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西域人，第三等是汉人，指中国北方先被征服的人，第四等人是南人，即最后被征服的中国南方的人。北方人是顺民，南方人则更低一等。高丽棒子正是这样，他本来是亡国奴，做了日本流氓手下的流氓，越是这种人越可恶，正所谓“汉儿学得胡儿语，反向故儿骂汉儿”。
我在北京只读到高中一年级就到后方去了，我的同班同学有没走的，在日本统治下又念了两年，直到高中毕业。后来我入西南联大的时候，七八个北京的同班同学结伴同行，从天津坐船到上海，再坐船到香港，由香港换船到海防，然后换火车到越南、到河口，最后从河口再坐三天小火车到昆明。从河口到昆明并不远，火车走滇越铁路本来并不需要三天，但是山里铁路用的是窄轨，和我们的电车一样，晚上不开，而且白天路边有行人招手，火车就停下来，所以走得非常之慢。这一路很艰苦，从北京到昆明要走三个月，还有走半年、走一年的，因为穷，到了一个地方往往找个小差事糊口，干两个月，然后拿点钱又走。做亡国奴的那种心情不好受，所以才有那么大的决心。
1939在昆明我和以前北京的同学又见面了，问他们日本统治下那两年的情形，他们说，日本人一来就把英文课废止了，来了一个日本人教日文，又是学校的总监。我说，你们学了两年，日文应该不错了？他们说：“什么不错，一个字都没学，字母都不认得。”大家谁也不念，考试全班都不及格，最后都是零分。他们还对我讲，1937年底日军攻占了南京，敌伪下令要全北京市学生参加庆祝游行。消息一宣布，全班同学都哭了。虽然我听到这件事已是两年以后，依然激动不已。
日本侵略中国，不使中国统一，而是在东北、华北、南京分别扶植几个傀儡政权。东北建立“满洲国”，溥仪做皇上，用了一批原来满清的遗老，比如罗振玉、郑孝胥，实际他们都只是摆设。打下华北以后，在北京成立“华北临时政府”，用的是北洋时期的政客，表面上继承的是北洋政府的“法统”。先请吴佩孚，吴佩孚不出来，一说是条件谈不拢，结果被日本人害死了。后来用王克敏，王克敏曾任北洋时期的财政部长。日本人打下南京，又成立了一个“维新政府”，后来改叫南京国民政府，扶植的是以汪精卫为首的一批国民党，如陈公博、周佛海这样一批汉奸。
1935年12月，以宋哲元为首在北京成立的冀察政务委员会也是个日本侵华的特殊产物，因为无论真正是国民党或日本哪一方面来了，都不会有他的份。日本不过是利用他作为向“特殊化”的过渡，如果真正国民党势力直接控制了，也不会要他这种非嫡系的旧式军阀。今天却为宋哲元送上一顶“爱国将领”的桂冠，似乎很不实事求是。不应无视历史，“爱国”一词不宜贬值。29军广大官兵的确是爱国的、抗日的，但宋哲元本人——至少在我们眼里——不过是想利用这个特殊的环境，在日本人与国民党的夹缝中做个土皇帝。所以他一方面敷衍南京政府，一方面又敷衍日本，他在中南海举办堂会戏，请马连良、尚小云等名角来唱《四郎探母》，享受土皇帝的生活。可是日本并不愿意他永远处在半独立的状态，而是要彻底皇民化的统治，所以这种苟全于夹缝之中的土皇帝注定是要短命的。“一二·九”运动前夕，《独立评论》上发表了张奚若先生名震一时的大文章《冀察当局不宜以特殊自居》，旨在批判宋哲元的北京军政当局政府，警醒他们不要卖身投靠日本人。那篇文章当时引起了很大的轰动，为此《独立评论》还受到了处分。1937年，中日战争已经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宋哲元仍然在夹缝中求生存，梦想能够继续维持他土皇帝的宝座，并没有积极认真地备战，而是对日本一味妥协、敷衍，最终导致一败涂地的惨重损失，我们对宋哲元的痛恨决不亚于对日本的痛恨。如果以大刀、水龙镇压“一二·九”运动的宋哲元是爱国，难道“一二·九”运动是卖国的吗？尽管宋哲元后来并未做汉奸，但他的所作所为与“爱国”二字却是相去甚远，如果不是他一味地妥协求全，北京、天津和河北不至那么轻易地沦陷，等于拱手送人。
另外应该补充一点，自1935年以后，由于大势所趋，蒋介石国民政府确实也在备战，并在各方面都取得了一些进步。比如开通了陇海路、粤汉路，尽管这些也是出于对内控制的考虑，但也是针对日本的。另外，还邀请了英国经济学家李兹·罗斯到中国进行币制改革，没有这一项改革，抗战初期的财政是无法支持的，但后来一味地乞灵于通货膨胀，最终导致了经济崩溃。
日本是1937年夏天动手的，7月7日在卢沟桥打起来，可是宋哲元根本就没有任何思想和物质的准备，手忙脚乱地不断后撤。蒋介石在江西庐山举行会议，请来全国著名的人物，讨论对日本作战的问题——庐山对于中国近代的历史影响太大了，过去蒋介石在那里办军官训练团，而且基本上每年都把各界的名人请到庐山开谈话会，交流意见，其中包括了北大、清华的知名人物。前几年我读曹汝霖的回忆录，1937年的时候他也上了庐山，蒋介石专门跟他谈过话。那时候连曹汝霖都认为非打到底不可，还有人问他：“你不是亲日派吗？怎么也主张非打不可？”曹汝霖说：我主张的是中国人民和日本人民的亲善，日本问题本来可以在“九·一八”的时候解决，可惜当时当政的人，包括张学良在内，都没有把握好时机很好地解决，日本军阀现在的气候已经形成，没别的办法，非打不可了。蒋介石最后决心要打，发表了一篇演说，正式宣布要抗战到底。《毛泽东选集》里有篇文章，说这是多年以来蒋介石在对外问题上第一次正确的宣言。随后红军按照国民党的番号改成第八路军，接受军事委员会蒋委员长的领导，全国一致抗日。接着就是“八·一三”淞沪会战，日本在上海进攻了。
同学关崇焜和我非常要好，暑假里我们相约每天见面，他家有无线电，可以收到南京中央电台的广播，每次时事新闻广播之前先播放《义勇军进行曲》，鼓舞人们对日作战的士气和决心。8月14日早晨，我一大早起来在大门外等报纸。那天早上天朗气清，万里晴空，尽管还是盛夏，天气却很凉，我穿了一件单衣站在那里，觉得一阵阵的冷意。拿到报纸后，我看到昨天上海开战的消息。当时的报纸非常耐人寻味，以前都是说：日军进攻哪里，我军奋勇抵抗，收复了哪里。随着局势的转变，报纸上的态度和立场开始大为改观。《世界日报》对“八·一三”报道的大标题是“上海战事昨晨爆发”，这是一种纯中性的表达方式。而在此前，蒋介石的谈话表现出一种民族复兴的姿态，曾有两句非常有名：“和平未至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但是，卢沟桥事变发生之后，蒋介石发表了庐山谈话，表明抗战的决心，表示目前已到最后关头，北平既变成沈阳第二，南京就会变成北平第二。
日本那时候对中国打仗，优势就在于它的工业基础比中国强，它的武器装备和它的组织训练比中国强，所以它的军力也比中国强，在北方、在上海都有海空军的优势。那时候中国空军很少，而且用的都是进口飞机。年纪比我大一点的学生，很多人都去投考航空学校，那一批人素质都很优越，所以中国空军在一开头打的时候战绩还是挺辉煌的。有一位前辈叫沈崇诲，我没见过，是从报上知道他的。沈崇诲1928年进清华土木工程系，毕业后考入杭州笕桥航空学校，“八·一三”时，他的飞机被高射炮击中了，他就驾着飞机直冲下去撞日本的旗舰“出云号”，二十七岁就殉国了。
上海一仗打得厉害，全国士气高涨，张治中是当时的司令，几十万军队都投入进去了，打了近三个月。那是全中国，乃至全世界都没料想到的。不过如果单从军事上讲，这一仗却打得不很明智，应该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地方那么小，又是平原地带，无险可守，谁的炮火集中谁就占据优势，中国的力量远远不如人家，等于是拿人命去换他它的炮火，那样硬打牺牲太大，不值得的。淞沪战役唯一的收获就是振作了士气，“我们也能打”，“也能跟他拼”，在政治上、心理上或者精神上起了鼓舞作用，同时可以获得更多的国际支持。也许这是必要的，可是真要算起细账来，我觉得划不来。后来上海守不住，一泻千里，整个阵营都乱了。日本人攻下南京，首府被人家占领了，然后是徐州会战。北边的日本部队已经占领了北京、天津，顺着山东南下，南边的则从南京向北打过去，两边夹攻。打下徐州以后打郑州，然后沿着长江向上，1938年的秋天，日本人就打下了武汉。
国民政府从南京撤到武汉，其主要的后路是粤汉路，通过它走香港，和外边联系。那时候国民党总有依赖心理，认为英国或者美国很可靠，日本不会打广州。结果日本军队在大鹏湾登陆，轻取广州，粤汉路就被断绝了。本来还有另一条路，从广西走睦南关到越南（1965年更名为“友谊关”），可是日本人打了广州以后就打广西，这条对外通道也断了，所以只剩下一条与外界联系的途径——云南。云南南边通越南，那是唯一的出海口，实际上对外已经几乎完全被封锁了。
恋恋故乡情
我是1921年秋天出生的，1937年秋天离开北京时刚满十六岁。对我来说，北京就是我的故乡，所以离开的时候非常留恋，尽管怀念的都是些很细琐的东西，但给我留下的印象美好极了。
我的家在北沟沿，现在改作赵登禹路，对门有个小商店，卖油盐酱醋和青菜，一个掌柜、两个学徒，总共就三个人。因为就在我家对面，所以我时常经过那个铺子，而且常到那里买东西。当时那条路还是土路，常有赶大车的人从乡间来，就在小商店的门前停下来歇脚。那些是真正的下层劳动人民，你从他们的装束就能看出来。一进门掏出两个铜板，往柜台上一放，说：“掌柜的，来两口酒。”掌柜就用一个小瓷杯倒上白酒递给他，并拿出一些花生放在他面前，客人就一边吃着花生，一边喝酒，一边跟掌柜的聊天，一副很悠闲的样子。其实两个人并不相识，谈的都是山南海北的琐事，然而非常亲切，就像老朋友一样。东拉西扯地聊个十多二十分钟，说声“回见”，就上路了。这个场景一次次出现在我的记忆里，让我感觉到一种人与人之间的脉脉温情，现在是不可得而再了，现代化节奏的生活再也看不到往昔的那种人情味了。
对我来说，平生读书最美好的岁月只有两度，一次是从初二到高一这三年，另一次就是西南联大的七年。小的时候身处北京，读书条件非常优越，只需在学校领一张卡片，到北京图书馆盖章之后就可以借书了。北图以前在北海西侧，从我家到那里只需骑十分钟的自行车，每个星期六下午没有课，中饭后我就骑车到北图去借书。北图的房子盖得很漂亮，环境非常优美，也很幽静，刚一进去是柏油路，自行车骑在上面没有声音，可是存车处前又是一段沙路，骑在上面便发出沙沙的声音，非常动人而富有诗意，至今回想起来仍然神往不已。因为周末放假，心情非常轻松，到了那里一次可以借五本书，非常方便，这就是一个星期的精神食粮。多年以后我去北京图书馆借书，就只许填三张借书单了，需要等很长时间还未必借得到。抗战前的那段日子因为知识初开，两三年的时间就可以读不少书，开阔了眼界，自我感觉美好极了。后来战争爆发，那种美好的生活就中断了。
当然也有非常悲苦、穷得不得了的一面，肮脏，贫穷，落后，随处可见。东城有几条比较好的大胡同，都是些很好的房子，是大宅门，可是你再看那些穷困的居住区，比如西城、北城那些破烂不堪的大杂院。本来普通一个四合院住一家，可是他们的院子连四合都谈不上，里面住着很多家，而且大部分都没有正当职业，或者是失业的，穷困极了。他们生活的唯一乐趣就是夏天晚上凑在一起东拉西扯，也唱一些歌，比如曹禺剧本里提到的“正月十五庙门开，牛头马面两边排……”，这就是他们的流行歌曲。每个社会的文化总有两种，一种是上层的高雅文化，一种是民间的俗文化。乾隆时候的文学家、历史学家赵翼有一首诗，说：“李杜诗篇众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北京当时有一百万人，其实真正读过李杜诗篇的，我想大概连百分之一都没有，恐怕不会超过一万人吧。我自己当时就不读李杜诗篇，要说读过的也就《唐诗三百首》里选的那几篇，到成人以后才真正翻上一翻，那算是高雅的文化。另外一种文化就是人民大众的文化了，比如刚才提的那两句“正月十五庙门开，牛头马面两边排”，那时候北京有一百万人口，我想总有半数以上的人都会唱。可是这种流俗文化却不会流传下来，如果不是曹禺写进他的剧本，大概现在不会有几个人知道了。
历史有两个特点，第一，所有的历史都是由胜利者写的，不是由失败者写的。比如秦朝，秦始皇、项羽、刘邦三股力量最大，最后是刘邦取得天下，建立汉朝，所以汉朝人写历史必然都是拥护刘邦的，把另两个人都贬成反面人物，这是必然的。假如我们想象秦始皇也能一统天下三五百年，那么这三五百年写的东西就都会是拥护秦始皇、美化这位太祖高皇帝的了。历史都是由当权者写的，谁当权就写谁，谁垮台就没谁的戏了。所以我们读历史的时候得打折扣，打胜利者的折扣，这一点古今如出一辙。
第二，历史都是高雅的上层阶级写的，真正下层群众写的历史几乎没有，也不可能流传。所以我们所看的历史都是正史，什么二十四史、二十五史，都是官方写的，只代表高雅的上层，而不代表下层。你要是真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