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洪武二十五年，皇太子朱标病逝，随之而来的继承人问题让朱棣曾对父亲有过期待。朱元璋的发妻马皇后一生没有生育，但朱元璋把年纪最大的五个儿子过继给马皇后，太子朱标和秦、晋、燕、周四王都算嫡子。朱元璋对他们也另眼相看，其他儿子犯了法他都狠狠惩罚，八子潭王朱梓甚至惊恐自杀，而秦王、晋王屡次忤逆不法，他也只是把他们叫到南京骂一顿了事。
按照嫡长子继承制，朱标死后，应该由他的嫡长子继承，但太子正妃——常遇春的女儿——所生的嫡长孙朱雄英早早夭折，年纪最大的孩子是侧妃吕氏所生的朱允炆。在这种情况下，立儿子辈的嫡子和孙子辈的长子，对于朱元璋来说都是一样的。
朱元璋也曾经想过立朱棣为储的事情，朱标死后不久，他召集亲近大臣，对他们说：“太子去世，皇孙弱不更事，我想立燕王为太子。”翰林学士刘三吾劝阻说：“立燕王，则将秦王、晋王置于何地？”不是不能立儿子辈，但朱棣在兄弟中排行第四，大哥朱标虽然不在了，老二老三还在，和平时期越过哥哥立弟弟为储，于情于礼都说不通。朱元璋被说动了，最终仍然立了孙子辈的朱允炆为皇太孙。朱棣在北京知道了侄子成为皇太孙的消息，黯然之时也只能怨自己为什么不早出生几年。
然而世事出人意料，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二哥秦王病死，洪武三十一年三月，三哥晋王也死了，他这个老四一下子成了众兄弟中的老大。即使按照最苛刻的宗法要求，他也有资格继承皇位了。遗憾的是朱元璋此时已是风中残烛，没有精力再折腾继承人的问题了。在晋王死后三个月，朱元璋也离开了人世，朱棣终究没有通过合法手段取得皇位的继承权。
野心的火苗一旦被点燃就再难熄灭，已经到了离皇位只有一步之遥地方，朱棣无论如何不要再放弃了。
从洪武三十一年闰五月朱允炆即位，到建文元年七月朱棣起兵，虽然只有短短一年的时间，但想想洪武二十六年罗织蓝玉谋反案，锦衣卫只用了不到半年的时间，这次朱允炆处心积虑竟然没有抓住一点四叔的把柄，实在不能说是正常现象。
朱允炆做了皇帝之后，一门心思想着如何削藩，黄子澄、齐泰他们都希望能够抓住诸王的错处，好让朝廷光明正大地下旨惩治，顺便也就执行了削藩的计划。如何找到叔叔们的错处呢？朱允炆想到了被祖父闲置的锦衣卫。
朱元璋晚年宣布收回锦衣卫的司法权限，但并没有废除这个机构。朱允炆登基之后，朝中形势复杂，诸王在朝中各有亲厚大臣，让年青的皇帝觉得除了几个老师之外大臣们都不可信。而寻找诸王的错处，属于先定罪再找证据，三法司对此显然没有锦衣卫精通。
因此，朱允炆重新启用了锦衣卫，锦衣卫狱里已经落满灰尘的刑具重又派上了用场。这一次，要对付的不是开国功臣，而是金枝玉叶的公子王孙。
锦衣卫出马，果然不负所托，很快找到了周王、湘王、齐王、代王和岷王的所谓谋反证据，让朱允炆顺利地制裁了几个叔叔。然而奇怪的是，所有人都知道的觊觎皇位的燕王，却一直没有任何动静。是朱棣根本就没想造反所以没有动静呢？还是保密工作做得太好而没有露出破绽呢？
朱允炆坚信是后一点，或者说他和他周围的所有人都认为必须是后一点，不然他们行事的一切都成里空中楼阁。
于是，从南京到北京，官吏来往不绝，军队调动频繁，朱棣和侄子之间的小动作越来越多。
洪武三十一年十一月，朱允炆任命张昺、谢贵分别掌管北平布政司和都指挥使司两个重要机构，他们两人的最重要的任务就是监视燕王的一举一动。
建文元年正月，燕王府长史葛诚奉朱棣之命到南京奏事，朱允炆单独接见他，两人密谈了许久才放他回北京——朱棣派葛诚进京是为了刺探朝廷的态度，结果葛诚倒戈，反过来帮朱允炆——他回奏燕王说朝廷对您还是很信任的，只要您入京面圣，朝廷就相信您没有反心。潜台词就是如果您不去南京，那就是有反心，这激将之法其实没错——不进京就是有反心，朝廷可以光明正大地制裁，进京就有可能被软禁，还是一事无成。
进京，还是不进京？这是一个问题。和哈姆雷特不同的是，哈姆雷特自问自答，最后选择了自我毁灭。而朱棣身边却有一个很好的倾听者——姚广孝。
这一年，姚广孝已经六十一岁，在朱棣的身边已经有十多年了。他本姓姚，十四岁那年出家为僧，法号道衍，广孝是朱棣登基后他被迫还俗时起的名字。明末元初，道衍和尚四海为家，曾经拜道士为师学习《易经》，与明初大儒宋濂、高启等诗歌唱酬，实在不是个安分的出家人形象。
洪武十五年马皇后去世，朱元璋以为马皇后祈求冥福为由，为诸王选派高僧随侍。道衍和尚就是在这次选派中来到朱棣身边的。
朱元璋早年为了谋生曾在皇觉寺当过和尚，这段历史尽人皆知，他自己也不以为耻。大明朝建立以后，他一边抑制宗教势力干涉朝廷事务，一边却又将许多重要事情交给和尚去做——他一手创建的检校中就有不少和尚，和尚云游各方，熟悉民间情况，担任检校工作是非常适合的——甭管是真和尚还是假和尚。
让诸王选派高僧随侍，明是为马皇后求冥福，实际上却是安插在儿子们身边的眼线。道衍在历史上被人誉为永乐时期的政治家和军事家，这样的人物在明朝建国过程中竟然无所作为，直到来到朱棣身边才大放异彩，实在叫人费解，若是朱元璋的检校之一，倒可以合理地解释道衍早年间的无所作为。
道衍四海游历时，曾在嵩山遇到当时的相面大师袁珙，袁珙一见到道衍就大为惊讶：“怎么有相貌如此奇特的和尚？你这双三角眼生得太诡异了，相貌像生病的老虎，骨子里透出一股杀气。将来定然是刘秉忠一流的人物。”刘秉忠是忽必烈建立元朝的重要谋臣，入仕前也曾出过家。如果真是清心寡欲的佛门弟子，恐怕不会是道衍的反应吧——史书上说道衍听了这番话大喜过望，从此和袁珙结为好友。
正史上说朱棣自己挑选了道衍，他和道衍一番密谈后大为倾心，向父亲求来了道衍和尚。野史上说道衍和尚看出朱棣有帝王之相，要给他这个王爷送顶白帽子——“王”上加“白”是为“皇”——因此主动投靠。反正不管怎么样，朱棣争皇位的野心和道衍做能臣的野心碰撞在一起，诞生了这对政治上的黄金组合。洪武十五年，道衍来到北京，名义上担任庆寿寺的住持，为马皇后祈求冥福，实际上却是朱棣的心腹谋士。
自从皇太子朱标死后，道衍一直劝朱棣暗中做好准备。朱允炆即位后，道衍更成为推动朱棣起兵的重要推动者。洪武三十一年的冬天，北京格外寒冷，朱棣在王府随口吟出一句：“天寒地冻，水无一点不成冰。” 道衍立刻接道：“世乱民贫，王不出头谁做主。”道衍眼里，朱允炆仓促削藩，天下大乱是迟早的事，他希望朱棣能当一回救世主，为民行道。朱棣心中开始松动，但仍有所顾虑。
道衍再接再厉，又对朱棣说：“殿下与其在府里心神不宁，坐卧不安，倒不如到外面喝酒散心。”朱棣就和九个侍卫打扮成相同装束，到王府外的酒馆里喝酒。正喝得高兴，袁珙突然出现，快步跪倒在朱棣的面前，顿声说道：“殿下怎么这般不爱惜自己呀？！”
朱棣大为惊异，没想到这个老人竟然能在十个同样打扮的人中认出自己的王爷身份。他将袁珙带回王府，请袁珙再仔细给自己相面，袁珙说：“殿下您有天子之相，今后定能成为太平天子，天下黎民百姓都会享受你的福气。”朱棣听了不但不怪罪袁珙，反而坚定了争位的决心和信念。
其实，这次戏剧性的相面是道衍一手安排的。朱棣固然雄才大略，但起兵争位这种事情，放到哪朝哪代都是大逆不道，别说不一定能成功，就是成功了也会有无数人唾骂。因此，“天意”成了朱棣的一根心理支柱，在道衍的安排下，占卜求签都是上签，连风吹落瓦也成了天意要燕王做皇帝换屋顶的祥瑞之兆。这种事情多了，本来心里就有鬼的朱棣也就越来越坚定了起兵的信念。
道衍可以说是历史上最为成功的行动策划了，没有他，朱棣未必敢举事。
拉回来说建文元年正月的进京难题，道衍支持朱棣进京，他认为朱允炆在黄子澄、齐泰、方孝孺的包围下，削藩是不可能停止的。如果不进京，立刻就会被拿住话柄，重蹈周王的覆辙。进京的话，以朱允炆惯常的性格，他必定会暂时安心，即使有人告发也不会当场发作，正好给朱棣争取时间。
事情的发展正如道衍所料。
朱允炆和削藩众臣本以为朱棣必然不敢深入虎穴，没想到建文元年二月初，朱棣不但出现在南京皇宫，还给了侄子皇帝一个下马威——在大殿之上不行君臣之礼。御史曾凤韶立刻弹劾燕王对皇帝“大不敬”，朱允炆看到四叔来了果然动摇起来，他对曾凤韶说：“四叔是朕的至亲，若不是在大殿，朕还得向他行家人礼呢。”不行礼的事情就这么不了了之，反而朱棣在南京期间，朱允炆对他优礼有加。
二月下旬，朱棣准备北返，朱允炆以护卫为名，亲自为四叔点了锦衣卫校尉潘安等人随燕王北返。
锦衣卫的名字，对于朱棣来说并不陌生，这次朱允炆派遣锦衣校尉随侍，看在朱棣眼里只是冷笑而已——潘安本就是燕王安插在锦衣卫的人，这次竟然又被派回自己身边，正和燕王府长史葛诚的情况相反。
从二月到六月，湘王、齐王、代王和岷王陆续或死或囚，朱允炆步步紧逼，朱棣却还没有做好准备。六月岷王被囚的消息传到北京的时候，他终于有些承受不住——锦衣校尉报给朱允炆的消息是燕王疯了。
举朝上下都不相信英武有如太祖的燕王精神会这么脆弱，但派到北京的锦衣校尉潘安向朱允炆密奏，燕王大热天还抱着火炉喊冷，不时跑到大街上语无伦次，有时甚至躺在肮脏的地面上呼呼大睡，种种迹象表明燕王确实疯了。
朱允炆得到锦衣卫的报告后很是伤心，他本心很软弱，虽然削藩是国家长治久安之事，但毕竟是自己的亲叔叔，除了湘王自焚外，其他几个被废的亲王都没有处死，只是囚禁而已。本来准备掉过头来对付实力最为强劲的四叔，没想到一连串的打击竟然将久经沙场的大将逼疯了。
叹息之下，又有亲睦派上疏责备朱允炆削藩太急，更让朱允炆心情郁闷，对于削藩一事想干脆就此收手。但黄子澄和齐泰怎可能答应？在他们眼里，朱允炆对叔叔们的怜悯根本就是妇人之仁。他们一面努力说服朱允炆继续削藩大业，一面加紧对北京方面的侦查工作。
此时的南京和北京，形势一日紧似一日，锦衣卫里有人被燕王收买，燕王府里自然也有人为皇帝效忠。正在朱允炆为四叔已疯伤心的时候，六月中旬，燕王府里一名护卫百户来到南京公干，朱允炆派人把他抓起来审问，得知燕王不但是在装疯，而且果然密谋造反——这么紧要关头朱棣竟然派人到南京公干，而且一被抓立刻全都招供，这护卫百户恐怕是朱允炆早就安插在四叔身边的眼线吧。
不管怎么说，这下朱允炆算是得了证据。他给北京的地方官员下了密旨，让他们出面对付燕王。就像对付前几个叔叔那样，他从没准备杀死四叔，地方官们接到的密旨上对燕王的惩罚只是“削爵及逮官属”。
所谓密旨，在两边相互渗透这么长的时间里，早就无密可言。朱棣很快就知道了侄子皇帝密旨的内容。朱棣不是他的那几个窝囊弟弟，也没有侄子那么软弱的心。既然侄子你撕破脸，别怪四叔我狠心了。
建文元年七月，在锦衣校尉潘安的协助下，朱棣将朱允炆派来的地方官一举擒拿，仅三天时间就安定了北京城的秩序。
之后他给侄子皇帝上书说：“现在朝廷里奸臣齐泰、黄子澄包藏祸心。周王、湘王等五个弟弟不到一年就被削夺封号属地。湘王尤其可怜，竟然全家自焚。皇上您圣德仁厚，这些事肯定不是出于您的意思，都是那些奸臣所为。臣与孝康皇帝——朱允炆登基之后将父亲朱标追封为孝康皇帝——是亲兄弟，现在侍奉陛下就像侍奉上天一样虔诚。但齐泰、黄子澄愚弄皇帝，离间我们的骨肉亲情。这些奸臣们先谋害诸王，就像砍伐大树先要剪枝叶一样，最后就会危害到朝廷，到时奸臣得志，江山社稷就危险啦！太祖皇帝留下的《祖训》上说'朝无正臣，内有奸恶，则亲王训兵待命，天子密诏诸王统领镇兵讨平之。'臣决定听从陛下的密诏，举兵清除朝中的奸臣。”哪里来得什么密诏？只不过是朱棣的借口而已。
朱棣知道朱允炆毕竟是大明朝合理合法的继承人，他没法从侄子的继承资格上找碴，只能从朱允炆身边的大臣下手。“清君侧”的招牌一打出来，至少从表面道义上，自己能够站稳脚跟。
随即朱棣打出了“奉天靖难”的旗号，将自己的军队称为“靖难军”。
收到燕王的上书后，朱允炆的反应还算敏捷，毕竟早有心理准备的事了，再难受也得面对骨肉相残的现实。于是朝廷运筹帷幄、调兵遣将，挑选了长兴侯耿炳文为主帅，去迎战靖难军。耿炳文是洪武时期的老将，也是开国功臣之一，但朱允炆看中他的原因却不是他的作战能力，而是因为他是孝康皇帝的亲家——朱标的长女江都公主嫁给了耿炳文的儿子——是信得过的自己人。
可耿炳文出征之前，朱允炆却给老将军出了一道难题，他对将士们说：“毋使朕有杀叔父名。”两军对阵之时，讲究的是擒贼擒王，这倒好，还没出城呢，就被告知不许杀敌人主将，士气一下子就低落了不少。
朱允炆和齐泰、黄子澄他们前几次削藩轻易成功，以至于这次燕王举兵，在他们看来只是急红眼的兔子蹦哒几下而已。当时朝廷的共识是“北兵不足忧”，朱允炆的心思也不在四叔身上，他这时“锐意文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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