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认为科学成长于西方文化的学者，通常都把其根源追溯到古希腊，认为科学正是在欧几里德、亚里士多德等人的理性主义传统上成长起来的。他们忘记了，现在的西方文化不是古希腊古罗马的文化，而是基督教文化。难道不正是西方人，把这个理性主义传统埋没了一千年吗？前一个西方和后一个西方，哪个更代表西方呢？
七、
这些学者也没有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近代科学主要由西方传教士带到中国。传教是目标，传播科学是手段。然而几百年下来，中国人接受了科学，把它当成自己的东西，基督教在中国却仍然是异质的文化。
在今天，将科学视为“西学”的人有两类。一类是“西人”中的某些人。他们以此为傲，试图证明“西方文化”的优越性。另一类是非西方社会中的一些人，试图凭此建立挡箭牌，蔽帚自珍。其实，在与科学的亲缘上，西方人既不比我们远，也不比我们近。科学不是“西学”，而是“现代学”，是与全人类普遍拥有的某些精神本质相联系的现代精神。如果把它视为一种文化，那么它是与任何传统文化都冲突的现代文化。所有类型的中世纪文化在遇到科学的挑战时，也都采取过前述“玄学为体、科学为用”的手法。至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只不过是这个普遍规律的中国变种而已。
至于科学当初确实曾经诞生于西方，然后又传遍世界的这个事实。笔者认为它只是个偶然现象。科学阳光毕竟不可能在地球的每个角落里同时升起，总要让“一部分人先科学起来”才行。
外篇 威廉·吉布森的未来世界
这里没有阳光——威廉&；#183；吉布森的未来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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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城不缴税，也没有公共设施。那儿的弧光灯早就坏了，穹顶天棚也被几十年的炊烟熏得黑乎乎的。即使在正午，夜城也差不多伸手不见五指。
——节选《约翰尼的记忆》
2005年，中国的科幻迷们终于看到了威廉&；#183；吉布森先生的作品。这位成名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加拿大科幻作家成功登陆中国大陆，却略显来迟。读者们早已在太多的科幻电影中接触过类似的风格，以至于很难产生原本应有的震撼。
近年的科幻影视作品中，未来的世界不外是五种主题——或资源耗尽、或文明衰落、或物欲横流、或惊天浩劫、或高度……暗淡的未来充斥着荧屏，似乎暗示着西方文明对自身发展的悲观态度。如果这种情况仅仅发生在地球的另一面，那么对部分中国人来说应该是令人愉快的。但是从这些电影在中国取得的空前影响来看，问题显然并非西方独有。
威廉&；#183；吉布森的未来世界同样阴暗而狂乱，在这里有黑社会、有妓女、有毒品、有游离于主流社会之外、近乎社会弃儿般的主角们。挣扎谋生的人们有如虚幻的影象，出没于脏乱酒吧和小巷之间，为了或多或少的利益相互猜忌、仇恨与背叛。为了强化那个黑暗可怖的世界，吉布森干脆在某些作品里将舞台设置在永无天日的洞窟之中。黯然无光的大背景下，他的主角们在社会的夹缝中生活着。在吉布森成名的“蔓声三部曲”里，《约翰尼的记忆》的主角以勒索为业，《整垮珂萝米》的主角是通过互联网络进行盗窃的黑客，只有《新玫瑰旅馆》的主角有一个说得过去的职业——商业间谍，而这个职业同样不能见光。吉布森笔下的主角与配角巧妙的利用各种手段通过侵害他人谋求收益，而这样做时毫无愧疚，因为他们知道自己侵害的对象是何等卑劣，他们还知道的是，自己也在无时无刻不被人算计。对主角和主角身边的同伴来说，生存的目的就是为了享乐，所拥有的一切甚至记忆、身体都无一不是可交易品，只要付钱，什么都可以出卖，也什么都能够卖出。
与许多西方电影一样，政府在吉布森的作品中显得无足轻重，国家仿佛仅仅是地理名词，文化生活在很早以前就被漠视，娱乐手段是色情交易与吸食毒品……公开或不公开的各种庞大组织支配着整个社会，无处不在的地下势力操纵着全球的经济体系。北京、澳门、仙台、悉尼、基辅、纽约、东京、新加坡……相隔万里的城市在吉布森的文字中猛然跳出后，就此一沉到底再也不会出现。这个未来世界将地球上所有的一切前所未有的紧密联系在一起，人们的需要由世界各地来提供，人们的行动到世界各地去完成。人与人的距离可以说无限的接近，主角在美洲生活，财产在欧洲保存，交易在亚洲完成。人与人的距离又可以说无限的遥远，连自己的合作伙伴也不能够信任，不满的情绪弥漫着，假如出现合适的机会就将毫不犹豫的把对方抛弃。
如此愁云惨淡的未来并非吉布森首创，自科幻出现以来这种背景既屡见不鲜。1895年威尔斯的《时间机器》中，主人公到达未来世界后发现人类异化成两个不同的种类，其中一种几乎可以看作是另一种饲养的动物……我们很难说出这样的未来与吉布森冷漠嘈杂的世界哪个更加糟糕，因为他们都是一样的悲观和不安，然而后者的粗暴风格更容易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如果说《1984》、《美丽新世界》等反乌托邦作品体现出作者对人类发展的忧虑与畏惧，那么吉布森的未来世界则真实折射了当今社会空前巨大的压力和纸醉金迷的麻木。在打着“颓废”印记的场景与人物之间，一切含情默默的面纱都不复存在，情感、文化、科技、人际关系无不屈服于金钱的魅惑。人们索取着、交易着、隐瞒着、仇恨着，只为了能够获得更多的财富换取更多的享受来****自己日益空虚的心灵。正如科幻评论家布鲁斯&；#183；斯特林所说：“社会巨变犹如一座冰山，吉布森最清晰不过的将这座冰山隐藏在水下的部分展示在我们眼前。这座不祥的冰山威严的漂过二十世纪末期的海面，海面之下的部分更是宽大而又黑暗。”
西方科幻界似乎从不讳言他们对当代与未来的忧虑，悲观的未来景象流露出他们对当今社会的深刻披露。在吉布森的科幻小说里，忧郁的思绪伴随疯狂的节拍跳跃着，通过迅速切换的叙述手法，张扬的表现着作者眼中的浑浊世界。一个又一个鲜活真实的人物闪烁在未来社会的阴暗角落，一次又一次的进行着他们的冒险或者赌博，在那个属于他们的黑暗世界中痛苦又快乐的生存着，生活着。
后记：
当我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开始接触科幻时，完全不能想象有这样的作品存在。那时在中国能够看到的科幻作品，除了乐观向上凡尔纳，便是“育教于乐”青少年读物，虽然《1984》等在很早之前就被翻译成中文，却难能一见。进入九十年代以后，中国的科幻创作也同样充斥着对未来的乐观情绪，科幻作家通常作品中描述一个又一个美妙的未来世界，那里科技发达、物质丰富……
这应该与当时科幻科普不分家的情况有关，既然是科普，那么当然要歌颂科学带来的伟大进步和重要作用。如果科学本身及与科学相关的一切不是“好”的，那为什么要“普及”它呢？在这个大前提下，中国的科幻作品失去了“警惕文学”的深刻内涵，被裁剪或扭曲为某种浅显的存在。于是这种充满乐观主义信念的科幻作品被摆到青少年读物的书架上，又因为作品本身的“不严肃性”很快被当作儿童读物的一种。人们谈起科幻小说时，很少说到它的人文内涵与披露现实的锋刃（事实上也很少存在），而是称赞它的“科普价值”、“预言能力”，以及某种科学、教学方面“促进作用”。当然不是说完全没有这方面的效果，但这些在科幻文学的功能中只是很小很小的一部分。
这种偏见与误解直到现在依旧存在，甚至误导了相当数量的作者与读者——“那是孩子看的东西”、“那是写给孩子的东西”、“内容应该健康向上”、“能够学到知识”……最终导致大量的读者流失，使中国科幻长期徘徊在一个很小的圈子里，拥有一个相对主流文学而言年轻得多、少得多的读者群体，而这个群体在现实生活中的发言权是极其微弱的。
那么，如果吉布森等人的作品早些来到中国，会改变这种现象吗？我不能确定，那时的科幻读者未必能接受此类作品。也许当年国内某些评论家会大惊失色的猛烈抨击“科幻小说”这种“腐朽颓废”的文学形式吧？很可能会这样，不是吗？
外篇 美国：科学大本营和伪科学
世人心目中美国是当今世界科学的大本营．其实它也是伪科学的大本营。中国大陆流行的许多伪科学都不是“原创”，和科学一样也是舶来品。转贴一篇文章备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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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近年新蒙昧主义抬头，创造论与进化论之争呈白热化，基督教右派狂热分子赞美身为再生派基督徒的总统布殊立场坚定，认为唯有这样的领袖方能对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进行反击。
人类史已踏入公元第三个千年，在美国，创造论与进化论之争却进入白热化阶段。这场“文化斗争”源远流长，可追溯至二十世纪早期。
当时，达尔文学说已渗透美国公立学校的课程，保守的基督徒遂起而反击。明尼阿波里斯的浸信会牧师莱理（William Bell Riley）原本是禁酒运动的健将，当国会在一九一九年通过禁酒的第十八条宪法修正案后，牧师莱理就把目光转到进化论上头来。同一年，他成立了世界基督教原教旨协会（World Christian Fundamentals Association），发明了fundamentalism“原教旨主义（又译基本教义）”一词。
该会的宗旨是清算美北浸信会内部的自由主义分子，但至一九二二年，它已在全国各地讨伐进化论。在肯塔基，因一票之差而未能在州众议院中通过反进化论的法律。
由于莱理和他的同盟之努力，美南浸信会徒众占人口一半的田纳西州于一九二五年三月通过了一法令：禁止在州立教育机构中“教授任何否定圣经里神创造人的故事，而去教授人乃传承自低等动物的理论”。一群反对者在该州的苔顿（Dayton）镇找了一位中学老师以身试法，把它变成国际性新闻。辩方只想利用该场合作为论坛，志不在赢，因此老师被判罚款。
这是世界史上的一场名案，辩方与控方的律师团都由名流组成，控方包括曾任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布赖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这位虔诚的长老会信徒谴责现代科学导致道德沦丧，与同时代中国思想界对抗科学阵营的“人生观”派声气相同。布赖恩对进化论并无真正认识，却充分理解进化论之滥用，例如藉“适者生存”名义淘汰弱者。相对布赖恩之仍具“进步时代”色彩，他的同盟者莱理牧师至三十年代则****为法西斯主义者，向敢于面对“犹太人－布尔什维克－达尔文主义国际阴谋”的希特勒致敬。
迟至一九六七年，田纳西州才了那条禁止教授生物进化论的白特勒法（Butler Act）。其实，这类条文早已形同虚设。田纳西的邻州阿肯萨也曾依样在一九二八年制订反进化论法，规定公立学校的教师违法者将遭解聘，但小石城的校务委员会为六五至六六学年度指定的生物学教科书，却含有进化论一章。一位中学女老师苏珊．艾帕孙（Susan Epperson）遂与州打官司，要求废除反进化论法以及免于解聘，在州最高法院维持原法的情形下，最后请联邦最高法院裁判。在一九六八年，美国最高法院终于利用“艾帕孙对簿阿肯萨州”（Epperson vs。 Arkansas）判例裁决这类禁令违反政教分离法。反进化论法硕果仅存的密西西比州也因此被殃及池鱼。
有鉴于上述消极镇压措施已经失效，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遂改变战略。他们一方面设法把“创造论”提升为科学理论，同时企图透过立法在公立学校的课程里为创造论留一席之地。战后复兴创造论的功臣是美南浸信会信徒摩理斯（Henry M。 Morris）。这位维吉尼亚理工学院土木工程系的主任在一九六一年和旧约学者维特孔（John C。 Whitb）合著了《创世纪的洪水》（The Genesis Flood）一书，至二零零三年为止已印了四十四版。该书论证曾发生过一次淹没全球的洪水，进化论者赖以立论的全部化石纪录皆洪水灭世的三百天内累积成。该书至少还受到名生物学家古德（Stephen Jay Gould）的反驳。其他不登大雅之堂的如法林明（Partee Fleming）之流就湮没无闻了。这位田纳西地方英雄竟然说恐龙的化石是撒旦殖在岩层中误导世人的！
摩理斯的学说重振了创造论的声势。一九六三年，他和一群创造论科学家成立创造研究社（Creation Research Society）于密歇根，翌年出版定期学报，至一九七零年该社又编了一部生物学教科书，并发展至六百多会员。摩理斯则于七二年离开维吉尼亚，前赴圣地牙哥成立创造研究所（Institute for Creation Research），招收学生六百名。在一九六四年，艾达荷的一位路德派牧师朗格（Walter Lang）成立了圣经科学协会（Bible…Science Association）。
该协会出版通讯与宣传品、到处作讲演、并从一九七二年开始赞助每年东西两岸轮替的创造论全国大会，此外就是安排田野地质学考察，由专家带领信徒去考察人类足印与恐龙踪迹并存的岩石、或在前寒武纪岩层中发现花粉，以便公认的地质学年代。
原教旨主义分子正是认为世界的年龄只有六千年，如圣经中所涵示者。这个短时段根本无可能包容长时段进化过程：地球只经历过突发的灾变，例如上帝灭世的洪水。原教旨主义者否定现代科学不难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