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文明的人，不过人类的主潮总是不可避免的。
在我们当时的印象里，有几位先生是凭老资格吃饭的，毛子水是其中之一。毛子水教科学史，我没有上过他的课，可是听同学说他教课不行，而且是右派，和胡适关系很密切，大家都不太喜欢他。
联大时何炳棣是助教，在历史系的图书馆里做事，不过给我的印象，他对学生总是盛气凌人。我们去借书，他总是说：“这个书不能借。”“那个书不能借，大家都要用。”老让我们碰钉子。所以后来我就到外文系去借书，是个女同学顾元负责，她很好，什么书都让借。
西南联大的时候还有一个对我们思想的成熟很起作用的渠道，就是听名人讲演。1939年我上一年级，那时欧战刚爆发，英国工党左派领袖StaffordCripps到中国来访问，曾在云南大学做了一次公开讲演。当时英国首相还是张伯伦，对希特勒是妥协的，搞绥靖政策，Cripps在演讲里大骂张伯伦和保守党，这让我非常惊异，也很开窍。因为我们中国没有这个传统，而他居然在打仗的时候，在国外骂自己国家的领袖，这是我们中国人不能想象的。
体育不算学分，可是必须要念完八个学期的体育才算毕业。有一年我得阑尾炎开了刀，本来可以体育免修半年，可是我休了一年，毕业的时候缺半年体育，怎么办？我请示了教务长（梅贻琦，他是校长兼教务长），他批示让我去找马约翰先生商量。我对马先生说：“差半年体育毕不了业，太冤枉了，能不能想个办法？”马先生说：“体育不及格毕不了业。吴宓是大教授，吴宓当年跳远不及格，就没有让他毕业，又蹲了一年。”我说：“多上一年就为上门体育课，太可惜了。”后来他给了我一本体育书，说：“你去看，写个报告作为补课成绩。”于是我就写了一份读书报告，没有耽误毕业。
马先生是留美的华侨，当时大概有六十岁，是中国体育界的元老了。1936年柏林奥运会，他负责中国体育代表团的工作，把运动员先集中在清华训练了一段时间，然后由他带队去柏林。联大一年级的体育课都是马先生教第一节课，上课的时候也是中英合璧，又说英文，又说中文，非常能鼓舞学生的情绪。
联大的时候也有军训，由国民党的军官调来训练，讲讲课，然后正步走、齐步走，集合呼口号，“抗战必胜”之类，最后是“蒋委员长万岁”。不过军训大家都不重视，就跟闹着玩一样。
三青团有时候是秘密的，有时候是公开的，挂个牌子“三民主义青年团直属第十分团部”，可是我不知道他们有什么具体的活动。第一，三青团的人数很少，第二，当时没有党团领导一切的组织方式，所以，国民党员或者三青团员在学校里和我们不是领导、被领导的关系，不像我们后来所理解的党是领导一切的那种关系。
西南联大的学生大抵有三种，一种是搞学术的，努力向学，真正有高水平，无论在国内或者在国外，现在都已是名家。例如42级地址系大约不足二十人，已经有了五六位院士。还有一种参加民主运动或搞政治活动的，解放后大多在各地方、各单位成为大小领导，甚至于比较高的领导，当然也有被政治斗争淘汰的，这总难免。还有一种就是不成材的，包括我在内，或者做教师，或者做点什么别的工作。那时候的学生不像现在这样都想着要出国，个别的也有，比如何炳棣，从小就一心一意想着怎么出国，现在也成名了。可是我总觉得生活的内涵不应该过分功利，而在一种内在的价值。
抗战时前有一首歌，歌词里唱道：“帝国主义为了逃脱深刻的恐慌，他们是那么样的猖狂，侵占了我们北方，又进攻我们的长江……”这是当时的进步歌曲，非常流行。我们那时候也真的相信这种说法，认为帝国主义一定要向外侵略，不然就一天也活不下去。不过二战以后的事实好像多少改变了这种看法，比如战败的日本、德国都复兴得非常快，但并不是靠对外侵略。应该说，一个国家的繁荣，最好是靠你邻居的繁荣，你的邻居越繁荣，越有助于你自己的繁荣，反之，邻居越穷困的话，对你越不利。不过这些都是后来才意识到的，当时我们都相信歌里的那些观点。
中国当时自己不能制造飞机，空军用的实际上是美国制造，供应什么我们就用什么。当然他们提供的也不是最优秀的。而且那时候美国没参战，没有大量进行军工生产，要到美国参战以后，它才大量军工生产。1944年，德国的飞机产量是一年3万8千架，日本是多少我不清楚，大概不会超过这个数字，美国的飞机生产是一年12万5千架，比他们多出好几倍，再加上苏联和英国的，生产大大高于轴心国。二战归根到底就是军事生产力竞赛，美国战时生产高峰时，它的军事生产占全世界生产的一半，所以二战的胜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是世界的兵工厂。
各个时代都有各个时代的优点，就好像一个人，十全十美是没有的，一无是处的大概也很罕见。可是人们常常走极端，一说这个人好就好得不得了，一说这个人坏就臭得不得了，其实，不见得那么坏，也不见得那么好。我想每个时代也是这样，比如清末的洋务派，张之洞、李鸿章也办了许多现代的工业、事业，虽然官僚体制的限制不可能让它有很大的成功，但毕竟是向前走了一步。到了国民党时期也干了些事情，比如修了几条铁路，统一币制，也有值得肯定的地方。张奚若先生从事民主运动，不过他是单干户，没参加任何组织，公开讲演时他总是骂国民党。抗战刚胜利的时候，我听他讲过一次，他说：“对蒋先生我只承认他一点功绩。”就是指蒋介石始终还是抗日的，这一点，确实也得承认。
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矛盾激化是从新四军解散开始的，“皖南事变”之后，矛盾浮到表面上来，成为公开的了。那时候我在学校里边，平日比较出头露面的或者进步的左派同学，有的是地下党，有的不是，学校总共才一千多人，大概有近百个走掉，并不全是共产党员。我记得张奚若上课还说：“我听说很多同学都走了，你们劝他们回来，不要走，没有问题。”也许他考虑到云南地方势力的保护，估计真的是“没有问题”。后来听说特务头子康泽到云南去，本来是准备抓多少人的，龙云没让他抓，说是会“引起不安”，果然没有抓。
1946年我去台湾的时候国民党去的人还不多，只是临解放大局以定，才大举退往台湾。我想其中许多人并不一定在政治上有什么见解，比如拥护什么，或者反对什么，有的就是害怕打仗，大部分都很实际。有些人在临近解放时有机会和条件离开大陆，但他们选择了留下。比如北大的向达先生，他是一级教授了，一次和人吵架，说：“我就没资格去台湾吗？”他当然有资格去台湾，国民党最后派飞机来，可是绝少有高级知识分子离开，认为国民党已经没有前途了。
1949年解放，全国一片欢腾，我想大部分是真诚的，虽然有的是随大流，但大部分还是欢欣鼓舞的。因为从1840鸦片战争一直到1949年，这一百零九年里内忧外患，穷困，天灾，人祸，不断的战争，不断的失败。旧的历史书上描写罹乱之后的情景，“天下鱼与望志（？？待查？？）”，全天下就像鱼张着嘴吃食一样，希望能够安定下来，“人民始有生趣（？？待查？？）”，自此才有了生活的乐趣。其实1945年日本人投降的时候，也是全国一片欢腾，第一，战争结束了，终于可以过安定的生活，第二中国是战胜国，这是近百年来的第一次。
人总得靠希望活着，甚至于很小的希望，比如我想发点小财，想改善一下生活，如果没有任何一点希望可以寄托的话，人就活不下去了。二战的时候，我们真诚地相信未来会是一个光明的、美好的世界，一个自由的、民主的世界，一个繁荣富足的世界，好像对这些完全没有疑问。这种信心对全世界的人民也是一种鼓舞。不知道人们是不是太容易受骗了，二战以后，无论是国际上还是国内都让我们大失所望，没有想到会有那么多的曲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