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介书生，怎么会剃头呢？可是父亲已经端坐在屋场上，用一件旧衣服围在自己的肩脖上。他塞给我一把新买的捏推说，剃吧，先从剃光头学起。
用捏推是要有技术的，捏动和推进要密切配合。结果父亲被我推得龇牙咧嘴。父亲的原意是想我再考不取又不愿复读的话就让我学剃头。他认为剃头佬是一种高贵的职业。古话说“男人头，女人脚”，都是尊严的代表。剃头佬位居九佬十三匠之首，为佬而不见血、不杀生，善也。交男而不交女，正也。任你天子侯王，万岁千岁，都是需要人来给你剃头的，理了发修了面你才有威仪。那一回，我给父亲剃了一个“狗啃式”光头，但他很高兴，一边用手敚ё磐贩⒁槐咚担甑煤茫甑煤谩�
第二年，我还是没有考取。我就讪讪地对他说，我去学剃头吧。
父亲却改变了主意。他说，想不到现在是男人不剃头女人剃头，不但剃头还要剃腋毛，听说还有更不要脸的，连**都剃。更可恶的是，鸡都傍着剃头佬讨生活，活活辱没了剃头佬的高贵。万万不可！父亲说，继续复读。于是我又成了高八的复读生。
忠武公是不是也跟父亲一样，为了我能成为一个文学家而不惜牺牲自己的名节让我来写他呢？这是他给我的鼓励和鞭策呀。看来，现在已经不是写不写的问题，而是怎样写好的问题了。
同学们听说我要写忠武公都十分关心，纷纷为我出谋划策。忠武公既然已经成了一个文学人物，大家对他的真伪就不再置疑了。争论的焦点在用什么手法去写。一个差不多两千岁的人物，时空跨度这样大，用现实主义的手法来写显然不行。那样的话，这本书将是一条懒婆娘的裹脚。也有人说用批判现实主义的手法来写未尝不可，这是人物命运所决定的。如果担心缺少叙事的立论，那就用魔幻现实主义的手法来写。于是，我的床头码满了果戈理、胡安·鲁尔福的作品。又有同学来说，还是用浪漫主义的手法写比较好，忠武公是一个特殊的人物，浪漫主义的手法更能彰扬书写这个特殊人物命运的积极意义。虽然说忠武公也有一些脱离实际、热忱幻想、主观主义、落后于历史进程的表象，但他绝对应该是一个“永远前进的形象”。这个人物要用热情奔放的语言，瑰丽神奇的想象和夸张的手法来塑造。他不是堂·吉诃德，但他身上绝对要有堂·吉诃德的精神，一定要读透《西游记》和《堂·吉诃德》。也有同学建议我用自然主义或是象征主义的手法来写忠武公，从立身局外的角度写出一部惊世之作来。他们也给我带来了左拉和马拉美。还有同学对我说，你读过《第二十二条军规》吗？忠武公实际上就是一个“反英雄”人物，用黑色幽默手法来写，一定能写好。大家各抒己见，搞得我无所适从。光是小说的开头就写了几十个版本还不能定稿，为此我十分焦燥。
李同学跟我是上下铺关系，他利用他的特殊地位来跟我吹枕边风。他说要想写好这部作品，非要运用意识流的手法来写不可，要把握理性不能提供的东西，打破传统的时间观念，按照心理时间来结构作品。要通过展示人物的意识活动来谋划故事的篇局，来展示社会和塑造形象。他帮我从图书馆里请来了意识流鼻祖陶罗赛·瑞恰生，借来了《追忆似水流年》、《为芬尼根守灵》、《墙上的斑点》、《八月之光》等一大摞意识流经典作品，还有意识流国货《蝴蝶》。他用命令的口吻对我说，读完它们。在我没有答应他运用意识流手法来写忠武公之前，他每天晚上睡在我的上铺唉声叹气地摇床。以至于我的两只瞳孔上的毛细血管纵横交错，清晰可见，白天上课的时候要常常象落水的狮子一样甩头。只好有一天，我主动找到他商量，你的建议好是好，但意识流的手法是指作品的情节象水草一样随着人物的意识之流而摆动，象忠武公这样一个人物，他的意识根本就没有什么跌宕跳跃。特别是他的年龄太大，活了两千年，之间的意识重叠十分严重，你叫我怎么写？倒是我的意识被你搞得五迷三道，朝东暮西。他立即眉飞色舞地说，好！好！那就按你自己的意识流向去写。说不定你还能写出一部击败《旅程》的作品来。我们可以把这种新的手法叫做“新意识流”。
对于一个学中文的人来说，如果有机会创造一个文学流派，那是谁也不会放弃的。何况还有李同学这种锲而不舍的精神和认真负责的态度，以及我们之间的缘份和良好的关系。更重要的是我再也不想夜夜睡在海浪上的舢舨里了。于是，我反复思考之后，最终决定按李同学的指示办，用“新意识流”的手法来写这部小说。遗憾的是李同学自己却做了文学的叛徒。他后来当了官，管着几十万人。我想不然的话，忠武公交给他来写更合适。
章节三
忠武公余最堪称中国第一奇人，从生至今，历时两千零一十三年，算上闰年闰月，足有两千一百岁。在漫长的两千多年中，忠武公除了没当皇上，上至一品大员，下至生产队长，什么官都做过，三百六十行，行行也都涉足过，真是一个前无古人后乏来者的人物。
忠武公出生在平帝元始元年的国都长安。当时的长安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长安大道连狭斜，青牛白马七香车。玉辇纵横过主第，金鞭络绎向侯家”。忠武公就是出生在这样的一座繁华都市。这一年在中国是伟大的大汉朝，但伟大的大汉朝的事却不是姓刘的皇上说了算，而是由伟大的莽叔说了算。这一年是鸡年，新年伊始，益州有一个人晋献了一只白野鸡和两只黑野鸡。莽叔即时发表“白鸡黑鸡论”，说“管它白鸡黑鸡，能生鸡蛋就是好鸡”。群臣也都认为大吉大利，异口同声地称颂莽叔德比周公。于是，自上而下各有封赏，长安城里歌舞升平。这一年，美少年董贤自杀追随哀帝而去；这一年，美女赵飞燕香消玉殒；这一年，佛教传入中国，继儒、道之后，中国人的颈项之上再多一道缠绕。
这一年，在几万里之外的一个地方，还有一个重要人物降临人世，他的母亲还是一个黄花闺女，因受圣灵感孕，在伯利恒城的一个大马车店的马槽边生下了他。按照科学的说法，没有精子和卵子的碰撞，是不可能生出一个人来的，这纯粹就是一个谎言，但书上就是这么说的，我也没有办法，只能如实援引。他是神的使者，讲经布道，宣扬爱神并爱人如己。但他只活了三十三岁，他的钦选弟子为了三十块钱出卖了他，当权者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让他忍受着非人类的痛苦。是一个叫彼拉多的执政官把他钉死的，先钉他的双手，再钉他的双脚，最后才钉他的躯干，特意留着他的头颅不钉，目的是要让他有清醒的意识来品味痛苦。这和中国的酷刑“凌迟”没什么两样。尽管他是神的儿子，但到底还是被钉死了。他叫耶稣。中国人不信他，但他毕竟是忠武公的同庚。所以，忠武公在他漫长的生命中，不止一次地说，那年有许多人出生，但真正值得说道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耶稣，一个就是我。
忠武公的祖籍是江洲。至于他为什么出生在长安，道理很简单，在大汉朝，长安城就和今天的北京城一样，是全国人民都敬仰的城市。做官的、做贼的、读书的、经商的、算命的、抢劫的，都象大海里的鱼群一样向着长安城奋游。忠武公的父亲也是其中的一条。
在西汉的末年，皇上一般都由小学生或是放牛娃担任，甚至还有吃奶的孩子。历史学家说是因为莽叔要专权，但莽叔否定这个说法。用莽叔的话说，他是为了追求皇家血统的纯正。那时候也没有高考制度，封侯拜相关键是要应天应谶，所以忠武公的父亲从来就没有想到过混个一官半职。他的父亲当时的职业是打鞋，打了几十年的鞋，在国都长安的西北角上有了一幢两层的砖房，还娶了一个老婆，生了一个儿子。在兵荒马乱的年月，这已经是很了不起的事。砖房虽然只有八米宽，但也临着街市，前厅卖鞋，后面打鞋，楼上起居。打的鞋只有两种，麻鞋和草鞋。但当时生意不算差，因为当时的大汉朝虽说是世界上第一强国，但也没有飞机、火车和汽车，木制的马拉轿车是有的，但官职没有四品的话，政府是不给配发的。外地进京办事的人都是骑马走路，到了京城草鞋早就走烂了一串，不管到哪个衙门办事又都要讲体面，所以第一件事就是到忠武公父亲的鞋店里置鞋。要置到衙门里办事穿的麻鞋，还要置一串返程路上穿的草鞋挂在马鞍边，再去找客栈落脚。
忠武公就是出生在这样的一个家庭，刚出生的时候没有一点天才的迹象，初生的时候也是只知道哭和吃奶，再就是随心所欲的拉屎拉尿。别的孩子一岁走路，忠武公也是一岁走路。别的孩子两岁说话，忠武公也是两岁说话。倒是有一些言行反显得更加不如别的孩子。比如说，忠武公的父亲有时候生意忙不过来，遇到外卖的生意要送货，忠武公的母亲就要带着他到前厅站柜台搞零售。坐在围桶（一种木制的底下有火可供取暖的坐桶）里的忠武公饿极了就抓自己的屎吃，还吃得津津有味。再比如忠武公刚刚学会叫爹娘的时候，一有机会就想展示自己的才华，先后叫了几十个来买鞋的人做爹。这些蠢事在《忠武公传记》、《忠武公生平考》、《忠武公逸事录》三书中都一一有载，就连国史馆的档案中都可以查到，确凿程度不容置疑。
一般说来，你要写一个伟人，这类不雅的经历都是要略去的，但在我征求忠武公的意见的时候，他不同意我删略。他说，这种事不止我一个人做过，而是上至一国之君下至平民百姓人人都做过。他还上升到对历史负责的高度，说历史为什么不真实，就是因为有太多媚上的人，把伟人一律写成神童和先知先觉。这是不能提倡的文风，所以说一律不能删。
之后的十年，忠武公和左邻右舍的孩子大致过同样的生活，先是爬再是走后是跑，先是在长安城的西北角玩，后来玩到了城东城南，打过猫狗，掏过鸟蛋，也用弹弓射过点蓖麻油的路灯，还常在长乐宫未央宫的围墙边游荡，并有多次翻墙进入的企图。忠武公的父亲是个本份人，有一次到城南送货，看见忠武公和一帮半戳小子一人一把弹弓，与宫墙外持戟的站岗卫兵相对峙。忠武公的父亲心里赫然一惊，上前揪住忠武公的耳朵就拉回了家。晚上忠武公的父亲从床底下端出钱匣，反复地数着卖鞋的积蓄。第二天，忠武公就进了学堂，告别了他人生的第一个游荡生涯，这一年是始建国三年，公元十一年。这一年，忠武公十一岁。
章节四
学堂里的忠武公更是没有什么可书可写的，成绩平平，而且还很不遵守纪律。先生的戒尺是青铜的，因此忠武公的手心常常是红肿不堪。要说真正值得一书的事只有一件，那就是他在读五年级的时候就把竹简的手抄本《素女经》带进了学堂，腐蚀了不少的大年龄的同班同学。但他读的是长安城的平民学堂，那时的长安城纵横几十里，皇亲国戚住在城东南，城西北住的都是小商小贩，忠武公的同学也都是一些平民子弟。
那个时候虽然没有手机和网络，但有些信息却比手机网络传播得还要快。忠武公有这样一本书的信息很快就被长安城南边的贵族学堂的人知道了。首先是红休侯京兆尹的孙子，一个叫键哥的人知道了他有这本书。有一天中午，忠武公因为算学没有及格，被先生关了饭学。他正趴在课桌上流涎，突然就有人敲窗问他，你是余最吗？
忠武公说，我算学没及格，先生关我的饭学。
来者说，你等着。
不到十分钟，红休侯的孙子就扯着先生的耳朵进了教室。忠武公就勾肩搭背地随红休侯的孙子自由了，还一起上街吃了很多长安城里的风味点心。自然，忠武公也就将竹简的手抄本献给了红休侯的孙子。为此，红休侯的孙子键哥跟忠武公成了铁哥儿们。这件事为忠武公后来的发迹埋下了伏笔。
第二个知道忠武公有这本书的人也是长安城南贵族学堂的一个狠角。这个人秉承父因，简直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疯子。他就是美新公哀章的儿子，叫什么名字历史上已没有记载。美新公哀章是梓潼人，在他还不是美新公的时候，只是太学里的一个学生，但他在太学里从来就没有好好地读过一本书，别说期中期末考试，就是单元测试也从来就没有及格过。他整日昏昏，做着黄粱美梦，梦想有朝一日封侯拜相，光宗耀祖，封妻荫子。因为一切都是莽叔说了算，当时的平帝实在是烦了皇帝这个职业，十四岁就转世投胎去了。莽叔就又抱出一个吃奶的孩子。历史学家又说莽叔是要专权，但莽叔还是不这样认为，他说这孩子“卜相最吉”。两岁的孩子就因为“卜相最吉”而能当上皇帝，自此天下人都深信不疑凡事都要应天命。于是，八小时之外大家都专注于各种异相。
前面说了有人献了三只野鸡。次年又有人献了犀牛。到了居摄元始年间，异相更盛，先是武功有个村长，掏井时掏出一块白石头，上有丹书“告安汉公莽为皇帝”。接着齐郡又有一个村长梦见上天的使者造访了他，对他说“摄皇帝当为真”，要是不信的话，昌兴亭中当有新井。村长次日去看，果然！井深百余尺，非一夜能掘成，自是天意。这些事情都是发生在最基层的村一级，充分的说明了其真实程度不容置疑。到了年底，巴郡太守奏报，巴郡某山有一头石牛，牛身上刻着大家都不认识的符文。莽叔说，有这等奇事？速送京师！石牛送到长安城的未央宫，长安城里万人空巷，正当京师各届代表争睹石牛风采之时，突然狂风大作，沙尘蔽日。云开之时，满地都是铜符帛书，皆书曰“天告帝符，献者封侯”。自古以来，天上只有下雨下雪的，最不过下些冰雹吧，哪有下铜符帛书的？天意还有何疑？看来大任于莽叔既是民愿也是天意了。
美新公再也坐不住了，他决定来个更毒的。一向在长安城没有市场的他苦思冥想后，花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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