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光启元年底，李克用与河中王重荣联手，攻击大宦官田令孜与关中军阀李昌符、朱玫，逼进长安，田令孜挟持僖宗逃难汉中，朱玫在长安拥立襄王李煴唐肃宗玄孙监国，遥尊逃亡蜀中的唐僖宗为太上皇，并遣使者携诏书至梁，试图获得朱温的拥护与支持（前文有叙）。这实际是朱玫一手策划的一场宫廷政变。当时李克用已经移檄诸道，号召讨逆勤王，宦官首领杨复恭也悬赏缉拿朱玫。朱温闻变之后，审时度势，认为襄王李媪不能长久，故果断将伪诏“焚之于庭”，宣称继续效忠僖宗，这与其说是他的忠心，毋宁说是在形势不明之下朱温与李克用竞争的政治策略博弈而已。
想到这里，李曜忽然明白过来，前年由朝廷发起的围剿河东的联合军事行动，使李克用在政治与军事上一度陷于极大的被动，这件事算起来，只怕起因就是朱温串通其它藩镇，暗结宰相张濬，策划组织的。
总而言之，在天复四年四月昭宗东迁洛阳之前，朱温也和李克用一样，都是以勤王救驾、匡扶唐室的忠臣形象出现的，而且在政治策略的运用上，朱温还较李克用略胜一筹，虽然连年征战，却并未引起外界很大的恶感，在朝廷内部，“嚣张跋扈，蛮夷匪气”的李克用显然比朱温受到的指责要多得多。然而当他受崔胤挑唆，大杀唐室宦官和朝臣之时，朱温取唐室而代之的企图已经昭然若揭，特别是弑杀昭宗和篡代唐室之后，朱温的行径就引起了比较广泛的公愤和不满。
这并不奇怪，因为无论在藩镇还是民间，人们在感情上都还对唐室抱有不同程度的留恋，取而代之的条件并未完全成熟，这也是此前庞勋、黄巢两次起义都能被并无多强实力的唐廷先后镇压的社会心理因素之一。然而朱温却因自己的出身阅历和知识思想的局限，没有曹操那种长期“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治见识与雅量，更没有司马懿父子历经三代苦心经营终于取代曹氏的政治耐心。虽然他在自己羽翼未丰之时，也一度打起尊王、勤王的旗号，作为发展壮大自我的政治策略，然而一旦感觉自己的实力已然足够强大，他就本能地不愿再屈居人下，不再只满足于挟天子以令诸侯，而是要取而代之，自己来称孤道寡，这也是古代帝王思想在人们头脑中根深蒂固的影响所至。
更可笑的是在篡代过程中，朱温表现得太过操之过急，根本无视传统与礼仪，手段残忍，无所不用其极，连续弑杀昭宗、哀宗两代皇帝，以及皇后与大批皇室成员，还有大量士族、朝臣、宦官，甚至连为自己篡代弑君立下汗马功劳的心腹也杀掉灭口。虽然改朝换代最终成功，也暂时得到了某一些藩镇名义上的拥戴，但却招致了外部反对派更为激烈和坚决的反抗，也引起了内部的一系列反对和叛乱。更严重的是，在舆论上迅速使自己陷于众矢之的、千夫所指的不利地位。这种政治形势和人心向背的逆转，也是导致梁的军事形势盛极而衰，很快就开始走向被动的重要原因之一。
李曜心中清楚，朱温之所以缺乏像曹操和司马懿那样的政治谋略，也是与他的个人出身及其个性、阅历等分不开的。他出身于宋州砀山县午沟里的一个耕读之家，其父亲朱诚“平生读书，不登一第”，以五经教授于乡里，是个典型的失意文人，在朱温童年时代即早逝，对朱温的成长影响不大。其母早年为生活所迫，挟其兄弟三人，佣工异乡，寄人篱下。
早年卑贱屈辱的地位和生活，使得朱温潜意识之中滋长着有朝一日出人头地、扬眉吐气的渴望，并逐渐形成了他敢于冒险、无拘无束、不愿循规蹈矩的叛逆性格。是以青少年时代的朱温，既不肯读书，也不愿力农，史称其“既壮，不事生业，以雄勇自负”。好在他命好，值唐末大乱之际，生逢其时的朱温，在乾符四年与兄朱存毅然投入黄巢乱军，从此转战南北，屡立战功，官至黄巢大齐政权的同州防御使，到中和二年倒戈降唐，又被任命为宣武节度使，直到兼并群雄，发展成为当时最强大的藩镇。
朱温个人奋斗和发展的巨大成功，大概使他更相信事在人为。他最初参加乱军之时，其目标就是针对大唐朝廷，所以他对唐廷并没有什么忠君爱国等传统思想的束缚和顾忌。恰恰相反，乡村流氓的卑贱出身、闯荡江湖的冒险个性和丰富的人生阅历，更使他在思想深处充满了对传统秩序的仇恨与蔑视，他的大杀宦官与朝臣，大杀门阀士族，大杀皇帝与皇室成员，无一不是这种叛逆思想的过激反映。当年陈胜吴广“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呼喊，在千载之后的朱温这里再次得到了共鸣。天下从来不是一家一姓之天下，一旦时机成熟，条件具备，人人皆可得而有之。这是他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取大唐而自代的重要思想基础。
或许，朱温听过并相信那句名言：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
“站住！前方车驾，所载何人？”
随着一声喝问，李曜从思绪中被惊醒。他转头看了杨姑娘一眼，露出一抹笑容。
杨姑娘瞥了他一眼，早已明白李曜的心思，当下撇撇嘴，并不答话，只是朝身边已然不知何时赶回的竹韵看了一眼。
竹韵拿出一张请帖，从车中钻了出去。李曜便听见竹韵说道：“这位太尉，盈香妙坊受邀前来为王妃、诸位夫人献上歌舞丹青。”
第195章 晋李汴寇
“这位太尉，盈香妙坊受邀前来为王妃、诸位夫人献上歌舞丹青。”
然后便听见那位牙兵守卫笑道：“原来是盈香妙坊的姑娘们到了，来呀，让开道路！这位姑娘，请了。”
李曜在车中听了，心中暗道：“看来这位杨姑娘的手段的确了得，朱温节帅王府的牙兵听了盈香妙坊四字之后，居然连查验都不做，立刻放行了。这岂不是说，盈香妙坊进入朱温府邸早已是常事，连牙兵们都觉得没什么好查看的了？倘若是东平王妃张氏去世之后，以朱温之荒…淫，这倒并不奇怪，但如今张氏尚在，居然便是这般情形……”
他心中刚念及至此，又听见一声高呼：“河南尹张公全义贺东平王妃生辰！”
李曜正听得一愣，旁边的杨姑娘也吃了一惊：“糟糕，张河南怎么亲自来了？”
“若果是他来，只怕今日来贺寿之人，不止他一人！”李曜反应极快，立刻皱眉说了这一句。
杨姑娘面色一变，迟疑一下，问道：“朱温麾下，可有与使君照面之人？”
李曜知她意思，摇头道：“那倒没有，姑娘但可放心。”
杨姑娘松了口气，正要说话，又听见外面喊道：“奉义郎寇公思坚贺东平王妃生辰！”
李曜略一迟疑，心道：“能亲自来贺寿之人，在汴军治下地位应当颇高，这寇思坚不知是何方神圣，区区一个奉义郎低级勋位之人，也来凑热闹？”
杨姑娘似乎看出李曜心中疑惑，忽地嫣然一笑：“使君莫非连与自己齐名之人都未曾听过名姓？”
李曜奇道：“姑娘此言何意？谁与某齐名，齐的什么名？”
杨姑娘掩嘴一笑：“使君莫非不知，‘晋李汴寇’？”
李曜莫名其妙地摇了摇头。
杨姑娘见他不似作伪，只好摇头笑道：“此言说的是晋、梁两大巨富，汴梁第一巨富便是这位奉义郎寇思坚，晋阳第一巨富么……可不就是你李使君？”
李曜颇为惊讶：“他是汴梁巨富想来不假，可某曾几何时竟然成了什么晋阳第一巨富？”
杨姑娘笑道：“河东军械监与其说是河东节帅王府所有，只怕还不如说是你李使君所有吧？若是使君以为外间都不知河东军械监有何等庞大之财力，未免太过小视天下英雄。”
李曜顿时愕然。他并不觉得外间会有明眼人看出河东军械监之强大，但他从没料到外间之人居然会认为河东军械监就是他个人所有的财富！他更料不到的是，这寇思坚所拥有的财富居然能和河东军械监相提并论！
杨姑娘见李曜第一次露出震惊之色，心中既兴奋，又有些疑惑。兴奋的是，一直以来自己使用种种手段都难以使之色变，仿佛泰山之崩也难改其色的李正阳终于也有震惊的时候，这说明他的心境也并不是完全没有弱点；疑惑的是，李曜对天下大局了如指掌，洞彻十方，可似乎对一些众所周知的事情反而有些缺失，这实在令人诧异。
不过，杨姑娘心中略一衡量，还是解释道：“河东军械监之富，天下无人比使君更加清楚，奴家就不多做赘述。只说这寇思坚，他本汴梁豪富之家，昔年朱温来宣武军上任，之所以能快速兴起，便有寇思坚大力资助之功。朱温站稳脚跟之后，对他投桃报李，许以河运之利……如今汴梁甚或整个中原地境，但凡在朱温治下，其财货流转，均少不得寇思坚！寇思坚手中有三大商行，分别为船行、米行、布行，几乎一手垄断中原水运、粮米、布匹丝绸等生意，坊间号称‘中州财神’！据说这些年朱温之所以对山东二朱、徐州时溥长期作战而犹有余力，正是因为这中州财神的全力支持……又听闻，这寇思坚正在游说汴梁节帅王府，希望掌握铁器制造与贩售生意……李使君，如今你可明白‘寇思坚’三字之涵义了？”
李曜听了，心中果然大吃一惊，难怪这寇思坚竟能与河东军械监相提并论，此人所做的买卖，还真是军械监的一个翻版！唯一的不同就是，军械监能做铁器，而寇思坚还不能。但是反过来，寇思坚居然能掌握粮食买卖，这一点军械监却没法在河东掌握住！
李曜心中慨叹：朱温啊朱温，你这个偷锅贼到底是不懂经济，还是真有这么大的魄力？都说中国古代从来都是重农抑商，可他妈经过老子穿越后的了解，这晚唐……或者说中唐以后，重农抑商之说简直就是扯淡啊！
其实李曜这想法，既有道理，也未免偏执。中国封建社会时期的一个重要政策的确是重本抑末，也就是重农抑商。当然，这一政策对保护农业经济的发展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尤其是在封建社会早期更是如此。但从另一方面看，重农抑商的同时不容许新因素相互结合，相互促进，历代的“士农工商”，商人排在最后一位，使得社会经济发展出现了许多不协调。
李唐皇朝当然也继承了封建传统的抑商政策。政府对于商贾所进行的商业活动，在时间、空间等方面都有严格的限制和控制。而商贾被称为“贱类”、“杂类”。唐太宗说：“工商杂色之流，假令术逾圻类，止可厚给财物，必不可超授官秩，与朝贤君子比肩而立，同坐而食”。同时在法律上规定：“工商杂类，不得预于士伍”。中唐以后，一些士流仍然坚持着“工商之子不当仕”的原则。可见，商贾在社会政治上受到压抑、排挤和十分显然的蔑视。此外，国家对商业活动也管理很严。朝廷征当典当税，粮食买卖税“四取其一”高达百分之二十五；商贾的财产税，每缗税二十。甚至死人和蔬菜瓜果过关也要纳税。
唐武德六年（623年）按资产定户为三等，武德九年改为九等，以户等征收户税。商贾等级即被列为上等户。玄宗天宝敕令：“朕听政之余，精思治本，意有所得，蔗益于人。且十一而税，前王令典，农商异宜，旧制犹阙，今欲审其户等，拯贫乏之人，赋彼商贾，抑浮惰之业”。这种“重农抑商”思想可以说是贯彻于整个封建唐朝最高统治者的主导行动中的。代宗大历初诏令更对商贾加税二等，从他们的户等即可知国家对其科责很重，商贾的差科当推于前列。
对商业实行强力控制最重要的手段，是中国特有的官商、官办手工业制度。这种制度既可以使统一大国内部必要的商品交换得到满足，又不致失去对商品经济的控制、垄断。但是安史之乱后，朝廷财政上捉襟见肘，窘困之极，遂在江淮、蜀汉等地大肆掠夺富商。政府和地方长官不仅对商贾在诸道津要地方通过的财货课税，并对他们的买卖也加以课税，甚至税及死者，商贾受到严重苛剥。两税法实行之初，法令规定：“为行商者，在所州县税三十之一，使与居者均，无侥利”，第二年又“以军兴，十一而税商”，而社会普遍需要的如盐、茶、酒等物品，均由国家集中经营管理或实行专卖，限制商贾获利。而唐自贞元以来的“宫市”之犹，对商贾危害更大，使其受到勒索，抢…劫的情形十分严重。
朝廷对商贾在经济上的横加掠夺和政治上的肆意压迫，使他们的经济力量，很难有任何保障，甚至连富商大贾有时也不能幸免。如玄宗开元中，没收京兆富商任令方资财六十万贯，唐末富甲广陵的大贾周师儒，后也被封建官吏迫害得倾家荡产，凄惨不堪。因而商贾和朝廷及地方长官存在着尖锐、复杂的矛盾。而中唐以后的政府为确保其利益，更对私贩盐、茶者以极刑惩办。贩卖私盐两石以上就要处死；私卖菜“三犯皆三百斤乃论死”，私酤酒者竟要连累数家，没收财产。由此造成这些众多私贩的极大反感，进行武装走私和朝廷对抗，并成为唐末农民大起义队伍中的一直重要力量。最出名的，当然是黄巢、王仙芝，彼等均为私盐贩出身，他们的积极反唐，与朝廷的抑商政策也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唐廷的“重农抑商”思想和政策，在唐前期，对巩固封建制度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随着中唐以后经济的发展，由于消极作用的日益增加而露出破绽，而且封建制度的许多致命弱点也决定其不可能从根本上来长期抑制商业势力。从安史之乱后国家不论是征收工商业的税收，还是官府直接经营工商所得的收入均为政府所重视的情况来看，由于商品生产和交换的发展，商人的数量和其经济力量有迅速的增长。因此，朝廷出于财政的、社会的、政治的等方面的利害关系，在很多情况下还给予商人以种种优待和保护。也就是说，朝廷一方面要对不利于自己经济基础的因素加以消极的限制，另一方面还必须为自己的经济基础的巩固和发展作出积极的努力。
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发展的繁盛时期，社会生产力水平的大提高为商业的繁荣开拓了较前朝更为广阔的前景。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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