据。他只知道，江山是他的，也必须是他的子孙万代的，无论是谁，只要威胁到这一点都不能放过。

胡惟庸死了，因为朱元璋不能容忍一个有可能凌驾皇权的政治制度存在，那数万条人命不是胡惟庸的陪葬，而是这个制度的陪葬；李善长死了，因为他不能容忍一个有可能在威望和人心向背上超过他的人存在，流放到江浦的两个外孙，是他对女儿临安公主仅有的补偿。

剔除了李善长这根芒刺，朱元璋并没能放松身心，在他看来，文武功臣们所结成的关系网实在是太密太大了，简直压得他喘不过气来，即使戳破了几个窟窿，也不能使他呼吸完全顺畅——他似乎已经忘记了一开始编织这张网的人正是他自己。

这个网络开始抽丝破洞，始于胡惟庸谋反案，而将它彻底扫荡的则是洪武二十六年的蓝玉谋反案。

蓝玉，在明初诸多名将中本排不上最前列，但他是朱元璋的发小儿常遇春的小舅子，常遇春于洪武二年早早战死，都没能等到大封功臣的时候，朱元璋对常遇春的早死很是伤怀，不但让太子朱标娶了常遇春的女儿为正妃，在大封功臣的时候，让常遇春的儿子继承了爵位，对蓝玉也一直加以照顾。蓝玉倒也没让朱元璋失望，他作战很是勇猛，到了洪武中后期，邓愈、徐达等宿将相继去世之后，蓝玉逐渐独当一面，参与了诸多重大战事，为明初的稳固与统一立下不少汗马功劳。

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六月，蓝玉奉命南下四川地区平叛，直到年底才回到南京。转过年来的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二月，锦衣卫指挥使蒋瓛向朱元璋告发：“蓝玉意图谋反。”

从洪武十五年锦衣卫设立，第一任指挥使毛骧开始，锦衣卫就如同一只被驯养的恶犬，虽然在主人面前温驯听话，但在大臣们面前却是凶神恶煞、威风凛凛。洪武十八年以来，凡是和胡惟庸沾点边儿的朝臣基本都被冠以“胡党”的名号扔进诏狱之中。当然，其中有多少是毛骧自己公报私仇就不得而知了。

自从锦衣卫设立以来，凡是朱元璋想杀的官员，都由锦衣卫办理，根本不走正常司法程序，外廷的三法司形同虚设。尤其是胡惟庸案扩大化后，锦衣卫下属的镇抚司诏狱犯人满囚，刑罚多变，短短几年的时间，就在朝廷上树立了恐怖政治的阴影。在朝的功臣们虽然每天战战兢兢，生怕锦衣卫指认自己是“胡党”，但他们毕竟跟随朱元璋出生入死搏得天下，胆气还没有被消磨光——反正都是死，那么也要拉上锦衣卫做垫背才算够本儿。

锦衣卫指挥使毛骧以“谋反”论罪胡惟庸，一开始就将目标设定为李善长，洪武十八年把胡惟庸的亲家、李善长的弟弟李存义扯进案子，想顺势把李善长杀了，但鉴于李善长在朝中势力仍然很大，牵一发而动全身，朱元璋没有杀李存义，更没有动李善长。

毛骧很是聪明，从核心入手不行的话就改打外围。洪武十九年（1386年），锦衣卫找到了胡惟庸“通倭”——和日本人勾结——的证据，这下胡惟庸谋反板上钉钉，再牵扯到什么人的话就没话说了。然而李善长也立刻意识到朱元璋要将胡案扩大化，一旦开始株连，则功臣们必定受到牵连，于是他联合朝中一些功臣向朱元璋施压。

大概是看功臣们反弹得太厉害，朱元璋不得不做做表面文章，安抚一下，洪武二十年（1387年）的正月，他召集群臣，对他们说：“锦衣卫设立以来，经常非法凌虐犯人，现在将这些凌虐犯人的刑具都毁了，那些犯人还是交给刑部审问吧。”

这只是表面上的安抚人心，焚毁了的刑具可以再造，已经收押的犯人转交刑部，刑部慑于皇帝的压力也不敢放纵，正好腾出地方来装新的犯人。

于是当众焚毁刑具的当年，锦衣卫又找到了胡惟庸和北元余孽相联系，阴谋颠覆大明的证据，锦衣卫诏狱里重又塞满了犯人。

到了洪武二十三年，李善长这棵大树的所有树杈都被削光，毛骧旧事重提，仍然以李存义和胡惟庸早有勾结上告朱元璋。这回朱元璋没有再留情面，李存义被杀，李善长终于被株连。而李善长最后也要争一口气，在口供中把毛骧拉进了“胡党”。朱元璋心里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