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指控科学家本人的狂热和顽固如同信教的人表现出来到。有时候，这个指控或许有点道理，但是作为狂热的偏执者，我们科学家在游戏中还很业余。我们****于和不同意我们的人争论。我们不杀掉他们。
但是即便是对纯粹口头上的狂热行为的指控，我也要否认。因为我们思考和检验了证据而深感赞同——甚至是充满热情地——某事，和因为内心的启示、或是历史上某人的内心启示，随后被传统神圣化，从而深感赞同某事，这两者之间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区别。一个通过引用证据和逻辑而支持的信仰，和一个仅仅由传统、权威或者天启支持的信仰，是截然不同的。
外篇 科幻，干嘛偏要是科学 /
常常地，一听说“科学”二字，便很来气。
科学这种东西，本来就是西方的，据说中国的历史上最多只有实用技术，比如诸葛亮老师的木牛流马和鲁班老师的木头麻雀一类，算不上科学。但不知怎么搞的在五四时期便叫得凶了起来，一个赛先生，一个德先生，但也只是叫一叫。非典时期，看出来中国的民主和科学，还是底气不足的。
昨天看****电视台播一个采访北京史家胡同小学的节目，里面说非典来了，学校还没有宣布什么，学生便自动逃跑了一大批。有一个班，有一天上课，全班都跑光了，只剩下了一个女语文老师和一个男学生。女语文老师便眼含热泪在黑板上给男学生写格言，说小溪为什么会歌唱呢？因为它在克服礁石这个困难（大意）。
所以中国人到了节骨眼上，是不会讲科学的，而是只讲逃学，最后则要靠语文来拯救心灵。非典有那么厉害么？不上学便能躲过么？这是典型的不讲科学。而更让人害怕的是，“小太阳”们或者“小太阳”们的父母们怎么这么没有组织纪律性呢？将来跟美国人或者台湾人打起仗来怎么办呢？今天是儿童节，大家都羞惭地不说这事，不是故意忘了，就是都知道理亏。
刘慈欣在谈到《超新星纪元》时好像说过，最后是做贼一样把科幻的元素偷偷地塞到字里行间去。干嘛要这样？很简单，“科幻”二字害的。
刘老师写小孩子执掌的世界，便写嘛，这是文章的精华，但为了适应科幻的需要，硬要削足适履弄一个什么超新星之类的。这便是限制了想像力。我时常在读刘慈欣的文章时有一个感觉，那就是虽然身为计算机工程师，但刘慈欣最关注的东西恐怕还不是科学。但为了让文章得到公开发表，他便做贼一样地大写科学。
最古怪的是世界上发行量最大的那家科幻杂志，每期都要登出一种叫做“科学美文”的东西。此种文章，许多人说难以卒读。编辑心中的想法，大约还是觉得科学是大爷，可以唬住好多孩子。其实我们也很需要哲学美文和宗教美文。
也就是说，我们其实也很需要哲学的幻想小说，社会的幻想小说，宗教的幻想小说，文学的幻想小说，等等，以此类推。方便的话，我们当然也可以认定它们就是中规中矩的“科幻小说”，但我更倾向于按照某些外国同行对科幻的新定义叫做“推测性小说”。
比如说，我们要写一篇关于未来厕所建设的小说。传统的科幻作家便一定要写它是由智能机器人来管理的啦，擦屁股不用纸而是用超声波啦，如厕者由于大肠已经经过基因工程改造所以拉出来的屎不再臭了啦，等等。但厕所的未来干嘛一定是由科学决定的呢？这又是科幻二字造成的认识误区。
厕所当然有权利选择自己的进化逻辑，它可能是科学的，但也可能是社会的和宗教的。我们可以认为未来的中国政府为了广泛推行民主而把选票箱都放在厕所里，以使人意识到温饱和小康都来得不容易，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的惊心动魄的故事。我们还可以认为这个政府是由宗教界人士来执政的，因此为了更好地搞出顿悟一类的效果，要求每座厕所都必须建成庙宇的模式。所以说，我们要写除了科学之外，更多的东西。
但这并不是软科幻。软科幻是一个西方舶来的伪概念，中国人永远是拎不清的。最软的科幻往往发生在最硬的科幻那里，最硬的科幻往往也发生在最软的科幻这里。宗教工作者致力修建伟大的厕所庙宇的故事，可能是一个最硬的科幻。因为我们要涉及大量的宗教教义上的细节，它的复杂性至少不亚于解一个微积分方程式或者运算某颗长周期彗星的轨道。
更主要的是，我很讨厌硬和软的这种划分，因为中国人说一件事情往往都是带有道德评判色彩的，硬的永远是褒义的，软的永远是贬义的，听起来像是一个器官生锈的男人。所以世界上发行量最大的那家科幻杂志，为了讨主力为男性读者的欢心，便大量地发表看上去******的科幻，大概是为了缓解中学生们的性恐惧。
刚才说了史家胡同小学的事情，这里面除了科学的问题，更主要的还是道德的问题。那便是那帮逃学的小学生大概也是看科幻杂志看多了的，觉得他们都懂了科学，而科学首先是用来保命的，所谓警钟文学么。这便更加坚定了我们要破除科学中心主义的信念。这个国家其实更需要道德的幻想小说。
有的人说，我们从爷爷的时代开始就看惯了正统的科幻小说啊，科幻小说中没有科学，那还有什么劲，我们便热血沸腾不起来了。其实这正是中科学的毒太深了。这是中国最危险的事情。中国从提出赛先生到后来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从搞科教兴国到现在搞工程师治国，搞到最后还是搞出了非典。这不是血清或者疫苗能够解决的问题。
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这样，把非典搞成了一场全民政治运动。这个时候，谁提科学了？所以说现今的科幻小说真的是在误人子弟，容易把中学生和大学生都搞得傻傻的，进入社会之后活该挨整。
因此，我们的科幻作者不要再误人子弟了，一方面还可以继续写他们轻车熟路的科学核心的故事，另一方面也要把想像力的触角伸得更远一些，去幻想一下别的同样从根本上决定我们命运的事情，去关注这些事情本身具有的变化逻辑。我们可爱的读者也应该转换一下思维方式，学会去欣赏一些剔除了技术关照的“科幻小说”，但不要把它们当做软科幻，这样，毕业之后，大伙儿就不会为这个社会上竟然没有阿西莫夫的机器人却处处都是警察而大失所望了。
不然，我们便总会是在模仿西方。我们已经模仿了西方一个多世纪了，最后还是要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嘛。我理解这个道路，根据中国的国情和思维习惯，科学技术总是排在第二位第三位的。至少我们这一代人改变不了。不这样去想问题，科幻便永远只会挤在新华书店里一个可怜的儿童读物的小角落里。
外篇 危险的硬科幻 /韩松
最近，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一套“世界科学前沿普及译丛”系列，其中一册名为《地外生存：人类文明在宇宙中的命运》，译者王义豹在其译者序中有一段话，令人难忘。原文照录如下：
在国外的大量科学幻想小说中，有很多其作者本人就是非常有成就的科学家，我相信，看过本书之后，你对此一定会有深刻的印象，这就是所谓的“硬科幻”。如果受经济或技术条件的限制，他们自己的科学思想一时难以实施，往往以科幻作品的形式加以表现，向公众介绍，以期造成更大的影响。这与“胡思乱想”、“信口开河”的所谓“软科幻”不同。我国科幻作品归入文艺类，也只是一种无奈的习惯。
《地外生存：人类文明在宇宙中的命运》，是法国作家尼阔&；#183；普朗索写的一本展望人类如何走出地球村、在外星开拓殖民地的未来学著作。书中，引用了大量科幻作家的构想。大概正是这个引发了译者上述的感慨吧。
让我啼笑皆非之处在于，我原以为科幻究竟姓科还是姓文的争论早已成为过去，不曾想到，在知识阶层和整个社会上仍有很大市场。译者显然是硬科幻的推崇者，对于科幻是一种文艺类型，嗤之以鼻，而对于软科幻，则以很严肃的口吻加以贬低和批判。
我觉得，这代表了很多人的想法。现在，中国流行着一种技术至上主义思潮。科教兴国成为国策，而且，正变成对技术的全面依赖。缺乏人文背景的工程师纷纷走上政坛，治理国家。这其实是上个世纪乃至上上个世纪末实业救国的延续。中国的工业化始终没有完成，现在，农业社会要向工业社会、信息社会的转型，这中间藏着许多必然和无奈。而一个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起飞的阶段，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受到冷遇，也是当然的。
在科幻这里，也存在着这种趋势了。我说硬科幻危险，是说在目前的中国文化背景下，孕育着恶兆，而不是指这种题材本身不好。实际上中国需要大量的硬科幻，现在还太少了。但如今的一些人对硬科幻有一种近乎病态的兴趣，对工程技术细节、对物质世界的一面过于津津乐道，超越了对人生的关怀，使不少硬科幻中透着一种一眼便能看透的浅薄。科幻成为了一种玩电子游戏似的单纯技术追求。它反映了一种可怕的大众心理。在中国历史上，这个民族的不间断的灾难，其实正是由于人的价值被忽视后而引发的。包括中国为什么没有发展出近代科技，而最终被坚船利炮击败，也在很大程度上因为，缺乏文艺复兴那样的一次对人性的解放。
这里，我想到了另一本书的译后记。那是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的译者李黎在1986年写下的：
《美丽新世界》的最可贵的“预言性”，并不在于其物质性上的“预言”，而是作者的一份早亍他自己的时代的“危机感”——他写这本书时才是30年代初期，那时的科技文明比起半个世纪后的现在，简直可以说尚在少年阶段；******还没有登上世界战场的舞台，而环境污染、生态危机、电脑操作、太空科学等等更是闻所未闻。然而在那个时候，赫胥黎已预见到，当人文意识薄弱、而行政控制强有力时，结合上优越的科技文明，将会是一个巨大的人类梦魇的开始。
对比相隔16年的两个译者感言，我感叹，我们对科幻的认识，是在进步呢，还是在退步呢？而我们的社会是在进步呢，还是在退步呢？
回复：危险的硬科幻 卅方发表评论于2005…6…15 10：5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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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是基于科技的，或者说是基于生产力水平的。中国文化从来都是轻视科技的，何来“中国流行着一种技术至上主义思潮”？就算存在，中国有多少年历史？注重科技的时间充其量不过百年，过去可是很注重人文的，我们强大了么？
人性自古不变，与科技的发展无关，科幻本身是先锋艺术，是要走在时代前面的，只有技术恐惧症者才害怕科技的进步——指甲也能戳死人，在用指甲戳人的时代就该考虑这个问题了，不需要在原子时代重复考虑——重复，是中国文明进步最大的绊脚石，几篇糟糕的硬科幻与之相比其严重程度可以忽略（请务必注意，在产生若干糟糕硬科幻的同时，一定有至少多一个数量级的垃圾软科幻产生——如果这些还能称为科幻的话），因为看硬科幻的人至少在看的时候没去麻将或KTV泡吧等更 “人性”的地方。硬科幻比腐朽的生活方式更危险么？
中国的硬科幻太少了，对硬科幻的追求只要不是出于精神病症状，完全没坏处，因为那是一种发展的动力。
外篇 态度是超越荒谬的一种武器
吴岩的《衰败之花》讲述了一个荒谬的故事：中国各地蔓长着一种奇异的花蕾，它开在哪里，哪里的人便死去，单位便崩溃，社会便紊乱。对此任何高科技也无法解救。但广东人却找到了一种消灭衰败之花的极简单办法，那便是发扬饮食大国的文明传统，吃掉它。
飕飕飕的《登月自行车》中的荒谬感同样让人哭笑不得。为了与美国的阿波罗计划竞赛，****中的中国人用大炼钢铁的方式把一辆自行车改造成了登月飞船，却被造反派诬蔑为企图把伟大领袖诱离地球。改革开放后设计师才被平反。然而，当他终于可以实施登月行动时，却发现自己根本不会骑自行车。
荒谬的题材最近在中国科幻小说中的确多了起来。显然，中国科幻作家笔下的荒谬是不同于卡夫卡的荒谬的，它是五千年文明积淀下来的一种惯性，有着极强的民族特色。我们或可以从吴岩等人的小说中读出这样的一些词来：蛮横、投机取巧、奴颜婢膝、强作欢笑、苟且偷生、模棱两可、僵化愚昧……
我自己便常常感受到这种荒谬在现实中的存在和泛滥，而这成为了促使我拿起笔来的重要原因。这种东西总是披着最神圣的外衣，无法无天地浸透于社会和人生的骨子里，时时处处贯穿着生活的主题，让人在可笑中感到可怕，在可怜中感到可恶，在可卑中又感到或可行，想对抗却无力对抗，想摆脱也摆脱不了，最后自己也就变成了丧失掉人类感觉和生命冲动的低等腔肠动物。
由于二十多年的空前社会剧变，这种扭曲人性的荒谬存在，经过原汤般的沸煮和震荡，在许多层面上达到了它表现的极致，而从普通公民到民族国家的利益，总是可以在一种义正辞严的会心默契中被出卖和牺牲。这也便是《衰败之花》和《登月自行车》得以产生的社会背景吗？实际上，通常被认为是不着边际异想天开的儿童文学的科幻小说，已经在体现着最强烈的时代感。
出生于七十年代后期和八十年代的新人类对此也许还难以产生真切的感受。他们会惊讶地问，会有你说的这样厉害吗？生活不是很美好的么？上上网、玩玩游戏、听听流行歌曲，不就很快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