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教仁恨恨地道：“南京的《告友邦书》，是鉴于南京政府自身力量的弱小，新成立的临时政府不得已承认了满廷缔结的不平等条约，以换得欧美列强对新政府的承认。大总统在多次谈话中也表明了要进行条约改正的意向。如其中就提到满廷至今所缔结之条约之中，有诸多弊害，其利害得失在公议之上，必须改正。另，与外国交际，宜以万国公法从事的内容。这表明新政府早已意识到满廷缔结的不平等条约的危害性，认为修约是必然之事，同时表明要基于国际公法与西方列强打交道。所以我们都主张当前暂停修改条约，将修改期限延长3年乃至5年，以待国力的增强。”
李想回过神来，弱国无外交。国力强大才是修约的前提和基础，要取得修约外交的胜利，必须把整顿内务作为当务之急。中国必须大力推行殖产兴业政策，同时改革政治制度、社会习俗、教育文化以及法律制度，为修约提供了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基础。
不过想起当前国际局势，李想笑笑，说道：“看过《东周列国志》吗？普鲁士崛起欧西，这让老牌的英法列强非常恐惧，中国正是积蓄国力等待崛起的时候。正是列强无力东顾的时候，我们更要修改不平等条约！”
宋教仁被说动了，神色庄重地说道：“或许可以像日本一样，先交涉税权问题。”
“不！”李想反对道：“南京政府必须把修改条约交涉作为其最主要的外交问题全力以赴，其方针是不能仅仅只是以恢复税权为重点，而要将法权和税权问题同时提出来，废除治外法权、收复税权，使中国逐渐拥有与欧美各大国同等的地位。”
李想首先谈的是关税问题：“改约的主要原因之一是防备严重的海关金钱流失。自小弟兴办新华集团之初，就已开始考察中国的关税状况。发现，中国海关输出浮于输入，每年高达千万。以汉口商务在光绪三十一二年间，其茂盛较之京沪犹驾而上之，那几年，仅鸦片一项，每年流失就高达一千万。如果对如此巨大的金钱流失还不采取防范措施，日积月累，上下空虚，可以预见数十年后，后果不堪设想，比于割地输币，尤为不堪。”
李想可悲的发现，中国关税问题的症结在于关税主权问题和税率这些基本常识问题，偏偏这个时代的人对这些基本常识很朦胧。就关税的主权问题而言，西方各国的关税完全自主，哪有被别人指手画脚的道理。
“海关税则轻重皆由己定，布告各国，俾令遵行而已。未有与他国协议而后定者。”李想道：“欧西各国以商为重，全国上下所皇皇然朝思而夕行者，惟惧金钱之流出于外。我国之产广输于人国，于是且减轻出口之税，使之本轻而得利。人国之产勿入于我国，于是不必需之物禁之绝之，其必需者移植而种之，效法而制之，且重征进口之税，使物价翔贵，他人无所牟利。故收税之权必由自主，得以时其盈虚而增减，之所以富国。而中国的收税之权则毫无自主，必与西人议而后能行……而就海关税则的标准而言，东西方相差也非常悬殊，西方各国的进口税一般是值百抽三十，甚至有高达五十、七十的。而中国的进口税只有值百抽五而已，此为天下至轻之税。然而，外国商人还不满足，又想内地通行一概免厘，议纳子口半税，又欲议减税，议减厘，贪得之心，有加无已。”
这正是李想所以议加税悉由自主的原因。这种特殊的关税制度具有重大的危害性，由于关税不能自主，中国的海关金钱严重流失。金钱流失已经使清末民初的中国上下穷困，举国嚣然，弊端已见。日积月累，后果将不堪设想。满清的外交问题中创痛最为深重的莫过于“输币”和“割地”两大事，而当时中国海关的金钱流失之危害，远远大于此。李想分析道：“今金钱流出之数，比之岁币不止十倍。而割地予人，犹人之一身去其一指，其他尚可自保。若金银流出，则如精血日吸日尽，羸弱枯瘠，殆不可救药矣。英国、法国、美国、德国，尚无利我土地之心，只有日取吾财，故金钱流失问题，无形隐患，关系甚大。”
自条约制度在中国确立以后，在关税问题上，国人一般只关注关税收入的多少，对于海关的输出与输入的状况并不留意。对于这种只问税之兴衰，不问输出入之何若的现状，作为一个穿越人士的李想感慨万千。他指出：“税之多寡，于国关系不重，惟输出之金银多于输入，则民生窘而国计危矣。财为生命之源，拱手而致之他人，民贫而乱作。”
李想暗指的是昨日之太平天国，今日之辛亥革命，还有埋藏在明日之新民主革命。
民窘国危局面的根源在于税则由他人商定。如果税则自主，重课进口货，金钱输出不多，就不至于有这种窘境。他再一次强调：“‘税则自定之’一语，一乃全国安危之所系，不可以不谨。”
在李想看来，税则自主是前提，加税是手段，目的是防止海关金钱流失这一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从而把关税问题从纯粹的经济问题上升到国家主权的高度。
“与关税问题同样重要且具有危害性的另一个条款是治外法权，其为天下极不均平之政。管外国流寓之人是亚洲独有的现象，具有明显的侵权性，在西方被称作治外法权。”为此，李想解释说：“治外法权，谓所治之地外而有行法之权。治外法权在条约中虽然体现出持平原则，但事实上并不公平，因为刑法有彼轻此重之分，禁令有彼无此有之异，利益遂有彼得此失之殊。治外法权的侵权性还波及本国人的管理。某些不法国人依仗外国势力冒禁贪利，但由于条约中有商民归领事管辖的条文，西方领事进而把租界当作共治之地。本国人互讼的案件，领事亦出坐堂皇参议。政府一有禁令，租界便成为逋逃主萃渊薮。这已是法外用法，权外纵权，我条约之所未闻，彼外部之所未悉。”
宋教仁不禁怔了，皱眉道：“中国与西方各国缔结的条约皆威迫势劫而后成议，其取我财贿，伤我利权，是时候该修约了。但是放在汉口能成的事情，放在全国未必准。主持改约交涉的事情还是分步走的好，第一步，中心问题还是修改条约草案，然后南京政府将修改条约草案送达驻华各国公使。”
宋教仁赞成改约的动因有两点，一是外交上其利弊而不甘心受侮，二是海关金钱流失的严重局面。
李想正色道：“这才像话。你说说看这个草案怎么拟。”
这是宋教仁的专业，李想当然要问他。
宋教仁干笑一声道：“新的条约草案出台之后，外交部致信各国驻华公使，附寄修改条约草案，希望各国公使将草案分别转送本国政府，并望各国政府派遣全权代表尽快进行谈判，在草案的基础上早日缔结新的条约，但不包括日本和俄国驻华公使。”
李想点点头，修约直接会影响日俄与中国的关系，中国改约，与西方各国咨商，但对临近的日俄绝不关照，这是正确的做法。兵法上说，就是远交近攻。
宋教仁继续说道：“新拟约稿其议改之意，在管理寓商及通商税则各事，其稿必须极详细，亦极公平，大略系西洋各国通行之章程。若各国通商均照此行，固无损也。”又说，“送给驻华各国公使的修改条约草案，包括修好条约及附录照会草案，和通商航海条约草案及附录，附录包括输入税目、输入税率草案、吨税规则、横滨港则等。其要点大致区分为财务和审判两大部分，即税权和法权两大问题。具体着眼于先恢复部分法权与税权。就法权而言，使港则、枪猎规则、检疫规则等行政规则适用于外国人，整顿法律和审判组织使其归中国所有。就税权而言，废除协定税率，限定数十种重要输入商品，协定其关税率。”
李想听得很留神，对宋教仁的分步计划，他原来是有些多心的，此时不禁点头称善：“介绍虽然不是非常具体，但反映了改约草案的精神，这个草案无疑可以奠定中国改约交涉的基本方针。”
“只是……改约交涉的对象是欧美各国，试图修改的是欧美各国以武力为后盾所强加的不平等条约制度。”宋教仁冷然说道。
李想对改约的前景一直持乐观的态度，他笑道：“有全国上下合力一心，加上依照西方惯例不会因为税务问题而引发战争，更何况还是这个非常时期，各国最终碍难尽拒，不能不分别酌改。”
这是他在收复汉口租界的经验之谈。不平等条约条款中危害巨大且具有隐蔽性的，是协定关税和治外法权两大条款。李想又感叹道：“我亚洲各国，以前均未悉此种情形，故受损实多。”
宋教仁没有立即回答，只半闭了眼陷入了深深的思索，良久方叹道：“早该想到的，或许真是如此！”
宋教仁此时神采奕奕，因为内阁之争倍受打击的心又活跃起来，像是重新找到奋斗的目标。
第三百五十九章 权宜
孙中山和黄兴，还有南京临时政府秘书长胡汉民、大总统私人顾问宫崎滔天、山田纯三郎等人陪同下会见上次犬养毅提到的日本人森恪。
森恪并非三井物产的普通职员，他一直充当着日本政界与财界的联络渠道，此次由日本来南京，是经日本政界元老桂太郎面授机宜，由三井物产顾问益田孝派遣，与孙中山商谈以租借满州取得日本援助问题。
森恪在会面之前已经获悉，此前，黄兴正在和新组建的长江商会的华商们磋商，拟以上海轮船招商局抵押一千万元，尚未成功。森恪暗暗好笑，这个价钱没有那个商人会愿意接手的，但也可以看出南京临时政府财政窘迫的程度，或许满州租借问题，可以从这里下手。
会谈中，森恪转达了元老桂太郎的意见：“如阁下所知，如今世界为黄种人与白种人之战场，为制止白人势力先锋俄国之南下，确保日本存在之安全与东洋和平，日本认为有以日本之力量保全满洲之必要。为此，日本已不惜以国运为赌注，牺牲多数人之生命与财产。当俄国仍图南下、德人占据青岛之际，满洲终必假日本之手予以保全……”
孙中山容色微微一凛，小日本把侵略说得冠冕堂皇，这个时候的孙中山也只能认了。
“……以今日之大势论，仅赖中国政府（笔者案：真不知道那个傻碧搞出的和谐词，除了增加民怨，看不出任何正面效用）单独之力保全满洲，虽阁下恐亦难以确信；而以日本之立场观之，更不能不深感一任中国政府（笔者案：真不知道那个傻碧搞出的和谐词，除了增加民怨，看不出任何正面效用）独自维持之危险至极。事实已很明白，满洲仅赖中国政府（笔者案：真不知道那个傻碧搞出的和谐词，除了增加民怨，看不出任何正面效用）之力已不能保全，此已为贵我双方之所共认，故可断言：满洲之命运业已定矣。可以预料，革命政府之前途必有诸多困难，基于地理上、历史上之特殊立场，如无日本之特殊援助，则成功之可能实甚渺茫。”森恪侃侃而谈。
孙中山不得不承认他说的在理，因为俄国已经策动蒙古之独立，西北边疆危机四伏，在这个节骨眼上，他寄全部希望于李想安西革命军，这和赌博有何区别？
森恪似乎看到孙中山的意动，意味深长地一笑，道：“倘阁下决心舍弃命运已定之满洲，一任日本势力发展，以此换取日本之特殊援助，完成革命大业，则日本必将立即采取必要手段以满足其要求。为保全满洲，日本已不惜进行第二次战争。当今之际，阁下如能默默合作，则国家悬系已久之大问题可得解决，避免第二次战争，以小努力取得大利益。不知阁下决心如何？若阁下所思鄙人一致，望速裁断。”
森恪最后还表示：“这是桂太郎大人透露给益田孝大人的秘密意旨。倘阁下有意实行，则可由阁下或黄君克强中的一人秘密赴日，日本将派军舰迎接，然后转去京都，和从东京来的桂太郎会谈，缔结关于满洲的密约。”
听了森恪的陈述后，孙中山也有了决定：“何曾料到，桂公已有此决心？长久以来，自身为中国苦虑，为黄种人心忧。为东洋和平计，满洲无论如何亦须保留于东洋人手中。因此，当此次举事之初，余等即拟将满洲委之于日本，以此希求日本援助中国革命。但日本疏远余等，不相接近。当余发难之时，曾申请在日本立足，而日本官宪不允余入境。在此情形下，余以日本政治家并无包容余等之度量，因而离日转依美国。然由于地理上、人种上之关系，中国如无日本之同情与支援，即将一事无成，此乃运命攸关，故余为如何取得日本之同情而煞费苦心。其结果，日本有志人士为革命政府尽力者日渐增多，而日本政府迄今仍无转变表示，是以余等为日本政府之态度如何而日夜心忧。”
谈话最后，孙中山笑道：“余等希望将满州委托给日本，而日本给革命以援助。”
孙中山还向森恪说明自己处境及最近临时政府财政困难至极的情况：“万一数日间无足够资金以救燃眉之急，许多军队要离散，革命政府将遭瓦解的命运。”
孙中山和当初考虑征蒙问题时的想法一样，借助日本的力量，只要挺过这一关，租借的土地还可以收回！
而且现在的临时政府，作为最后办法，在革命政府最后崩溃以前，在军队离散以前，与袁世凯缔结和议，抑止天下大乱，以后慢慢筹集军资，再图大举；但若能获得足够资金以防止军队溃散，则将在日后实行当初之计划以武力排袁。如中国旧历辛亥年底得不到1500万元，则只有把政权让给袁世凯。
森恪把会谈的内容与结论，写成中文稿，准备以加急电报发给益田孝。文稿经孙中山与胡汉民修改后，森恪拿起再念道：“因财政穷乏，在辛亥年底以前如能得到一千五百万元，则能战争，革命政府不致陷入混乱。与汉冶萍公司有五百万借款成立，故以招商局作担保与长江商务总会一概华商一千万元借款在交涉中，若五日内两项借款无望，则万事皆休，孙、黄将与袁世凯和议，可能授袁以政权。孙答应租借满州，日本为防止革命军之解散，在汉冶萍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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