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吕布一统三国- 第433部分

史阿已经领五百龙骧军潜入他们的寓所，这些人喝得兴高采烈，热闹喧嚣，根本没察觉到龙骧军的存在，他们做梦都没想到吕布竟敢派一支队伍混入郯城来取他们的狗命。

当那些秃驴乌合之众们做梦说要斩杀吕布为笮融报仇，便有龙骧军的将士想提刀杀出，因为吕布在他们心中是不可亵渎的战神，他们无法忍受这些人如此行径。

史阿强行将他们压制住：“为了确保完全，我们一要快速解决战斗，二要全部歼灭，所以要出其不意攻其无备，要等他们酩酊大醉东倒西歪再出手方可保证。”

这些人又喝了将近一个时辰，外面下着瓢泼大雨，龙骧军都躲在屋檐下，衣服都被打湿了，但他们都是久经训练的刺客，各种环境他们都曾练习一两个月的潜伏，这样的情形对他们来说没有任何压力。

见里面大部分人喝得酩酊大醉，烂醉如泥，史阿便传令下去，五百龙骧军一起出动。

在以刺杀为职业的龙骧军面前，笮融这些余党以及那些秃驴别说烂醉如泥，便是完全清醒，也是挨宰的命，区别在于死得痛快一点还是死得痛苦一点。

第736章　战争真爽

龙骧军一阵暴风骤雨式的袭杀，笮融的一千多名余党死得痛痛快快，死伤殆尽，那三四百个僧侣也被斩杀完毕，去西方见如来去了。

此时曹豹、曹宏都领兵在装模作样地灭火，等陶谦接到传报，命他们前去抓捕龙骧军，龙骧军已经化整为零，变回了原来的客商，从容地返回客栈。

陶谦见到笮融余党与那些高僧们惨死的尸骸，甚为惊怖，连忙封锁所有城门，搜查刺客行踪，可在曹豹、曹宏的掩护下，龙骧军从容地避过检查，等到风头已过城门开放，他们从容撤回邺城。

当史阿的龙骧军胜利回到邺城，吕布口述、王粲撰稿的朝廷公文到达郯城，宣称那斩尾行动正是吕布派遣人马做下的，若是陶谦再不取缔佛教，下场当如笮融那些余党。

陶谦回想起笮融那些余党以及那些秃驴们的断手残肢血流大片的凄惨场景，不禁毛骨悚然，他恐惧的不只是鲜血，而是阴谋，因为他始终查不清楚吕布派出的那些精兵是怎么偷入郯城的，是怎么知道笮融余党们的藏身之地的，这样下去，恐怕有朝一日，吕布的大队人马潜入郯城，要了自己的脑袋。

陶谦怀疑曹豹、曹宏兄弟，但他又要倚重他们的军队，所以他不敢动曹豹、曹宏兄弟，后来又听说是曹宏向那些疑似刺客的商队勒索，便又猜疑不是曹氏兄弟背叛自己，而是因为他们渎职，这样想来就宽心不少，便责令曹氏兄弟以后要加强防御。

陶谦不管如何，始终要面对吕布的强烈要求去取缔佛教，吕布为何非要逼着陶谦取缔佛教，是因为解铃还须系铃人，这徐州地界佛教昌盛是陶谦搞出来的，就该有陶谦取缔，陶谦取缔时还不能说是吕布命令他取缔的，要说崇佛浴佛耗费甚大，影响民众生存，故而取缔，因为吕布有朝一日还是要君临徐州的，可不能在自己还未形成对徐州强有力的统治时，就遭到徐州百姓的厌弃，这个取缔佛教的恶人还是要由陶谦来做。

陶谦本来并不信佛，他重用笮融搞佛教，是纯粹是想利用佛教那些消极思想麻痹民众的反抗好维持自己统治的稳定，佛教只是他的一个政治工具，现在他再来取缔佛教，不过是把手中的这只政治工具丢掉罢了，他心里没有多少不舍，反倒是把那些佛像推倒，把那些佛寺查抄后，陶谦凭空多得了数十亿钱的资产，虽然这些钱有很大一部分当成赋税上交到邺城朝廷。

吕布得知陶谦在徐州取缔佛教之后，便让天子刘辩以朝廷名义发诏各地州牧、州刺史，包括伪荆州刺史袁绍、伪扬州刺史袁术、益州牧刘璋、交州牧土燮，要求他们遵照此前汉明帝时期的法令，严禁汉人出家。

没错，严禁汉人出家是汉明帝时期的法令，汉明帝本身对佛教的态度是抑制的，而非人云亦云的宠信。

秦始皇时有沙门室利房等十八人携带佛经来到咸阳，秦始皇捕系而逐放了他们。汉武帝时霍去病攻西域，获其金质佛像，汉武帝祭之于甘泉宫。汉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秦景宪受大月氏国使伊存口授浮图经。在西汉末年，已经有人开始研究佛教经典，而到东汉之初，佛教在中国少数地区，已经流行于民间，有时也波及贵族以至宫廷了。

此后便有汉明帝求法的故事，说永平七年（公元64年）甲子，明帝梦见神人，身有日光，飞在殿前。明日遍问群臣：此是何神？太史傅毅答说：听说天竺有得道的，名叫作“佛”，能飞行虚空，身有日光。陛下所梦或者就是佛。于是明帝派遣了羽林中郎将率博士弟子十余人，前往西域寻求佛法。在月支国遇到天竺沙门迦叶摩腾和竺法兰二人，带了经像同回中国。永平十年（公元67年）回到洛阳。迦叶摩腾译出《四十二章经》一卷，是《阿含经》的选译本。经典译成之后，明帝将译本秘藏在兰台石室，未广流传。二人初到洛阳时，被招待在鸿胪寺，鸿胪是掌管诸侯和外国朝觐的，寺是古代官署的名称，后来明帝特为他们建立了专用的住所，因此也用了寺的名称，叫作“白马寺”。

其实汉明帝求法的故事另有隐情，并非是汉明帝真的信奉佛教，实际上是他在利用佛教。

汉明帝求法这个故事发生的同一时间发生了另外一个对佛教有关的事情，汉明帝的异母弟楚王刘英既宠信佛教，又信奉黄老。永平八年（公元65年）明帝下诏天下有死罪者可以用缣赎罪，刘英派人到国相献黄缣白纨赎罪。明帝得知，立即下诏说，刘英既信奉黄老，读诵黄老之言，又祭祠佛陀，并且按照佛教的规定定期持戒吃素，对于他派人上缴黄缣白纨赎罪的做法表示谅解，示意他无罪，不必心怀不安，并令退回缣纨让他作供养居士、僧人之用。

如若将汉明求法与楚王英奉佛二事联系起来看，便可了解故事的原委。汉明帝夜梦金人，正是日有所思而夜有所梦，可见当时由于楚王交结豪侠，崇奉佛教，得到教众的拥护，声势浩大，有凌逼帝位之势，引起明帝的深刻忧虑，以致夜梦金人，也就不得不遣使求法，藉此以与楚王争取教众，毕竟这种办法缓不济急，便下诏抚慰楚王。

五年后的永平十三年（公元70年），汉明帝便以谋反的罪名贬迁了楚王，结果楚王刘英自杀，同时还兴起大狱，楚王门下宾客和亲戚被杀和判刑的千余人，系狱的有三千余人，楚王门下的桑门、伊蒲塞当等僧侣也在其中。明帝的政敌既除，求法之举便无必要，因此译出的经典也就缄之兰台石室而不向社会流传，并且有鉴于楚王的利用佛教，因而禁止汉人出家奉佛，佛教受此打击，所以此后八十年中寂然无闻，毫无有关佛教的史实记载，到汉桓帝时才出现了佛教的史实。

天子刘辩的诏书发往各处，各地世家豪强本来都尊信儒家思想，对佛家思想有抵触，又因其是外来神灵，又多由西域胡人僧侣传道，抵触心理很盛，于是各出兵马，将那些四散的僧侣擒获，其中所谓得道高僧有数十人，名传后世的有安世高、安玄、严佛调、支娄迦谶、竺佛朔、支谦等人。

安清，字世高，是安息国太子出家，他的名字是到大汉后根据大汉习惯所起的，不是他的西域原名。他的学问很渊博，懂得天文、医术以及鸟兽语言。他尤精阿毗昙学和禅经，他的教导方法是令人深信三世因果而努力于禅修以求解脱。他翻译了很多佛教经典，译品中最重要的有《安般守意经》、《阴持人经》、《人本欲生经》、《大十二门经》、《小十二门经》、《道地经》等。

安玄，也是安息人，因经商到洛阳，受职为骑都尉，秉持法戒，博诵群经；常与沙门讲论道义。灵帝光和四年（公元181年）与严佛调共译经二部，其中《法镜经》是谈三归、五戒、布施、悔过等法义的。

严佛调是临淮郡人，出家为沙门，从安世高学佛，以灵帝中平五年（公元188年）于洛阳译经五部，当时称安侯、都尉、佛调三人的传译为难继。佛调又撰《沙弥十慧章句》，是为汉人撰述佛典之始，佛调所译《菩萨内习六波罗蜜经》也是谈六妙门的，同时继承安世高禅学的有南阳韩林、颍川皮业、会稽陈惠等。

支娄迦谶，简称支谶，是月支国人，以桓帝永康元年（公元167年）来洛阳，至灵帝中平三年（公元186年）译经二十三部，其中最要的是《道行般若波罗蜜经》十卷、《无量清净平等觉经》二卷（即《大阿弥陀经》）、《般舟三昧经》三卷，前一经对佛教思想在中国的发展起了主导的作用，后二经对汉土净土思想奠定了基础。

支娄迦谶有弟子支亮，支亮有弟子支谦，三人学问渊博，受到当时的赞扬说：“天下博知，不出三支。”特别对于支谦称赞说：“支郎眼中黄，形体虽细是智囊。”当时帮助支娄迦谶翻译的有竺佛朔，从二人笔受的有信士孟信、张莲，此时还有康孟详、竺大力、昙果译出佛传，使人了解释迦如来的事迹。

以上这些僧侣多被当地官吏或世家豪强所缉拿，押赴邺城，交由通天教两位天师佐汉天师左慈、辅汉天师于吉处置，两位天师施展他们的道术，让这些僧侣把他们在推崇佛教过程中撒过的谎、做过的恶都倾诉出来，再载入大汉日报，传于大汉各处，让普通民众都了解到这个天竺教派里面不堪入目的一面。

当通天教教皇刘辩、教尊吕布、辅汉天师于吉、佐汉天师左慈、护教莲花圣女王鲁莲、护教香艾圣女赵爱儿、护教芍药圣女郭芍药联名对普天下通天教教徒们发出圣战令，呼吁各地通天教教徒挺身而出，为捍卫圣教的圣洁，勇敢地跟外来邪教斗争。

一时之间，举凡佛教、拜火教、萨满教等一系列外来宗教全部遭到官府取缔，更遭到通天教教众攻击，通天教在这几年时间里发展迅速，已经拥有上千万名信徒，这些信徒一起出动，所有的外来宗教、那些不知所谓的外来神灵、本地土神都被掀翻打倒，从此之后，大汉境内只有大汉民众认可的代表大汉文化的神灵盘古、华胥、伏羲、女娲，以及随后衍生的炎帝、黄帝、姜尚、老子、孔子等仙人。

吕布眼前为之一清，阿三们创造出来的神灵不再腐蚀汉人的精气神了，吕布心情非常愉快，不得不自豪地大吼一声：“这场宗教战争真爽！”

第737章　终极信仰

很多人认为，因为中土官府长期实行政教分离政策，又早就确立了儒教统治体系，其他外来的或者自产的宗教体系无法在中土与儒家思想相抗衡，而只能选择依附于儒教发展，而且汉人重实际，少有人为宗教这种虚无的东西拼命，所以中土自古没有宗教战争。

吕布对此轻晒道：“那黄巾起义、白莲起义、方腊起义、太平天国、义和团起义算什么呢？”

从宗教角度，黄巾起义的实质是道教的分支太平道跟儒教的战争，白莲起义同样是佛教的分支白莲宗跟儒教的战争，方腊起义则是外来的摩尼教跟儒教的战争，太平天国则是本土化的基督教跟儒教的战争，义和团起义则是本土宗教义和团跟外来天主教的战争，更不用说从南北朝一直蔓延到清朝的佛道两教之争，又怎么能说中土自古没有宗教战争呢？！

吕布对此只能说：“尽信书不如无书！”

细数这些宗教战争，给中土带来了数次生灵涂炭，因黄巾起义、历次白莲教起义、太平天国等宗教战争而死伤的汉人不计其数，其中因太平天国而致汉人死伤近一亿多人。

吕布推想，若是大汉民族有统一的稳固的宗教信仰，这一切悲剧都不会发生。

在后世有人设想过，若汉人以儒教为统一的稳固的信仰，会如何如何，或者以道教为终极信仰，会如何如何，不可否认，除了那个舶来的极端不靠谱的佛教外，儒教、道教在汉人的信仰世界里都曾发挥过重大的影响力，可惜它们各有各的致命缺陷，都不足以成为终极信仰。

汉兴以后，上层崇尚黄老之道，无为而治。汉武帝之时，无为变成有为。当此之时，儒生董仲舒向汉武帝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将儒家学说推崇为正统意识形态，学者只准研究儒家经典，博士学位只设“五经博士”，做官只从通晓儒家经典的人中选择。这样一来，谁都明白要有前途只能研究儒家学说，儒家学说就逐渐占据了统治地位，特别是隋朝开始的科举取仕制度后，历时一千多年，儒家学说与专制皇权互相依靠，排除异己，其他意识形态就更难与争锋。

但是，儒学本身是不能变成宗教的，因为儒学本身提倡“入世”，儒生通晓儒家学说的目的不是为了使自己精神上信仰上获得满足，而是为了获取一个进身之阶，从而影响当政者，达到内圣而外王的境界。官府从儒学者中取仕，当官的辉煌前途及俗世的幸福吸引力消解了儒生在精神领域的追求，儒学逐渐演变成了一种政治意识形态—努力为统治阶级服务。儒家提倡祖先崇拜，并且规定了一套宗法礼教，这一套类似于原始宗教的东西受到皇权的支持，作为了宗教的替代品，在汉民族中筑起了一道抵御其他宗教的防火墙。

道教也曾被某些朝代封为国教，但就道教的思想和表现来说，它不仅没有完胜儒教、佛教，反而一直被儒教、佛教压制着。

曹操、曹丕鉴于黄巾起义的教训，害怕下面的贫民利用宗教组织起来进行造反，便对早期道教采取了两手政策，一方面进行限制或镇压，另一方面又进行利用和改造，曹操将在社会上有影响的一些神仙方士，如左慈、甘始、郄俭等，召集到身边，既可以谋求养生方术以延年，又可以防止他们鼓动老百姓造反，最后分化瓦解了当时的道教组织，使之陷于混乱。

隋文帝对道教采取怀柔政策，修建道观。隋炀帝杨广崇道更甚，在位时于长安为道教修建了10座道观，杨广还亲自召见茅山宗宗师王远知，并以帝王之尊，“亲执弟子之礼”，敕命于都城长安建玉清坛以处之。

北宋历代帝王承袭唐朝道儒释兼容和对道教崇奉扶植政策，宋真宗称赵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