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政治实由“英法总局”的英方委员、英驻广州领事巴夏礼一人操纵。可以肯定，柏贵收到了咸丰帝的谕旨，只有苦笑而已。1858年2月11日，与咸丰帝设想的英国请求通商的情景相反，英法联军自行宣布解除封锁，恢复了中断一年多的对外贸易。由于湖南巡抚骆秉璋等人的奏折，咸丰帝得知柏贵已被“胁制”。于是，他命令骆秉璋派专差去广东，将一密诏送交给广东在籍侍郎罗惇衍等人，要求他们“传谕各绅民，纠集团练数万人”，将英军（直至此时咸丰帝尚不知法国已对华开战）逐出广州，“然后由地方官出为调停，庶可就我范围”。
咸丰帝以为，英军只有数千，团练能集数万，以十当一，又何不胜之？咸丰帝又错了。这里且不论以松散的团练来正面攻击训练有素的英军，在军事上是多么失策，结局只能是一败涂地；更荒唐的是，在咸丰帝的心目中，中英两国之间的战争，可以转化为民、“夷”之间的战争，清政府竟然可以充当中立者，出面调停“交战双方”的冲突。这种手法，咸丰帝在此前此后皆有运用。毫无疑问，我们仍旧可以在传统治术的武库中找到它的原型。在专制社会中，天子的圣旨是绝对正确的真理，谁也不能对此有丝毫的怀疑。到了咸丰朝，圣旨因破绽百出虽已自我动摇了神圣的地位，但抗旨仍是臣子们不敢为之的事情。于是，罗惇衍等团练大臣在颂扬圣明之后又以军费无出而延宕时日，新任两广总督黄宗汉不断隐瞒实情，似乎在安抚咸丰帝。时间一天天过去了，广州周围的团练在奏折公文上的数字已经达到数万，但始终没有发起对广州城的进攻。广州一直为英法联军所占领，一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 广州城陷的消息，随着南来北往的商船，很快就传到上海，引起了一阵小小的恐慌。此时的两江总督何桂清恐战火北延，主动派下属去与英、法等国领事联络，宣布了一项让英、法都感到诧异的消息：“粤事应归粤办。上海华夷并无嫌隙，应当照常贸易。”
“粤事应归粤办”，反映出何桂清等一班沿海疆吏的观念。他们将英法两国在广州的军事行动，看作是广东省与英、法之间的战争。既然江苏官员与英、法关系尚好，上海就不应当开战而成为第二个广州。何桂清也将此想法向咸丰帝报告，提出了具体的理由：一是每年约百万余石漕米由上海放洋，上海已成南漕海运的中心；二是上海每年对外贸易的关税达数百万两；三是上海的厘金也有相当大的数额。前一项牵涉到京城的粮食供应，后两项实是江南大营等处清军的军费所在。除此之外，还有一项何桂清此次没有说，但江苏的官员曾多次上奏过，那就是上海一旦开战，清朝势必陷入两面作战，若“夷人”与“长毛”联手，东南局势将不可收拾。何桂清的主张居然得到了咸丰帝的批准，上谕中赫然写道：上海“为海运关税重地，非如广东可以用兵”，“上海华夷既无嫌隙，自应照旧通商”。
第九章 公使驻京问题（2）
与何桂清持同样看法的还有当时的闽浙总督王懿德。他在奏折中称，如果英国军舰前来“窥伺”，“惟有责其恪守和约，析之以理”。
也就是说，只打算坚守条约维持和平，而不准备与之交战了。他的这种做法也得到了咸丰帝的批准。由此而出现了中外战争史上的奇观。中国的一部分与英、法两国处于战争状态，而另一部分却与英、法和平共处。本来按照国际惯例，两国交战，应该撤退平民、中断商贸、向对方封锁港口、并在一切陆地和水域进行全力拼死的战斗；而在上海、宁波、福州、厦门却出现另一番景色，酒杯照举，生意照做，一切与平时并无二致。它们是交战国中的“和平区”。而上海尤其突出，清朝的官员与英、法官员往从甚密，有时还称兄道弟，上海港依旧向英、法军舰张开怀抱，成为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侵略军北上南下的中转站和补给基地。这些在今人看来不可思议之事，咸丰帝却看不出有什么不妥。 广州是英法联军的占领区，咸丰帝既不派兵也不拨饷，只是让当地官绅“自救”，因而大体处于和平状态。上海等四个口岸又是咸丰帝特批的“和平区”，英法军舰和部队可以自由地进进出出，没有任何战争的迹象。那么，战区又在哪儿呢？在北方，就在咸丰帝顶顶恐惧的天津一带。 1858年4月，英、法、美、俄四国使节先后来到天津大沽口外。24日，四国使节照会清政府，限六天内派大员前来谈判，否则采取必要手段。强盗已经打上门来了，咸丰帝仍不欲还手，谕旨中称：“现在中原未靖，又行海运，一经骚动，诸多掣肘，不得不思柔远之方，为羁縻之计。”
而他在天津的“柔远之方”、“羁縻之计”，仍如其在广州和上海等地的对策，距近代国际观念十分遥远。咸丰帝派直隶总督谭廷襄出面，与各国交涉，其“锦囊妙计”是行分化瓦解之策：对俄国表示和好（中俄和谊已达百年，俄国不应帮助宿敌英国和法国，若能助顺，可在恰克图、伊犁、塔尔巴哈台三口之外，另开两口，以合五口之数）；对美国设法羁縻（广州之战时美国未助恶，大皇帝嘉尔守信秉义，若提出的要求无伤体制，可以恳大皇帝开恩）；对法国进行劝告（上海小刀会起义时助清军攻剿，曾蒙大皇帝嘉奖，若今后不助英“夷”为害，仍可通商如旧）；对英国严词诘问（广州攻城祸及商民，现在广东百姓齐心忿恨，如仍想在广东通商，必至受亏）。咸丰帝自以为，如此说辞必可拆毁四国同盟，孤立英国，然后再请俄国、美国出面调停说合，即可迫英国、法国以就范围。他还恐谭廷襄辞不达意，让军机大臣代拟了在谈判中答复各国的详尽辞令。
从未办理过对外事务的谭廷襄，严格遵旨行事，结果处处碰壁。英、法两国高级专使或以照会格式不合而拒收，或以谭氏无“钦差全权”头衔而拒见，其派头一如当年广州的叶名琛。谭廷襄能够说上话的，只有以伪善面目出现的诡计多端的俄、美公使。六天的期限过去了，英法因兵力尚未齐集，尤其是能在海河中行驶的浅水炮艇不足，英法联军推迟了进攻。咸丰帝一计未成，未能再生一计，而是固守旧策了：他一方面对四国的要求一概拒绝，只同意可以酌减关税；另一方面又不准谭廷襄决裂开战。这种不死不活的决策难死了承办人员。由于英、法专使始终拒绝会晤，谭廷襄只能去求俄、美从中说合，而俄、美却乘机提出了谭廷襄不敢答应、咸丰帝也不会答应的要求。在此等交涉中，就连谭廷襄也都看出俄、美与英、法沆瀣一气，“外托恭顺之名，内挟要求之术”，决不会为清朝向英、法“说合”。于是，在交涉不成、一筹莫展之际，谭廷襄鼓足勇气向咸丰帝提出自己的“制敌之策”：上海、宁波、福州、厦门等通商口岸全部闭关，停止贸易；两广总督黄宗汉“速图克复”广州，使英、法等国“有所顾惜震慑”；然后由他出面“开导”，使各国渐就范围。在这份奏折中，谭廷襄还流露出不惜一战的情绪。
且不论谭廷襄的建策是否能行果效，但咸丰帝就连这种长江以南地区的反击也不敢批准。他认为，若上海等处闭关，海运的漕粮正在途中，恐激之生变；若克复广州，黄宗汉尚在赴任途中，柏贵已被挟持，虚张声势只能徒增桀骜。他看出谭氏有自恃大沽军备完整、不惜一战的念头，则警告说：“切不可因兵勇足恃，先启兵端。”他的办法，仍是让谭廷襄对各国的要求予以驳斥，并下发了军机大臣代拟的驳斥理由。如此一来，退兵之策仅剩下谭廷襄的两张嘴皮子了。但英、法高级专使拒不相见，谭廷襄即便浑身是嘴也无处说去。
1858年5月18日，英、法专使及其海陆军司令会商，决计武力攻占大沽，前往天津。5月20日，英、法发出最后通牒，限清军两小时交出大沽，被拒绝后，遂以炮艇12艘、登陆部队约1200人进攻大沽南北炮台。两个多小时的激战，守军不支而溃。5月26日，英法联军未遇任何抵抗，进据天津。5月30日，四国使节要求清政府派出“全权便宜行事”大臣，前往天津谈判，否则将进军北京！大沽炮台的失陷，极大地震动了清王朝。自1850年咸丰帝上台未久英使文翰派翻译麦华陀北上天津投书后，大沽一直是清朝修防的重点。该地设有炮台四座，平时守军约三千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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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公使驻京问题（3）
咸丰帝得知广州沦陷后，立即考虑了大沽的安全，另派援军六千余人。然而，因距前一次战争时日久远，清王朝只剩下了一些模糊的记忆。从未领教过西洋兵威的咸丰帝，没想到精心设防号称北方海口最强的大沽，竟会如此轻易地落于敌手。天津可不同于广州，距北京近在咫尺，虽说“长毛”四年前也打到过天津，可这次来的“逆夷”凶过“长毛”。咸丰帝似乎听到了敌军火炮的轰鸣，感到身下皇位的微微颤摇。再也不能固守旧计了，这次得作一点让步了。他于6月1日授东阁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为“便宜行事”大臣，前往天津，与各国谈判。桂良、花沙纳面聆圣训后，出京赴难去了。惠亲王绵愉的提醒，又使咸丰帝想起一个人，那就是前文渊阁大学士耆英。
6月2日，他召见了这位谪臣，秘密部署机宜。当日授这位已革工部员外郎为侍郎衔，命赴天津参与谈判。6月3日，咸丰帝又下旨，命直隶总督谭廷襄主持“剿办”，命侍郎衔耆英主持“议抚”。咸丰帝在桂良、花沙纳之后又派出了耆英，是想利用耆英当年主持对外事务时与英、法的老交情，在谈判桌上讨一点便宜。为此，他于6月7日密谕桂良、花沙纳，和盘托出了他精心谋划的机宜： 耆英谅已驰抵天津，即可往见英、佛（法）、米（美）三国，将所求之事，妥为酌定。如桂良、花沙纳所许，该夷犹未满意，著耆英酌量，再行允准几条。或者该夷因耆英于夷务情形熟悉，可消弭进京之请，则更稳妥。接到此旨，不可先行漏泄。此时桂良作为第一次准驳，留耆英在后，以为完全此事之人。
咸丰帝是让桂良等人唱白脸，让耆英来扮红脸。红脸白脸，有恩有威，在这位年轻的皇帝心目中，“驾驭外夷”几与哄弄儿童无异。咸丰帝的这一计谋又破产了。桂良、花沙纳到达天津之后，会见了四国使节。英、法、美态度强硬，俄国公使却设下了一个圈套：若同意应允俄国的条件，可以代向英、法说合。而咸丰帝寄予厚望的耆英，英、法专使一点也不照顾昔日的情面，却以其无“便宜行事”头衔，只派出两名翻译接见。英法联军攻陷广州之后，劫掠了两广总督衙署的档案，对耆英当年阳为柔顺、实欲钳制的底牌了解得一清二楚。会见时，这两名年轻的翻译手执档案，对耆英讥讽怒骂，大肆凌辱。耆英此时已年近七旬，在政坛上已被冷落了八年，对此次因咸丰帝看重而复出喜出望外。他本以为凭着他先前多年办理“夷”务的老经验，凭着他当年与英、法等国使节的老交情，此行一定会有收获，自己也可藉此东山再起。他万万没有想到竟会遭到此等羞辱，实在不堪忍受。两天后，便从天津返回北京了。还剩下桂良和花沙纳。他们手无可战之兵，更无权屈和。面对英、法的凶焰，他们忍气吞声，行“磨难”功夫。他们曾多次请求态度相对温和的俄、美使节出面说合。俄、美乘机伪饰调停而最先获利。1858年6月13日，《中俄天津条约》签订。
6月18日，《中美天津条约》签订。中俄、中美签约后，咸丰帝原以为俄、美“受恩深重”，必然会知恩图报。6月14日，咸丰帝又收到黑龙江将军奕山的奏折，得知奕山与俄国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签订了《瑷珲条约》，竟然在对条约内容尚未作出判断前，指示桂良，让他劝说俄国公使普提雅庭： 今俄国已准五口通商（指《中俄天津条约》），又在黑龙江定约（指《瑷珲条约》），诸事皆定，理应为中国出力，向英、佛（法）二国讲理，杜其不情之请，速了此事，方能对得住中国。在咸丰帝看来，几千里外的不毛之地，比起近在咫尺的军事威胁，自然算不上什么。哪知这些没有良心的“夷”人，受恩不报，表面上敷衍，背后里却帮助英、法，希望英、法勒索越多越好。墨迹未干的中俄、中美《天津条约》，皆有措辞严密的无限制最惠国条款，英、法抢到的一切利益，俄、美都可“一体均沾”。 1858年6月22日，英国专使额尔金照会桂良，如若继续迟疑不定，即进军北京。6月25日，英方提交和约草案56款，“非特无可商量，即一字也不容改”。咸丰帝闻此消息，准备决裂开战。桂良等人心知，开战必遭失败，到时更不可收拾，便不顾旨意，于6月26日与额尔金签订了《中英天津条约》，又于6月27日与葛罗签订了《中法天津条约》。条约签订之后，桂良才上奏，力言“战之不可者”五端，宣称“天时如此，人事如此，全局如此，只好姑为应允，催其速退兵船，以安人心，以全大局”。
事情已经如此，咸丰帝仍欲讨价还价，桂良的奏折又到了，转告英、法要求援照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之先例，由皇帝在条约上朱批“依议”二字方肯退兵。到了这个时候，咸丰帝感到无力抗争了，只能拿起朱笔，在桂良进呈《中英天津条约》、《中法天津条约》上，分别写上了“依议”两个字。炮口下的谈判，结果只能如此。咸丰帝胸口积郁着一股怒气，只能将气撒在替罪羊身上。他下令耆英自尽，罪名是“擅自回京”。
第九章 公使驻京问题（4）
《中俄天津条约》共有12款；《中美天津条约》共有30款；《中英天津条约》共有56款，另有一专条；《中法天津条约》共有42款，另有补遗6款。从条约的内容来看，《中英天津条约》、《中法天津条约》危害中国甚烈。由于各国条约中皆有片面无限制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