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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学记·甲
我的两个姐姐一个是女一中的，后来考上北大经济系，一个是师大女附中的，后来在北大学化学，所以我的印象一直是，将来我上大学也得上北大或者清华，没有想到别的选择，而清华在某些方面似更优于北大。当时北大、清华是最大的学校，每年收新生两百人左右，在校的学生最多不过八百，但考学的时候也有激烈竞争。记得初中三年级毕业那年（1936年）的暑假，和关崇焜在学校里碰见我们的英文老师，他跟我们谈天，说：“你们知道今年北大有多少人报考？”我们不知道，他说：“今年考北大的，不算外地，光是北京就有四千人。……你知道北大才取多少人？才录取两百。”他说这话的时候，神情非常紧张，好像脸色都变了，甚至给我一种恐怖的感觉，所以印象特别深。他那意思是说：你们得努力。考试制度所加给中国知识分子的负担，大概也称得上中国文化的一个悠久传统了。
1。力矫时弊，以古为则？
我们上中学的时候主课三门，国文、英文、数学，那是真正吃分的，大家都非常重视，其余的属于辅课，一来大多没有课外作业，二来不算分数，所以都不太注重。而这三门主课里国文相对最轻，因为你国文无论好坏总有个七八十分，不会不及格，记得只有一次一个高年级的同学国文不及格，大家都觉得简直是奇怪，怎么能国文不及格？国文一般没有不及格的，当然成绩也不可能太好，不会给你一百分。在我的印象中自己只有一次国文得过一百分，那是在读中央大学附中的事了。本来南方学校是文言文更占优势，我们的国文老师陈行素先生又是个守旧派，不喜欢白话文，他说：“白话有什么可讲的，你们自己去看。”陈先生为人很好，可是专门讲文言文，教庄子、史记，强调：“文言文你们不能不做，中国文化真正的精华都在这里面。”那时候两周交一篇作文，我知道他喜欢文言文，有一回就故意用文言写了一篇。其实我知道做得不行，可是他看了非常高兴，给了我满分，同学还说：“哪有作文给一百分的？”就是因为那次用的是文言。
白话文到今天真正流行也不过五十年的时间，解放前，正式的文章还都是用文言，比如官方的文件，研究生的毕业论文大都也是用文言写的。除了胡适，很多学者的文章都是用文言，好像那时候还是认为文言才是高雅的文字，白话都是俗文。北京是五四运动发源地，白话在北京算是比较流行，我们小时候就已经不怎么学文言了，小学正式只学过一篇《桃花源记》，因为老师欣赏这篇，所以给我们讲这篇，还念过几首唐诗，什么“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都是非常简单的。中学六年教育基本上是文言白话各占一半，不过那也要看老师。我们几班有位女同学最喜欢看巴金，我们那位国文老师看不起白话文，在课上就说：“什么‘春天里的秋天’、‘秋天里的春天’，我都不看他的。”除了他，一般老师都是文言白话参半讲，文言基本上是《古文观止》之类的那些名文，比如苏东坡的《赤壁赋》，范仲淹的《岳阳楼记》，韩愈的《祭十二郎文》，个别的还讲点诗词。考大学的时候一般不要求用文言写作文，但进了大学以后各个学校就不同了。我进的是西南联大，新文化传统很强，不管什么专业一年级国文是必修，规定作文必须是白话，不能用文言，而且教的内容大部分也是白话，还包括有林徽因的和徐志摩的。可是在南方的中央大学，中文系主任是汪辟疆，新生一入学，汪辟疆主任就写了一个告示，说：“本系力矫时弊，以古为则。”“时弊”是什么？就是白话文。就是说：本系要极力地矫正当时坏的风气，以古作为我们的准则。
我上学的那一辈同学，除了极少数有家学渊源的以外，绝大多数人的古文根底、国学根底都不行，因为从小就不读那些东西了。小学先从最简单的“人手足刀尺”开始，然后是简单的白话文，这和我们上一代的人不同。我们上一代的人从小就读古书，四书五经念下来，对中国的经典非常熟。可是我们像《论语》、《孟子》都是到了大学才开始看，大学以前只知道名字，没有真正读过。七八岁的时候，有一天我父亲递给我一本书，说：“今天背完了再出去玩。”拿来一看是《大学》，“大学之道，在明明德……”什么意思我根本不懂，只知道背不完不准出去，不过我印象中的也只有这么一次。所以我们这一代人的国学根底非常差，一方面受到五四运动的直接影响，另一方面，我想也和政治有关。国民党时期有一股复古风，在它的最高权力机关，比如戴传贤（戴季陶），就是一个主张“尊孔读经”的，像北京的宋哲元、山东的韩复榘，在南方我的家乡，湘系军阀何键，在广东，号称“南天王”的粤系军阀陈济棠，都是极力主张“尊孔读经”。这一点给我们那辈人一个反感，为什么这些人都主张“尊孔读经”？可见“尊孔读经”决不是个什么好东西。我们的想法可以说是很幼稚、很天真的，不过你想这些官僚军阀能提出什么好东西？绝对不可能有好东西，好东西他们也提不出来。他们越要“尊孔读经”，我们就越不“尊孔读经”，所以我们这一辈人，传统国学的基础都很差，绝大多数都没有入门。还有一个原因，我们那一辈人上学所学的内容相当过去要全面得多，课程非常丰富，国文、英文、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生理卫生、中国史、外国史、中国地理、外国地理，还有体育、劳作、音乐、图画，还有童子军、军训，也挺忙活，所以不可能真正把精力放在某一项上。我现在想，其实也有道理，因为我们要“与时俱进”，时代已经进步了，你还一上来就背“子曰”、“诗云”，这也行不通，时代需要的是你多方面的发展，我们毕竟是生活在现代，就得什么都学一点，不过这就使得我们国学的基础非常差，很多有关传统的知识都是听说书或者看戏得来的。
总地说来，我们这一辈受到的教育承接的是西方的传统，而不是中国的传统。数学学的是加、减、乘、除的四则运算，到了小学高年级开始接触应用题，初中就学初等代数、初等几何。我们的几何教材是北师大数学系傅种孙老师一系传承下来的，后来他做了师大副校长。记得《几何学》开宗明义就是对基本概念“点”的定义：“今有物焉，无以为名，称之为点。”使人摸不着头脑，简直就像“道可道，非常道”。我们的老师就反复讲，几何学里所有概念都是由“点”引申出来的，因此“点”本身便不能再加以定义，从论理学（逻辑）上说，《几何学》里对“点”的定义是最准确的了。英语的学习始于小学三年级，我们那位英文老师又极其严厉，每天默写十个生字，写不上来不准回家，错多了还要打手板。所以我每天只背七个生字，算是及格，可以免打。上了初中，我们用的一本英文教科书是师大附中编的《中学英文选》，语言非常优美，读起来琅琅上口，很多我都能背诵，比如Franklin的PoorRichard’sAlmanac中的格言，还有WashingtonIrving的RipvanWinkle。到了大学，理科不用说了，百分之百都是美国教本，法科也是，比如法律学、经济学、政治学，统统都是西方（主要是美国）的教本，至于文科，那要看学什么专业，比如中国史，只能用中文的，可是要学世界史，包括古代史、中古史、近代史，就都是美国的本子了。再如，学中国古典哲学的得有很好的古文基础，可是研究西方哲学的，比如研究康德、黑格尔的，只要能看英文本就行了。
可是现在我跟年轻的同志们谈起，还是说：“你们还是得学古文。”毕竟中国的文化五千年，总有四千九百五十年它的载体都是古文，除非你不要这四千九百五十年，否则你要继承这个历史文化的话，就得非学古文不可。而且我还向那些青年同志们说：你们中文一定要学好，即便将来你出国不回来了、你做了外国人，可是你的优势就在于你有中国文化的基础，把自己的优势给放弃了挺可惜的。借用文革的话讲，传统文化是溶化在你的血液里面、渗透在你的骨髓里边的，这是你天然的优势所在，所以一定要学好。你别跟外国人一比，英语比不上他，你对中国文化又不懂，那是不行的。
2。无故乱翻书
上了初中二年级以后，渐渐脱离幼年时代的爱好，似乎有点开窍了。从前比较狭隘，仅仅限于《三侠五义》、《七侠五义》、《水浒传》之类的武侠小说，还乱七八糟看了好些笔记小说，包括《聊斋志异》。记得有一次作文我模仿《聊斋》胡编了一段鬼故事，老师写了句批语说：“你这学的是《聊斋》吧，以后不要学这种文章。”但是到了十三四岁，正是知识初开的时候，逐渐开始接触近代，看些杂志、报纸，和新出版的东西，慢慢有点开眼界了，对于时局和政治也关心起来。因为年轻，吸收也快，每次跑到北京图书馆，一次可以借五本书，差不多一个星期都能看完，而且看了又换、看了又换，知识扩充的速度要比成年和老年大得多。
记得有一套“开明青年丛书”（开明书店当时是很不错的，解放以后改组为“中国青年出版社”），这套书非常之好，大概有五六十种之多，所选内容都很精彩，比如丰子恺、朱光潜的书。丰子恺不只是美术家，或者文学家，而且介绍了许多新知识，好像你编一本几何学教科书，或者代数学教科书，并不见得你的几何、代数水平有多高，可是这本书本身有影响，给中学生念了就开阔知识。我从他那里获得很多知识，大大开拓了自己的视野，像《孩子们的音乐》、《近世西洋十大音乐家故事》，还有《西洋建筑讲话》，从古希腊的神殿讲起，读后我觉得非常满意。其实丰先生不是学音乐的，也不是学建筑的，都是抄日本的二手货，不过对我们来说却是新知。再比如梁启超的书，那时候我也喜欢看，可以说，我们中学时代很大一部分的知识来源都得自梁启超，其实里边很多是抄日本的，要用现在的要求来说，那是抄袭，不过不能那样看待他。那时候中国人没接触西方文化，第一个接触的就只能是抄袭，靠从日本转手。梁启超自己说：“未能成佛，便先度人。”他自己还没成佛，就先救别人。在当时，大家如饥似渴地需要这些东西，他知道一点马上就告诉大家，所以我们不能嘲笑他，就好像你不能嘲笑三岁小孩子一样。人的成长过程本来就是这样，那时候我们的知识正像三岁小孩刚刚学知识的时候，必然有这样一个过程，梁启超的思想非常敏锐，什么东西都往里搬，搬了我们就受它的影响，所以他的贡献不可忽视。
对一个学人应该有两种评价，或者说有两种标准，一个是学术研究方面，看他是不是有贡献，另外一个标准就是他对时代的影响。有很多人对时代的影响太大了，包括梁启超、胡适，他们影响了整个一个时代的风气，就不宜单从专业的角度来衡量。他们在某一个专业的研究上可以未必有多大贡献，可是他们对于整个时代的影响实在太大了，包括郭沫若在自传里都讲，他们那个时代的青年几乎没有不受梁启超影响的。梁启超的好多东西对我们那一辈的影响也非常之大，有好几篇文章我现在都记得，比如《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那是讲中国古代思想的，还有《中国历史研究法》，我们都读的。和梁启超一样，胡适的功绩在于他作为一个宣传家宣传新文化，可以说相当于西方的伏尔泰，他们都是领导一个时代风气的先驱，功绩是伟大的。其实我们对各方面的人才都需要，不光是大诗人、大科学家，我们也需要领导各个时代风气的宣传家或启蒙者，他们都是有贡献的。
我有一个同学关崇焜，家里是官僚贵族，父母两系都是尚书级的，入了民国以后，家当然也没落了，不过他们家的房子非常好，深宅大院一层套一层，而且藏书很多，我和关崇焜很要好，经常向他借书。他家里旧书特别多，二十四史一大套，我看不了，而且也不想看，他就推荐给我一套《清稗类钞》。《清稗类钞》是清人笔记，属于野史，记载的大都是清朝的真人真事，这就大大增长了我的历史知识，而且读起来挺有意思的，虽然都是文言文，可是并不难懂，所以一直到后来我都喜欢读野史，总觉得它较之正史更为人性化，也更真实。
除此以外，他还借给我许多新文学的书，比如冰心的散文、徐志摩的新诗。徐志摩的诗我很欣赏，他的诗上口，可以背诵，这是其他的白话诗比不了的。其实徐志摩的诗也是模仿，模仿英国浪漫派，可那时候对我们来说却是一个很新颖的东西。茅盾的书我不喜欢，是硬着头皮读的，因为那些小说的背景都在上海，写股票市场里多头、空头如何操作之类，我对那种生活完全隔膜，不懂，所以看着没有兴趣。巴金的文章我也不欣赏，一直到老我都不欣赏，觉着那些东西缺乏思想深度，得不到什么启发。可是鲁迅先生辛辣、讽刺的笔触却打动我，我对他那么冷酷无情地鞭挞中华民族的劣根性深有同感。解放以后大概我们的评论家们认为应该鼓舞中国人的士气，不能妄自菲薄总说泄气的话，所以对民族劣根性方面不再提及，一提就是光荣伟大、勤劳勇敢，一直到今天都有这个问题。不好的时候自卑自贱，好的时候就跳到另外一个极端自高自大，动不动把老祖宗搬出来，这不和阿Q心理一样？这是没出息的表示。我认为，一个人、一个民族的完善都需要正视自己的缺点，惟有如此才能真正鼓舞士气，才能真正进步，否则徒然助长虚骄之气，是没有好处的。
某些学术性的东西我也喜欢看，比如1937年春天，开明书店出版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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