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旱乃枷氩俗悖币延械乃悸沸胁煌ㄊ保Τ⑹宰凰枷氲淖辍�
林生是一个勤奋而严谨的科学家，但科学性并不能涵盖人性的全部，他也有细腻甚至脆弱的一面，为一点小事，可以背上沉重的感情负担，甚至儿时的小事，成人以后还满怀歉疚。他向我背诵过卢梭《忏悔录》里的一段文字，大概那引起了他思想的共鸣。出国后，有一次他给我信说：小时候就听老师说过，中国在地球上是美国的另一侧，真想有一个长管子插过来，就可以和国内亲友见面了。感情细腻是经不住狂风暴雨的。大概是高能物理学家的身份保护了他，没有在文革中受到太大的冲击，但他后来也下了干校，也被抄家。虽然没有正面向我谈起，但我知道至少有两件事情很伤他的心。林生也爱好古典音乐，尤其喜欢芬兰Sibelius（西贝柳斯）的作品，从美国带了很多唱片回来，可是抄家的时候都给砸了，这让他很伤心。再有就是把他的小孩说成是狗崽子，对小孩的内心伤害非常大。最近我看了章含之的《跨过厚厚的大红门》，属于个人感情的事情不去议论，但里边有一段故事让我看了非常生气。有一次开会，乔冠华把章含之留下来，她以为有什么事情，结果乔冠华拿出肖邦的钢琴曲唱片，请她一起听。这段文字让我很反感。文化大革命“破四旧”，把我们的唱片都砸了，可是他们作为高级领导却在那里独自享受，这是说不过去的。
70年代王浩回国，我请他吃饭，邀林生作陪，他坚决不肯出席，这使我多年引为遗憾，两个好友自此终生不再见面。当时的法网和文网既严且密，陈良壁就叫我不要见王浩，文革末期，外文所的袁可嘉（九叶诗人之一）学长即因为见一美籍老同学而被戴上了现行反革命的帽子。当然，这已是过去的历史，袁可嘉近年常居美国，身体健康不佳，恐已无再回国的可能了。
6。高干子弟？
旧社会跟新社会有一个很大的不同。解放以后对一个人首先要问家庭成分，问阶级，问政治，问思想。旧社会不问这些，即便是最要好的朋友也不大追问，比如“你们家家产多少？”或者“你爸爸是不是处长？”那时候没这个风俗，大家也不关心这些。
我在中学有个很熟的朋友叫孙念增，后来在清华数学系任教，他的祖父是前清的大官，我一直都以为是孙家鼐（学部尚书，相当于教育部长，兼过京师大学堂校长），直到80年代我回清华，两人都成了老头，在一起聊天才知道，原来他的祖父是大学士孙毓汶（相当于今天政治局委员的地位了），是戊戌变法保守派的领袖。我和孙念增中学就是同学，可从来都不知道他是孙毓汶的孙子。文革时候抄他的家抄出一堆清朝的官服，黄马褂、大花翎，后来还拿出来在展览馆展览，可是后来他跟我说，他父亲藏的这些东西都没让他们见过，直到抄家抄出来才知道。再比如，经济系有个女同学王民嘉，浙江奉化人，我们中学同班，她的父亲是蒋介石的表兄，在贵州做财政厅长，按说她也算高干子弟了，可是和我们完全一样，住草棚宿舍，穿一件普通的蓝布袍，吃饭没有一点特殊化，有时候见到她，她还像小姑娘似的腼腆，并没给有高人一等的感觉。谭申禄和我在中央大学附中时也是同学，大学读机械系，和我同上过两门课，算是很熟的老同学，现已去世多年，只是两年前我才听另一位同学说，他的父亲是汪精卫的机要秘书，相当于解放后胡乔木、周扬的地位了，非常了不起的，可是我们以前从来都不知道，可见当年根本就没有这个风气，对一个人的出身和成分并不关心。
那时候，同学间受尊敬的是那些业务突出，用北京话讲就是“特棒”的人。成绩优秀，学问好，当然最受钦佩，再比如体育好，篮球棒，也是一种。数学家秦元勋是我们中学同班同学，后来在数学所工作，中学时候他已经把微积分读完了，老师出题，他会用微积分来解答，大家就特别钦佩他。再比如高中时候有一次我考了第一，和外班的同学在一起时，一个很要好的朋友拍拍我的肩膀对他们说：“我介绍，这是我们班考第一的主儿。”可是他不会向别人介绍，比如：“这是蒋介石的外甥女。”我听王浩说，刘峙的儿子在他们班上，刘峙是蒋介石手下八大金刚之一，可是他的儿子在班里总是灰溜溜的抬不起头，因为他功课念得非常糟，大家看不起他。
我想，观念的转变大概和解放后历次的运动不无关系。解放后政治挂帅，运动中人人争相自保，这是生存的本能，最安全可靠的路就是跟着高干子弟走。马克思讲得好，“存在决定意识”，高干子弟的影响力大大提高，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也是新旧社会一个很大的不同。
第三章（1939－1950）
教书台湾
1946年5月，西南联大正式结束，北大、清华搬回北京，南开回天津。因为那时候非常穷困，没有办法大家一起走，所以都分批走。我所在的那一批是从云南坐汽车到贵州，再到湖南，之后换小火车。何谓“小火车”？因为战争刚结束，到处一片残破，火车头不够用，就把汽车轮子换上火车轮子，充做火车头，可是汽车发动机的牵引力非常小，只能拉一两节车厢，而且速度非常之慢。我坐小火车从长沙到汉口，又换轮船——二战时候美国留下来的登陆艇——沿江到了上海，这也是我第一次到上海。
我有一个很熟的化学系的同学在上海住过好几年，他总跟我讲：上海小市民的、庸俗的习气实在要不得。所以以前我总有个印象，以为上海是花花世界，这次真是领教了。上海那时候还是有轨电车，分前后两节车厢，前面那节总是十分拥挤，而后面一节又非常宽松，所以我总是上后面的一节。后来有一个人跟我说：“你可不能坐后面那节车。”我问为什么，他说：前面那节是头等车，后面的是三等，只有下层平民才去，有身份的人一般都不会与他们为伍。我觉得这个想法也很奇怪，何必冒充上等人在前面挨挤呢？不过也让我体会了一次上海普通人的心理。上海那时候是中国最繁荣的城市了，但也是最穷困的，火车站前面的广场上睡满了人。怎么会有这么多的旅客？后来有人跟我讲，他们并不都是旅客，有些就是无家可归的游民。当时正值盛夏，我不知道到了冬天会怎么样，难道也露天睡觉？
本来我是要跟着学校回北京的，可是到了上海收到二姐从台湾发来的电报，说母亲病得实在厉害，于是我决定去台湾。
1945年8月，日本人投降，陈仪带一批人到台湾接收政权，我的姐夫是跟着国民党去接收的，在教育厅工作，二姐就在女子师范学校教书。我的母亲也跟着去了，帮她照顾孩子，时患贫血非常厉害，以为快要不成了，所以没等返京毕业我就去看她。等到了冬天，母亲的病慢慢好起来，可是内战又开始了，只好留下来，于是我就在台北的建国中学里谋了个教书的差事。前几年在友谊宾馆开了个学术会议，吃饭的时候和几个台湾人在一起，他们问我去过台湾吗，我说我可去得早了，46年就去了，在台北建国中学教书，他们非常惊讶，说：“哎呀，你要是不走就好了，你们建国中学的学生现在在台湾都是大官！”大概那个学校在台湾是最好的，可那时候我对这些情形一点都不知道。我在台湾只教了大概两个月，接着就是肺病复发，吐血，样子非常可怕，所以病稍好以后就回湖南老家了。1946年的秋天到47年的春天，我在台湾前后只待了半年，住院的时候正好赶上“二·二八”。
那时候台北还很荒凉，这一点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大陆人多，走到哪里都是一大群人，可是到了台湾，大白天的，几条主要街道几乎一个人都看不见，好像刚拉过警报大家都躲起来了一样，一片死寂，那种感觉很可怕。后来我离开了台湾，一个原因是台湾的天气太坏，到了10月、11月还那么热，而且又潮，跟蒸笼一样，我得肺病特别不舒服。另外就是语言不通。他们不会普通话，我们也不会说他们的话，闽南话我一个字都听不懂，十分隔膜。再者，台湾非常之日本化，文字是日本的，建筑、服装、习惯也多是日式，连街上招牌都是日文的，就像去了日本一样，这一点让我很反感。无论如何日本人统治了台湾五十一年，五十年就不只一代人了，甚至于两代人，日本要把他们都“皇民化”，变成天皇治下的皇民，其实就是日本化，包括台湾现在的“总统府”，那就是原来日本的总督府，不过就是改装了一下。再比如李登辉，虽然他的血统是台湾，但是他从小学就学日本文化，后来在日本留学从军，实际上他的思想、他的意识完全是日本化的，你要要求他爱国，他就去爱日本，已经完全不是中国人了。我刚去的时候，台湾报纸还是两版，一版汉文，一版日文，后来才逐渐把日文版取消。
我跟台湾人没有真正的接触，语言不通是个很大的障碍，短期旅游固然无所谓，可是要住上一年半载的话，语言不通就很苦恼，连个东西都买不好。有一件事情对我印象很深，而且挺伤自尊心。大陆上买东西要砍价钱的，所以我到了台湾也是这习惯，有一次去商店买东西我嫌贵，说减点价吧，不想老板娘会说几句普通话，答道：“不，这不是你们中国。”这句话大大伤了我的心，“这不是你们中国”，就是说她不认同你跟她是一个国家。我在建国中学里教书，校长知道我是大陆来的，就让我教一班大陆学生的国文（校长是从大陆回去的台湾人，国民党接收台湾的时候，像这样大陆、台湾双重背景的人很多）。1947年，国民党请北大的魏建功在台湾推行国语运动，说普通话、用汉文，据说推广得很成功，不过那时候我已经回来了，具体情况就不知道了。
1945年的秋天，日本投降，1947年春天，才过了一年半，“二·二八”就闹起来了。第一，日本人占领的时候还没有打仗，所以情形好一点，可是国民党去接受，把人民生活搞得比日本时候还不如，就引起了普遍的不满。第二，国民党到了台湾的时候大陆人并不多，双方都害怕，所以就高压统治，可是你越高压，别人对你越反感。第三，无论是日本人去了，或者后来国民党去了，都带了一种征服者和胜利者的姿态，比如喜欢发号施令，什么都得听我的，然后底下的人就不服，更何况国民党是一个腐败的政府，结果造成和当地人之间的感情上的隔膜。另外，陈仪接收台湾的时候和在大陆有一点不同，他是军政合一，又是警备司令，又是省主席，据说陈仪本人是清廉的，而且他有一种政治理想，要做一个真正的政治化，而不是像国民党以前靠军队的力量，所以他不带很多军队去。可是作为国民党的一部分，不可能搞一套完全独立的东西，比如国民党发票子，物价天天涨，你发行台币，不还得跟国民党的币制体系挂钩，所以也跟着贬值。国内人已经习惯了，从1939年起物价就开始飞涨，早上的行市到了晚上就不一样，可是台湾人不习惯，大家都不满意。“二·二八”就是这样，平日积怨太深，一个小小的缉烟事件不过是个导火索，没有几天，很快就哄起来了，没办法，赶紧调军队过去。当时我正生肺病，住在台大第二附属医院，在医院里看不到报纸，听护士跟我讲外边正在“打阿山”（打大陆人），劝我千万不要出去。台北很快就给镇压了，很多人跑到山里躲起来。
那时候国民党的政治没有搞好，所以台湾人对大陆在感情上并不认同，“把日本人赶走了，我们团聚了”，好像并没有这种感情，反而是一种敌对的态度，我们对此估计不足。包括现在也有这个问题。陈水扁搞台独，这是明摆着的，他的票数竟然也达到半数。可是我们当年提“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国民党镇压“二·二八”，所以我们就拥护“二·二八”，这有点过于政治实用主义了，没有考虑到它的副作用。毕竟台湾已经被日本统治了五十年，跟大陆完全隔绝，国民党政权去了以后又很腐败，引起台湾民众的不满，但里面也包括反大陆的情绪，种下了台独的种子，这一点不应该被我们忽略。所以从某种程度讲，台湾一步步走到今天确实也有我们的失误，政治上实用主义总是免不了的，可是过于实用主义的话，从长远上看，“民无信不立”，总是会吃亏的。
“二·二八”的时候我也感到了不安，当地人对外省人好像心里总有个疙瘩，老让我觉着自己是个外人，就像去国外一样，不能融入它的社会，加之天气和语言的原因，所以我在台湾待了半年，1947年春天就和母亲一起回老家了。
抗日战争末期，国民党在政治上已经完全垮了，绝大多数青年知识分子都反对它，即使后来跑到台湾也不像是会持久的样子，如果不是朝鲜战争，共产党完全有可能打过海峡解放台湾。那时候美国已经从大陆全部撤出，不会丢了西瓜捡芝麻只保一个台湾，可是朝鲜战争爆发，麦克阿瑟以联合国的名义出兵朝鲜，借着这个机缘，连同台湾一起也给保了起来。台湾问题一直延续到今天主要是两个原因，第一是朝鲜战争，这是个偶然的事情，如果不是这件事情，台湾可能早就解放了。第二，解放以后大陆进步的速度太慢了，一直到今天，我们的人均产值还不到台湾的十分之一，台湾GDP大概有一万五千美元的样子，我们才一千多美元，相差十几倍。解放以后，大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处于自我封闭的状态，我们唯一的消息来源就是《人民日报》，不像以前，比如我上联大的时候，不但国外的报纸杂志看得到，就连共产党在重庆发的《新华日报》也看得到，可是解放以后没有这个可能了，所以对外面的事情一点都不了解了。对于台湾，我们一直还在按旧皇历想，以为台湾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民不聊生，饭都吃不上，台湾同胞热烈地希望解放，根本没有想到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