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止买卖奴婢并没有改变奴婢的身份,王莽本意是要制止奴婢数量的扩大,解决社会上日益严重的奴婢问题,但这项措施也遭到了上自蓄奴之家,下至失地之民的反对,因为禁止奴婢买卖,既触犯了官僚、豪富的利益,又使失去土地而无路可走的农民断绝了一条卖身为奴的生路。实际上官僚地主暗中进行的土地和奴婢买卖并未停止,因而被处以重罪者的不计其数,更引起了他们的激烈的反对。三年后,王莽只得让步,于是土地和奴婢买卖合法恢复。
为了抑制商人对农民的过度盘剥,制止高利贷,控制物价,改善财政,王莽在始建国二年下诏实行五均六管(管通管)。所谓五均,即在长安、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等城市设五均司市师,管理市场。各城设交易丞五人、钱府丞一人。工商各业,向市中申报经营,由钱府按时征税。每季度的中月由司市官评定本地物价,称为市平。物价高于市平,司市官照市平出售;低于市平则听民买卖;五谷布帛等生活必需品滞销时,由司市官按本价收买。百姓因祭祀或丧葬无钱时,可向钱府借贷,不收利息,但分别应在十天或三个月内归还。因生产需要也可贷款,年利不超过十分之一。所谓六管,是由国家对盐、铁、酒、铸钱、五均赊贷实行管制,不许私人经营;控制名山大泽,对采集者征税。
从五均六管政策的内容看,如果认真推行是可以得到良好的社会效果的。但五均的前提是政府必须掌握相当数量的商品和货币,并且有强有力的管理手段。由于没有这两方面的条件,王莽只能依靠富商大贾来推行,反而给了他们搜刮百姓的机会,形成危害更大的官商垄断性经营。由国营对盐铁等实行统管统制,早已被实践证明是行不通的,再次实施自然不会有好结果,而由国家控制名山大泽,实际只是给主管官员增加了财源,最终,国家没有增加收入,百姓却加重了负担,正当的商人和手工业者也受到打击。
王莽食古不化,认为改制后一切都要符合古义,于是掀起了空前绝后的改名运动,无论地名、官名、建筑名,几乎都进行了修改,而且还任意调整行政区划和行政部门的职权,此后仍一改再改,有的郡名一年间改了五次,最后又改还到原来的。官吏和百姓难以记住,所以每次颁发诏书和公文,都要在新名后注旧名。频繁的改名给正常的行政工作和百姓的日常生活带来极大的麻烦,造成官民心理上的厌恶。
王莽同时对边疆异族也采取了一系列错误政策。
王莽胁迫羌人“献”出青海湖一带的土地设立西海郡,以便与国内已有的北海郡、南海郡、东海郡合起来凑全“四海”。为了使这块荒地像一个郡,必须强制移民,于是增加了五十条法令,以便增加成千上万的罪犯,满足移民的需要。为了这个西海郡,王莽招来了羌人与内地民众的不满。
王莽又将原本臣服于汉朝的匈奴、高句丽、西域诸国和西南夷等属国统治者由原本的“王”降格为“侯”,又收回并损毁“匈奴单于玺”,改授予“新匈奴单于玺”;甚至将匈奴单于改为“降奴服于”,高句丽改名“下句丽”;各族因此拒绝臣服新朝。
王莽又轻率地决定动用武力讨伐匈奴和其他异族,不仅导致边境冲突,还使数十万军队长期陷于边疆,无法脱身,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造成边境战乱不绝,又使得中原缺乏足够兵力去平定内乱。
王莽兴师动众大大加重了老百姓的赋税、徭役负担,甚至造成成千上万的百姓死于非命,如征句町时,王莽发吏民二十万,因军粮前后不相及,士卒饥疫,三岁余死者数万人,人祸加上天灾,使土地荒芜,物价腾贵,米价由汉文帝时的每石数十钱涨至二千钱。
因为王莽诸项改革都很不当,触犯了上至世家豪强下至寒庶百姓的利益,当时的农民大起义,实际上是全民大起义,墙倒众人推,新朝只建立了十五年,就结束了。
平心而论,王莽这些改革,出发点大多都是好的,若是稍加修改,都可以是善政。
王莽把全国土地改称“王田”,废除土地私有制,实行土地国有化,私人不准买卖土地,就是强行的抑制土地兼并,跟后世的某主义何其相似,若缓行慎行,也算是良策。
王莽提出了“五均官”主管评定物价、调节市场、办理赊贷、征收税款等事宜,实行酒专卖、盐专卖、铁器专卖等专卖制度,由中央政府统一发行货币,山上水中的天然资源,都为国家所有,由政府开采,跟后世的国有经济何其相似;若是王莽先整顿吏治,遏制官员贪腐,然后行国家垄断,就能扶持起强大的国家资本来对抗地方世家豪强,然后缓缓剪除地方世家豪强,新朝便可安然无恙,可惜了。
王莽规定,由政府控制物价,防止商人操纵市场,以消除贫富不均,食粮布帛之类日用品,在供过于求时,由政府照成本收买,求过于供时,政府即行卖出,以阻止物价上涨,这种平抑物价的政策乃是大善。
王莽规定,对一切工商业,包括渔猎、卜卦、医生、旅馆,以及妇女们家庭养蚕织布,从前都自由经营,现在新政府都课征纯利十分之一的所得税,政府用这项收入作为贷款或平抑物价的资金。王莽在其税制改革中,除了扩大工商业税范围征收懒惰捐外,还提出“除其本,计其利,十一分之”的征税原则,王莽这些税收政策实为近代所得税之先驱。
王莽还规定,对于无业游民,每人每年罚布帛一匹,无力缴纳的,由政府强迫劳役,劳役期间,政府供给衣食,这是在强制提高就业率。
王莽相当关注民生,他废去皇室的呼池苑,改设安民县,迁移穷人去住,沿途饮食及到达之后所需田宅器具耕牛种子等,都由官府供给或借贷,王莽又下令在长安城中投资建设五个里共两百个廉租房住宅小区,供贫民居住,权势开始向民生倾斜。
从以上的各种政策,完全看得出,王莽在新朝的改革类如后世的社会主义,太过超越时代了。
王莽最超前的就是币制改革了,虽然因为混乱而导致统治覆灭,但王莽在世界铸币史上开创了主、辅币相结合的“宝货制”,对后世的币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王莽用一些做工精美但不足值的货币代替以前的金块银块,简直就是近代币制改革的翻版。
说到这里,董昭叹息道:“凭心而论,除变更币制外,王莽所做的各项革新都可谓切中时弊,可惜操之过急,又运气不好,前汉到新莽时人口最多,又连年灾荒,那些世家豪强跟在赤眉绿林后面,轻而易举地瓦解了王莽的统治。希望主公做出诸项革新时务必权衡清楚,莫要重复王莽的错误!”
第724章 统一战线
吕布亦点头叹息道:“本来一个王朝挤压下的所有问题,都通过秦末战争那样的改朝换代来消除掉,但王莽的新朝是禅让,这样一来等于是前汉借尸还魂,将本来属于前汉的所有问题,都交给王氏新朝来背负,在这种情形下,不改必亡,盲目大改只会加速灭亡,王莽托古改制,引爆所有痼疾,便迅速灭亡!”
吕布这样一说,董昭脸色大变:“主公,您现在面临的情形堪比当年王莽,该怎么办?”东汉两百年的世家统治,积累了诸多顽疾,这些顽症本该由轰轰烈烈的战争去推翻东汉王朝来解决掉的,现在却因为吕布挟天子以令诸侯而全部由吕布来承受,吕布已经无法选择流血革命,只好做渐进式改革,他要面临的改革困境跟王莽当年几乎一模一样。
吕布淡然笑道:“公仁勿虑,虽然本公面临的困难跟当年王莽一般无二,但本公解决问题的办法却是王莽拍马难及的,你细想一下,本公此前所为,那里会像王莽那样搞得所有民众都反对他!本公一直以来的战略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只要牢牢地把握住这些,我们就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董昭听后大喜,吕布这条争取多数反对少数的战略消解了他的疑虑,王莽败亡的根本点是他几乎损害了所有人的利益,导致所有人都起来反对他,王莽若能坚定地保证住任何一方的利益,他的王朝都不可能倒得那么快;主公吕布一直以来实行的政策看似冒进,实际上都是在不断地试探世家豪强的容忍范围,在团结大部分世家豪强的基础上,除掉那少数野心勃勃的世家豪强。
吕布虽然在心中一直是抑制世家的,但在表面上,他却尽量遏制自己的好恶,旗帜鲜明地反对的是那些妄图割据、叛乱跟中央朝廷分庭抗礼的世家豪强如汝南袁家,对于大部分愿意顺从朝廷的世家豪强,吕布并不过分压制,反而尽量争取,先用钱财赎买他们的荒地来安置流民,然后用官位爵位来换取他们缴纳田赋和商税,为了团结这一部分实力派,吕布规定他们的税赋比一般民众低上一半。
吕布虽然立法限制土地兼并,但尊重那些中立、良善地主以往的田产,即便想要收回那些家族的田产,也是由官府以市价赎回,所以大部分家族的利益并没有得到很大的剥夺,纵然有些许不满,但面对吕布拥有的强大兵力,他们也只能选择顺从。
吕布过去的几年里,一直在努力拉拢那些有真才实学的世家子弟,荐举那些有名的贤才入朝为官,收拢他们年幼的子弟入中央大学堂就读,现在基吕布麾下的有名文官大多都是世家子弟,他们的家族大部分都是清廉处事,即便偶有贪腐的世家,也在过去的廉政风暴里清除掉了,现在跟随吕布的世家都还信得过,可惜的是,这样的世家只占所有世家豪强的一两成而已,剩下五六成都是在旁坐观的中立世家。
吕布对世家的现实战略便是,紧密团结那些进步亲善世家,积极争取那些中立世家,分化遏制消除那些反对世家,争取积聚百分之八十的力量去对付那百分之二十的力量,虽然现实往往会退到百分之六十与百分之四十的对抗,吕布还是颇为满意的,跟之前所设想的世家联合倾翻一切、汝南袁家不可战胜的估计,真实情况更乐观一些。
吕布没有颁布废奴,但他以有教无类教化万民的儒家精神去下令,要求所有奴仆都要参与全民教育,多年后,这些会识字能看书的奴仆们意识觉醒了,便是新型雇佣关系开始建立的时候,到时奴隶制度自然消亡。
吕布把某些世家手里得到的良田、荒地均分给那些自耕农,降低粮赋,获得了自耕农的支持。
吕布把从某些世家手里得到的商铺平分给那些商人,兴办中央钱庄对商人阶层实行贷款,获得了商人阶层的支持。
吕布大兴屯田,获得了流民的支持。
吕布高薪养廉,获得了中下层官吏的支持。
吕布文采斐然,又大兴文教,获得了文士阶层的支持。
吕布大兴通天教,也把治下所有民众的精神、思想凝聚在一起。
当然吕布最根本的是一直拥有所有军人的支持乃至于崇拜,这才是他立足之基。
遥想西汉,有两次土地兼并。西汉第一次土地兼并的浪潮,在汉武帝时代就开始出现,幸好,汉武帝手里除了土地还有军队和官营工商业两大杀器,仗着军队和能够源源不断提供钱财的官营工商业,武帝削除豪强和商人,总算将第一次土地兼并高潮压制下去,而得到的土地,一方面变成了公田,也就是皇帝和朝廷所有的财产,而另一方面,则被武帝又一次分发出去,分给那些被土地兼并剥夺了田地的民众。不过,汉武帝的政策并不可能扭转土地兼并的浪潮继续发展,在其死后,经过短暂的平静,西汉朝廷第二次土地兼并浪潮很快在汉成帝和汉哀帝时代爆发,这一次,西汉中央朝廷手里的军队已经被豪强子弟渗入,官营工商业被侵夺,彻底变成了没牙的老虎,王莽实行变革,却因为他将大量军队用于对付匈奴等外敌,国内平叛力量不足,加上官办工商业被侵夺,使得他面对世家豪强没有底气,一系列政策全部消亡,最后王朝消亡。
吕布现在做一系列改革的底气便在于,他既有钱袋子,也掌握了笔杆子,更掌握了枪杆子,他还通过政务院工部、军务院军备部以及军需部,掌握了大量官办工商业,这些工商业都拥有划时代的技术,迅速垄断了整个行业,使得闻风而动的世家豪强只能分得残羹剩炙。
从二十一世纪来的他,虽然是个吊丝,却也懂得要尊重基本经济规律,这样的他自然不会像王莽一样行事。吕布没有滥改币制,还尽量保持货币的稳定,并花大力气地平抑物价,特别是粮价,当物价平稳粮价没有高走之际,民众都能喂饱肚子,很多人可以做到丰衣足食,这样的情况明显比吕布当政前的“白骨露於野,千里无鸡鸣”要好上百倍,吕布的统治基础可谓是牢不可破。
王莽身上亦有吕布欣赏并乐意效仿的。
王莽很重视教育工作,扩大太学招生,太学生数量破纪录超过一万人。他还下令各地兴建学校,让更多的孩子读书增长知识。王莽在京城为学者盖了一万间房子,建了不少研究所,凡是对古典文献有所专长的,都召到京师做研究,前后来了千把人,每天讨论儒家学问。
吕布以儒家学说教化万民这一冠冕堂皇的理由大兴全民教育的政策,邺城朝廷治下各地小学堂、中学堂的基础教育已经全面铺开,而因为吕布精心的安排,每个小学生、中学生回到家里都向他们的父母汇报学习内容,也间接地教会了他们的父母认字以及更精深的文化知识,从吕布开始推行全民教育政策的光熹元年到光熹五年的五年间,所有民众都能写出自己的名字,大部分民众都能够连蒙带猜地看懂大汉日报,从此之后,世家豪强对民众的愚弄已经宣告瓦解,大汉民众自此以后只相信大汉日报绝不相信世家豪强的空口白话。
吕布因孟子的民本思想有助于自己削弱那些世家官僚的影响力,有助于自己将来实行以民主为基石的君主立宪制,便在崇孔的同时大兴崇孟,努力提高孟子的地位,以天子诏赐封孟子为亚圣,自此以后儒家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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