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 背我淌过河流的男人
1969年我7岁，而吴叔30岁，当我们居住在干校的房屋遭遇到洪水的突袭时，我们得迁移到山坡上去，洪水扑来时，妇女们带着孩子惊叫着，试图用惊叫之声唤来隔壁的男人们。刹那间，我看到了冲出房屋的男人们，他们全都扑向女人，一个叫吴叔的男人奔向我，弯下腰去让我趴在她背上，我乖巧地扑在他的背上。内心的恐惧骤然间消除了很多。那时我并不知道男人意味着什么，那时候，我紧贴着吴叔的背，他似乎感知到我的恐惧，便对我说：“别害怕，我们会到山坡上去的，我环顾四周，每一个男人都背起了一个孩子，他们淌着已经到腰部的水，有的男人还牵着妇女。我们一步一步地从急流中淌过去。
四十多分钟以后，我们终于抵达了一片山坡，吴叔把我放在山坡上，让我别动，转眼之间又向着山坡下跑去。我靠着一棵松树，我是头一批到达山坡上的人，而我的母亲，我的小哥哥依然在水里，我的嗓子干涩着，想呼喊。我又看见了吴叔，他此刻正在水里伸出手去，他把手伸给了一个女人，那个女人25岁左右，辫子环绕在肩上，我知道那个女人是干校诊所的医生，吴叔终于拉住了那个女人的手，我能感觉到他们手牵手的力量，那个女人朝着吴叔笑了一下，仿佛寻找到了彼岸。后来，我还看到了母亲和小哥哥，他们手牵手牵地淌着水，已经靠近山坡了。应该说在洪水退去之后，我很快就忘记了这件事情。
我的童年生活中有金沙江畔的卵石，有急流，有炎热和尘埃相伴。然而，我万万没有想到，吴叔的脊背还会再一次托起我的身体。那是一个午夜，我病了，发着高烧，母亲把我送到了干校的诊所，在那里我意外地见到了吴叔和诊所的那个女医生在一起，母亲仿佛知道他们的关系，母亲说对不起，打扰你们了，可孩子发高烧很重。女医生量了量我体温说已经快到40度了，很危险，而诊所长期以来根本就没有退烧针水，诊所的存在在很大的意义上来说只是徒有虚名而已，除了一些包扎伤口的药物之外，几乎没有更多的药物，因而女医生果断地说得尽快送往小镇医院，否则，我的生命将有危险。吴叔弯下腰说，他可以陪同女医生送我到镇医院去，让母亲回去，因为母亲第二天还要早早地喂猪。吴叔说他的工作不着急，吴叔和另一个叔叔放羊，可以把工作交给那位叔叔就行。
容不得母亲的犹豫，吴叔背起我，我已经不能决定我的身体的去向，那时候，我有可能生，也有可能死，总之，任何一种选择都可以让我一死也可能让我生。吴叔背着我，旁边是另一个女人，很久以后，母亲才告诉我，吴叔和诊所的医生谈恋爱，但因为两人都置身在干校，不可能选择婚期，而在那天晚上，当我在高烧之中偶尔睁开双眼时，我看到了夜空。金沙江边的夜空犹如橄榄色，呈淡绿色，而在这淡绿色之中，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正在急促地朝前扑去，在江边我们搭上了船，而对岸就是金沙小镇。就是让我获得生的地方。
当我的身体从吴叔的脊背上滑落下来时，我已经充满了记忆。这记忆让我头一次感受到了一个叫吴叔的男人。因为有了他的脊背，我在两次危险中寻找到了新生。两年以后，母亲带我在县城参加了吴叔的婚礼，那时候我才知道，吴叔在县畜牧局工作，我有些腼腆地置身在他们婚礼的世界之中。用宽广的脊背承载过我身体的吴叔，此刻脸上洋溢着喜悦，他的新娘的胸前戴着一朵大红花，而我却凝视着他的脊背，这有限的记忆将陪随着我去了解男人，而当我后来认识男人并与男人不断地交往时，我总是会浮现出我儿时的一幅图像：我两次趴在吴叔的背上，那时候，我就像在依倚着这背寻找着我战胜恐惧和死亡的秘密力量。而我趴 在吴叔的背上时，我就不知不觉地战胜了洪水带来给我的恐惧以及高烧焚毁我身体的陷阱。
我仰起头来，两年以后，我作为一个9岁的孩子参加吴叔的婚礼，在婚礼最为热闹的时候，吴叔发现了我，他走过来，拍了拍我的肩膀说：“你小时候在我背上紧紧地靠着我，我能够感觉到你的害怕和喘息……”不错，我就是在吴叔的脊背上战胜了生命中两次恐惧和危机的。
1972年“受难”或者“续缘”的男人
我们家的邻居是一个离婚的女人，她像所有在那个特殊时期离婚的女人一样，之前遭遇到命运的磨难，她是一个歌剧演员，从省城下放到小镇，然后镇里给了她一间小屋，她就在小镇上守办公室。那时候，每到清晨，她就已经坐在办公室里了，在那座古旧的木楼上，就是她的办公室，里面有一台电话，电话响起来时，她的职责就是记录一下电话。已经有很长时间了，她就过着这样一种单调的生活。我从未听见过她唱歌，她的沉默使她的面孔显得冷漠，除了跟母亲打招呼之外，她几乎不跟任何别人讲话。
突然间，在她门外的石阶上坐着一个人远方来的男人，男人戴着眼镜，30多岁，跟这个女人的年龄相似。在男人的脚下放着一只旅行包，母亲让我到办公室去叫罗姨，说她来客人了。我就咚咚咚地上了楼，我上楼梯时，能够感觉到那些楼梯已经下垂，已经开始腐烂。而罗姨就在楼上，守着那台电话。门开了，吴姨质疑的目光看了我一眼，我把母亲的话告诉了她，她愣了一下嘀咕道：他还是来了，他来干什么？
这是一个质疑的时代，犹如 吴姨发出的声音一样充满了疑惑。我站在门口，我好像是头一次感觉到吴姨的美丽源自她纤长的胳膊，她的胳膊垂直下来，仿佛想由此触摸到她此刻的质疑源自何处？她似乎害怕去面对楼下的男人，然而，她无处可逃，她必须下楼，随同她的脚步声在楼梯上响起来的那一刹那间，我同时也感觉到了那些质疑已经在发酵，就像母亲的咸菜在发酵一样。
我站在院子里跳绳子，也许我从那时候就对那个坐在门口台阶上吸香烟的男人充满了质疑，也许吴姨的质疑已经感染了我，传递到了我身上，我一边跳绳，一边偷偷地看那个男人。他已经站起来了，迎着从楼下出现的吴姨的目光而上，男人的脸上出现了一点点喜悦，吴姨已经来到了男人的面前，男人说：“我终于见到你了……”吴姨冷漠地说：“回去吧，回到你的生活中去吧……”男人打断吴姨的声音说：“我决定了要陪你一块受难。”吴姨的嘴唇颤栗着，不再说话，她打开了门，让男人进屋，门砰然一声关上了。
男人所说的那个受难的词汇，我记得很清楚，我回到了家，问母亲什么叫受难。母亲惊讶地抬起头来看着我说：“谁教会你这个词汇的？”我没回答，然而，这个词汇始终在我眼前晃动不息，晚上吴姨来了，她说她跟我睡几天，她来了客人，房间让客人住了。然而，我没有想到这样一住就是一个半月，那个男人究竟有什么权利占据着吴姨的房间，母亲说那个男人是吴姨年轻时的恋人，错过了与吴姨结婚，现在，吴姨又离婚了，所以又来续缘了。
“续缘”这个词汇与受难这个词汇一样陌生而新鲜，母亲说他们要结婚了，因为相隔原址太远，无法回老家去领结婚证，所以，他们想让母亲做证婚人。他们不想声张，因为任何声张都代表着言辞，由此会带来一系列的麻烦。所以，他们不想解释，只想同我们全家人一起吃一顿便饭就秘密地结婚。由此，我们全家便来到了吴姨的宿舍，那只是一间单人房间，证婚人母亲在我们围坐在小小的餐桌前夕庄严地宣布了吴姨和那个男人成婚时，我们嗅到了一锅鸡汤的味道。
从此以后，吴姨和那个男人住在了一起，在那间房间里，他们没有改变房间的任何色泽，在镇乡公所的人们看来，这个男人就是吴姨的丈夫，所以没发生什么异议，在母亲证婚者的声音宣布之后，一个男人就这样住进了吴姨的房间里，男人转眼在镇上租了一家铺面，修理各种乐器、电器。那时候，这是小镇第一家维修铺子。多少年以后，我才知道，直到吴姨和他丈夫离开小镇之前，吴姨才告诉母亲，她的男人在来小镇之前，放弃了城里的工作，他是一家音乐学院的教师。这也许就是“续缘”的故事，同时也是他陪同吴姨“受难”的故事。他们离开时，我已经感觉到了他们相依为命的手牵手拉着几只箱子，即将回省城去的现实，而此刻，我好像听见了吴姨在唱歌剧，因为她将回歌剧院去。无数年以后，我在歌剧院听到了吴姨的歌声。
1982年 求婚者的降临
1982年频繁的求婚者出现在窗外，我住的窗外就是一条街，因而我推开窗户就可以看到一张张面孔，他们手里夹着香烟，那些源自八十年代的劣质香烟给他们的焦灼带来了烟雾，而透过这层烟雾我恰好可以看见他们的脸。第一个敢于敲开我门的求婚者是一个货车司机，他黝黑的面孔闪烁着羞涩，开始时他并不求婚，他只是到房间里坐一坐，留下几只香烟蒂，当他把香烟蒂摘灭在烟灰缸里时，那时候，我已经悄然地为他准备了烟灰缸了。
我盯着他的脸问自己：他就是那个我想嫁的男人吗？为了研究这个问题，我坐上了他的大货车，从县城出发到省城，他陪我在省城出入商店，当他问我喜欢什么颜色的床单被面时，我才知道，他带我到省城来是来购置结婚床上用品的。我和他坐在省城西站的一家小米线店里吃米线，我盯着他黝黑的脸，他言语很少，但每说一句话都很有份量。比如当他说：“我们的婚期可以定在春天时”。我被罩住了。我和他几乎没有谈过恋爱，他就想娶我了吗？回到县城之后，我决定中断跟他的来往，当他把他母亲留给他的一只玉镯作为订婚礼物送我时，我坚决而低声地说：“我不可能嫁给你。”他愣了一下，收回了玉镯，很理智地自言自语说：“我原以为你已经准备嫁给我了。”他走了，对待生活，对待她的婚姻，他缺乏浪漫，充满现实精神，不久之后，他就结婚了。
第二个求婚者是邓丽君的迷恋者，他经常拎着一台录音机穿过我窗前的街道，当初，他认识我已经很久了。直到他拎着录音机出现在我的门口时，我才回过神来看着她，当时我正站在走廊把我从洗衣盆中拎出来的水淋淋的衣服准备拧干，然后用衣架撑起，晾晒在铁丝上，他站在一侧，微笑着看着我说：“你真漂亮。”而他的录音机正在播放着邓丽君的歌曲……那个时期，这种梦想有些奢侈，即使是这个邓丽君歌迷手中的这台录音机也是单位的，他在单位负责工会工作，所以有权利支配一台录音机。从这一刻开始，他似乎抓住了我的弱点，总是在黄昏或一个周末的午后拎着录音机到我房间里来，有了邓丽君的歌曲弥漫，房间里似乎就充满了一种气氛：它纷乱而迷惑，它跳动着微光之中的火苗，它灼热而飘渺。
而当他终于在一个黄昏试着抓住我的手时，我突然喘着气说：“我并不想在这样的时刻谈恋爱。”男人笑了，那是20岁男人的笑，那是被邓丽君的歌曲所弥漫过的笑，他说：“我就是想见到你，如果你喜欢邓丽君，我每天黄昏都来陪你听邓丽君歌曲。”就这样，这样的日子延续了一个春天，当他说：“母亲让我把你带回家，她想看一看你……”我明白了，我已经跟他的家庭牵连在一起了，我知道有他的母亲的笼罩，我们交往会陷入某种东西之中去。于是，还没等他求婚，我就终止了与他的来往。他拎着录音机，把邓丽君伤感迷离的歌曲放到最大的音量，他回过头来痛苦地说：“你伤害了我。”我不知道我在什么地方伤害了他，那天黄昏，邻居都知道我跟他结束了某种现实关系，因为在邓丽君的歌曲弥漫之中，他消失了。
第三个求婚者是一个媒人降临之后出现的。那个媒人是我单位的同事，媒人跟我说到这个男人时，我没拒绝，我说见一面再说。男人来了，他的整个身子仿佛都装在套子里，那套子就是他的一身西装。那时候，县城穿西装的男人还很少，就像录音机很稀罕一样，穿西装的男人也很稀罕。也许他是第一次穿西装，所以，穿西装给他的身体举止带来了一种拘谨，而这拘谨使我显得很不舒服。当他说过他的供职单位，他的家庭状态，他的月薪时，我突然从内心告诉自己：一个荒谬，简直是一个荒谬。所以，见了这个男人的第一面以后，媒人问我印象如何时，我否定说没有必要再见第二次面了。
三个男人以不同的方式在1982年出现，他们的性格决定了他们的命运，而我的性格却同样导致了我的命运。这是一种命运的冲突，正是它们不和谐的音符使我和他们的命运产生了一种隔阂。然而，当我想起他们年轻的面孔时，我禁不住想起了我欠起身体往窗外看去的那些手指夹起香烟的年轻男人们来，他们迷茫，他们却充满了期待。
1982年 从上海来县城的裁缝夫妇
春天，上海裁缝夫妇在永胜县城客运站下车，他们带着一台缝纫机和一个男孩，两只大箱子出现在我们的面前。十天以后，在县城的主街道上出现了一家上海裁缝铺，两头挂着用红布做成的灯笼，还挂着一把用红布做成的大剪刀。我远远地就看见了那把大剪刀，它正缓缓地张开。
剪刀张开之后，裁缝铺开张了，起初，涌到铺子里的是女人。我是其中的女人之一，那时候渴望着让上海裁缝为我量体裁衣，为我制作典型的上海式风格的衣装。起初，我们要排队才能轮到那种量体裁衣的时刻，为此，我们排着队，女友张丽翘起嘴唇说上海裁缝真了不起啊，如果他能收我做徒弟就好了。张丽是小县城的头号美女，她说话算话，真的去拜上海裁缝为师了。
那一时期，我能够感受到张丽生活中的那种明媚的色彩，甚至我能够感觉到她嘴唇翘起时流露出的那种骄傲。在上海裁缝铺子里出现了一位女弟子，这当然是一件新鲜事，仿效张丽的女孩子突然多起来，都想去做那个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