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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浩从牛津回到哈佛做教授，1967年转到纽约的洛克菲勒大学主持逻辑研究中心。1972年中美建交，他参加了第一批中国访问团回国，团中包括清华学长任之恭、林家翘等人，周恩来在北京接见了他们。当时我们刚从信阳干校回来，没过两天我接到一封信，信封上的字迹我一看就知道是他的。信的内容很简单，告诉我他到北京了，住在北京饭店，这次行程安排得很紧，希望我跟他联系，见一面。以文革的厉害，哪能随便去见一个美国人？于是我把信交给了工宣队。按理说，当时毛泽东希望打开美国的局面，凡是这种机会应该安排会见，可是工宣队一直不回答我，我也不能问，结果这次机会错过了。在这一点上，工宣队大概是违背毛泽东思想的。
王浩在国外是左派，拥护新中国，有一阵改学马克思主义，想知道马克思到底是怎么说的，学得很起劲，所以他从来不去台湾。大陆和台湾关系有所缓和后，吴大猷（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邀请王浩到台湾讲学，他也去了，不过他对台湾没有好感，许多人骂他。后来我问王浩是怎么回事，他说他对台湾的学术不欣赏，说了些“台湾成名也容易”之类揭短的话，弄得台湾学术界对他大有意见。此后，王浩又几次回国，邓小平接见了他。文革末期，我们已不必上班了，整天待在家里。一天传呼说有电话，我赶忙跑去接，一听正是王浩。我说：“我在报上看到你的消息，知道你来了。”他说：“你家住在哪里？离北京饭店远不远？”我说不远，走路半个小时就到了，坐车只要三五分钟（当时路况还不拥挤，没有堵车现象）。他说：“好，你等着，我就来看你。”这次给了我个措手不及，无法像过去那样事先请示领导，只好说：“你来吧，我等着你。”挂上电话，我马上又给历史所打电话，那时候这种事所里做不了主，得请示社科院。还好，院里同意了，闹了个敬酒不吃，吃罚酒。那天还闹了一个笑话，王浩和一位年轻的女士一起来，我不知道她是谁。那时候我们都五十多岁了，可是她才二十来岁的样子，我以为是他的女儿，谈话中，我忽然发现那是他新婚的夫人。王浩一生，婚姻是很不幸的。1948年第一次结婚，据说他的夫人很贤惠，第二任夫人比他年轻得多，而且性格刚烈，所以又搞不到一起去，第三次他娶了一个德裔美国人。离婚对他打击很大，沈克琦兄就认为这影响到他的健康和病情。
1993年底，我在德国马德堡大学任客座教授的时候，他和他的新夫人回德国探亲，我们相约在柏林的一个旅馆里见面。王浩租了一辆新汽车，我们足足跑了一个星期，去了很多地方。那时候他的身体还非常好，我在车里打瞌睡，可是他整天开车，一点倦容都没有。有一次游海德堡，我告诉他对面山坡上有一条小径叫“哲学家之路”，当年黑格尔和许多哲学名家在那里散步。于是我和他夫人Hanierney在休憩处小坐，他一个人走上了那条哲学家之路。回来后，我问他这条路怎么样，他说：“Fromnothingtonothing。（一无所获）”王浩一生走的是一条哲学家的路，是不是终于在晚年也有这样的一丝遗憾呢？
从德国回来以后，他经常打电话给我，他说打电话比写信省事，可是我从来不给他打，因为我知道给美国打电话太贵，他就每隔十天半个月给我打一个电话。一年以后，他告我得了癌症，但自我感觉良好，正在进行化疗，口气也信心十足。忽然他连续两个月都没给我打电话，我疑心他出了事，果然，不久便去世了。
王浩在世界上非常有名，不过国内对他介绍的不多。最近，山东教育出版社正准备出版他得文集，大约不久可以问世，但收入的只是他的专著，而他大量的文章，尤其是论鲁迅、论时事、论中国的生活与学术的文章都未能收入，令人遗憾。
4。因言获罪的陈良璧
还想提一下陈良璧。1936年，我在北京师大附中上高中一年级，班上大概有三十个人，因为我年轻，坐在前排，那些外地来的年纪稍大一点的同学身材高，坐在后边。他们好像要比我们成熟些，经常围在一起谈时事之类的大事，我们年纪小的也在一旁听，觉得很开窍。其中一个是陈良璧，来自绥远（今内蒙古），比我大两岁，个子挺高，一口浓重的西北口音。课余聊天时，往往见他瞪着两个眼睛大谈马克思如何如何，滔滔不绝，一副很有权威的样子。那时候很少听到有人讲这些，我们都不大懂，当然更没有人去打报告说他是危险分子。
我在北京和陈良璧同了一年学，打仗后，我回了老家。不久，北京师范大学搬到西安，和别的大学组成西北联大，它的附中也搬到西安，后来又搬到汉中。陈良璧一直都在那个学校，毕业后也上了西南联大。1939年一个秋天的晚上，我和两个同学在昆明大西门外散步，看见对面有一个人坐着人力车，还带着行李。那时候很少有人坐人力车，我们都觉得新鲜，没想到那个人叫车停下来，一边走过来跟我握手一边喊：“啊呀，老同学，老同学！”一看是陈良璧，两年不见还是老样子，胸前还挂着师大附中的校徽。那天他是来报到的，读经济系。
总的来讲，陈良璧这个人还是很激进的，虽说没真正参加什么组织。有一次中午吃完饭几个人躺在草地上晒太阳，只听见他跟另外一个人高谈阔论，说：“将来的中国就是一分为二，革命的青年都到这一边来，跟着国民党的右派青年都到那一边去……”一面说一面做手势，像是一刀劈为两半的样子，在那里做局势分析和论断。可是有时候他给我的感觉又很奇怪。那时天天跑空袭警报，大家跑到山沟里躲起来，一次跑警报的时候我们遇见了，一路上他摇头叹气，说：“天天这么跑警报，怎么念书啊？还不如回北平上燕京呢。”燕京大学是美国人办的，那时候还在北京上课。听了他的话，我觉得很奇怪：我们没学过马克思，但我宁可在昆明也不会想回北平，那种做亡国奴的感受多么不舒服。按理说，他是个左派，怎么说出这样的话呢？大概也因为他老是这么口无遮拦，后来被人家告了密。三年级暑假他坐飞机回老家，结果在西安一下飞机就被抓走了，坐了一年监狱。大概他家里非常有背景，设法把他保了出来。第二年，他回昆明上学，我又见到了他，我笑问他：“老陈，听说你到个什么好地方去了？”他就摇头叹气骂那些三青团的人，说：“嗨，都是他们这些家伙！都是他们这些家伙！”然后问我：“你知道戴笠是谁？”这是我第一次听“戴笠”这个名字，我说我不知道。他说：“戴笠就是中国的Himmler！”Himmler是希特勒秘密警察的头子，我这时候才知道，哦，原来有这么一个人叫戴笠。
毕业后，陈良璧去了重庆，后来又自费到英国剑桥大学留学，大概他家里非常有钱。他在英国读研究生，研究苏联的社会主义经济，导师是英国有名的马克思主义者M。Doll。1951年陈良璧回国，正值院系调整，尤其是经济系、法律系、政治系，旧的法律、旧的政治、旧的经济都不能要了，必须代之以一套新的理论，可是原来那些老先生们对新观念、新理论都不了解，系里变成真空，没有领导。所以陈良璧回来后，在北大经济系做教师，学校还让他代理过系主任。不久，开始评定职称，结果只给他评了个讲师，他很不高兴。他想自己是一贯讲马克思主义的，又是剑桥大学的博士，回来又在北大代理系主任，怎么只给个讲师？这下资产阶级的老毛病又犯了，准备卷铺盖，辞职，不干了。可是万万没有想到，北大马上就同意了，他得马上搬走，连房子住处都没有，弄得非常狼狈。
最后他还是回绥远了，在内蒙古师大教课。据他说跟大学的一位领导关系很好，还请他讲近代经济学的知识，只是那位领导不会英文，学起新东西来很费劲。文革不久，有一次他到北京，我问他最近怎么样。他说也惹了麻烦，那位领导被定了走资派，结果也连累上了他。大约1974年，一天我在西单的饭馆吃饭，正好碰见陈良璧走出来，他有点神秘地悄悄问我：“王浩回来，你见了吗？”我说没有见。他说：“可不能见，见着就麻烦了。”那时候中国和美国的接触才刚刚开始，大家还心有余悸。后来他又和我谈过一次，依然是那样高谈阔论马克思，他说：“马克思讲无产阶级贫困化，这个‘贫困化’应该怎么理解？是绝对的贫困，还是相对的贫困？要是绝对贫困化，就是一天不如一天，……绝对贫困化是说不过去的，不然无产阶级就会绝灭了，不存在了。”
陈良璧是旧时代知识分子的又一种典型，喜欢张扬、炫耀，又自以为是，当然也经历了挫折，旧社会被关在监狱里，新社会又受了冲击，后来他的儿子跟别人吵架，被人一刀捅死了，非常之不幸。多年以后，我在一次学术会议上遇到一位内蒙古大学的人，我问他：“你们大学有个叫陈良璧的，你认得吗？”他说认得，说陈良璧现在还不错，当上了政协委员。内蒙古没有几个老知识分子，陈良璧算是其中之一，又是剑桥大学的博士，就安排了他一个政协委员。现在陈良璧已经去世，至于是哪年去世的，我已不记得了。
5．老友郑林生
林生和我在北京师大附中是同级而不同班，我是甲班，他是乙班。日本占领北平之后两年，他们中学毕业，万里迢迢历尽艰辛，由北京到天津，再到上海，再到香港，再到越南海防，再到海口、老街，转乘滇越窄轨小火车（夜间停开，白天可以随时随地停车上下人），历时三个月才到达昆明。除此之外，我知道有些人是走陆路，由深圳西行通过封锁线到洛阳、西安再入四川。我认得一个30年代的老清华叫朱家源，他的弟弟是著名的文物专家朱家溍，他们家在北京住的是僧格林沁的王府。1939年朱家源离开北京走的就是这条路，结果走了半年。还有一种方法，《围城》里写的大概就是这条路，从上海至浙江入江西，下广西到贵州或四川、云南，一路走走停停，兼打零工维持生活，这样走总需一年时间。
当然，他们从日本统治区辗转逃到后方，等待他们的会是最艰苦的生活，且又背景离乡，不知归来何日。可是他们却九死如饴不顾一切危艰险阻逃出来，那种精神实在令人感动。这样逃到大后方的不是少数，而是大量大批的各行各业各色人等，说它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移民潮，恐怕不过分。
1939秋，我在昆明又与十多位北京的同学重逢，感激之情难以言喻。次年，我和林生在同一个宿舍里住上下铺，自然我们成为好友，加之日本飞机轰炸天天跑警报，又为我们的友谊增添了生死与共的色彩。1946年复员，他北上去南开大学物理系做助教，1948年去美国留学读博士，以全优成绩获Ohio大学博士学位，留在美国任教，1956年回国；在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工作。时隔十年再相聚自然非常欢喜，不过因为大家都忙——忙着不务正业，而且我在城内，他在西郊，所以每年只能见上两三面，直到文革。文革开始后，正常秩序已荡然无存，互相不通信息，想来都不会好过。有一次在路上碰见他，我说我老想去看你，但是不敢去，怕彼此惹麻烦。他说：“就这样见了面，不也很好吗？”一直到文革以后，几个老同学才恢复了正常的联系。然而时间不能倒流，老同学已半为鬼录，即使在世也老病相寻。林生和我虽相距不远（他住中关村，我住清华），但一年也只见面两三次。近年他患重病，交流困难，青年时的那种恣意交流的乐趣大概是永远不可得而再了。
林生原入化学系，读完二年级后决心转入物理系，但是由于须补读物理系二年级课程的缘故，他又多读了一年。我的印象是他被当代物理科学的神奇理论及其神奇的进展所吸引，所以情愿多读一年以补足物理学的基础。林生极其用功，每天都在图书馆一直读到闭馆，而且一直到现在，他写字从来都是一笔不苟极其工整，那种科学家的严谨精神可谓“跃然纸上”，我的字则潦草不堪，往往连自己都认辨不出。林生多次向我提出，不懂物理学，缺乏对近代物理科学的知识，就是一个科学盲，对于世界的认识是重大的缺欠。但是当时我没有勇气去读物理，因为要读物理，还要首先补读高等数学，这对简直我是难以企及的事。我以为他一定是被近代物理学的神奇所震撼，满怀惊奇与敬畏之情去看待物理世界的神奇，一直到老年，我还从他那里得到许多思想上的启发，而我对于物理学的知识还只限于青年时期所读到艾丁顿的《物理世界真诠》一书（TheNatureofPhysicalWorld，192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中译本）。后来还看到一本书《比一千个太阳还亮》，是德文书Hellerals1；000Sonne的中译本，描述20年代之初一群青年学生在哥廷根（Gottingen）大学追随M。Born大师的游学生活。他们那时（一战后）生活清贫而精神世界非常丰富，有点类似我们战时的学生生活，所以深有同感而推荐与给他。我还记得林生说，他学物理是从经典物理学入手的，所以想问题总是先从经典物理学入手，直到想不通的时候，才把思路转移到近代量子论、相对论的轨道上来。他的这个说法给了我启发。好比我们搞历史的人，老一辈的从五德终始的正统观念入手，年青一代则要从五种生产方式入手，一旦成为习惯就再也改不了。无怪Pascal的名言：习惯就是第二天性。先入为主的思想，无疑是给自己的思想缠了足，当已有的思路行不通时，应尝试转换思想的座标。
林生是一个勤奋而严谨的科学家，但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