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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曜当然不会告诉他们：铭文工艺对你们来说有难度，对我军械监来说，不过就是过一道类似印花一般的流水线罢了。之所以要这样做，原因有三：第一，坚持精品战略，使人一说好铁器，直接想到的就是“河东军械监监制”，这也就是后世名牌效应，有了这个，才有品牌溢价；第二，防伪，这个不用多解释，外人要弄这样的铭文，成本飞升，还不见得弄得像，如此就成了亏本买卖，自然就没人愿意假冒了；第三，责任到人，比如“太原叁厂贰壹肆柒”，就表示这件铁器是军械监太原三厂第二百一十七号工匠生产的。至于第二百七十一号工匠是谁，军械监自然有档案，如果出现质量问题，直接责任到人。这个制度是军工制度直接用于民用器械的产物，其实反过来想，仍然是为了满足前面的“精品品牌战略”。
制造并贩卖铁器农具，只是河东军械监民用商务活动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一种，此外还有许多生意。比如水陆运输、布料、染料、煤炭、矿山、建筑……甚至还有修路架桥，按照外间有些玩笑的说法：“河东军械监除了没开窑子，简直什么都做。”这话当然夸张了很多，但也能说明河东军械监用后世的话来说，实际上就是一个横跨多产业的超级大托拉斯。唯一的区别就是：这个大托拉斯没有董事会，更没有什么股东大会，其事务基本上由其掌监李曜一言而决。这情况要是放在后世，估摸要被叫作独…裁。
为何李曜在河东高层人缘好？有这样一个军械监在手，大伙为自家兵丁要武器装备得找他，要战争储备得找他，甚至想建个更好的营房都得找他，拿人手短，吃人嘴软，这是亘古不变的道理，那人缘还能差得了？李存信被杀之后，连李存贤都数次在公开场合附和赞同的李曜的话，还不是形势所迫？
正是因为这些，郭崇韬这次面见李曜，态度就好得多了。
只见他拱手一礼，客客气气道：“大王还问，水运处的大船，是否可以在半月内赶到？”
附录：
（一）关于投李氏之时间
（册府》卷三0九：“太祖杖钺雁门也，崇韬为李克修之纲纪、从定京师、平巢贼”。若依此，则崇韬之投李氏或在“太祖杖钺雁门”之前，亦或在已授雁门节度之后。今由所谓“杖钺雁门”之时间考之。
1．薛史《《武皇纪上》有误
薛史《《武皇纪上》：中和元年（881）“四月……天子乃以《武皇为雁门节度使……《武皇即率鞑靼部万人趋雁门。五月，整兵二万，南向京师。”然《新唐书·表·方镇二》：唐之设雁门节度，乃在中和二年（882），此前雁门非镇名，属代州，为河东节度所辖。可见《武皇纪上》有误。
2．《新唐书·沙陀传》亦有误
《沙陀传》云：中和元年“有诏拜克用代州刺史、忻州兵马留后，促本军讨贼，克用募鞑靼万人。趋代州。”至中和二年（882），克用率二万五千入南下，“自阴地（地处汾州南界，在今山西灵石县南。关久废）趋晋（即晋州，治所在今临汾），会河中，帝闻，擢克用为雁门节度。”此亦有误。
3．“杖钺雁门”辨正
据《通鉴考异》卷二四所引《后唐太祖见闻录》：中和元年三月，“陈景思赍诏入鞑靼，召李克用屯蔚州（今山西灵丘），克用因大掠雁门以北军镇。”司马光进一步考日：“是岁（笔者按，即中和元年），克用但攻掠太原，又陷忻代二州，明年十二月，始自忻代留后除雁门节度使。盖此际（按，即元年三月）赦其罪，复为大同防御使（按，大同军治所当在朔州之马邑，亦即今朔县东），及陷忻代，自称留后，朝廷再招之，始除雁门。薛史误也。”《通鉴·唐纪七一》进一步订日：中和元年，“李克用虽累表请降，而据忻、代州，数侵掠并、汾，争楼烦监……诏（王）处存谕克用：‘若诚心款附，宜且归朔州俟朝命”’。此皆明证：初，并未授忻代留后，而是复其大同防御使，召屯蔚州；其忻代留后，乃为中和元年夏陷忻代后而自称；当然，此时更未授雁门节度。关于其自称忻代留后的时间，据《唐末见闻录》、《太祖纪年录》等载：李克用于元年五月南下，因“遇大雨，六月二十三日班师雁门”，三十日“却回，收却忻、代州”。可知，据忻代而自称留后自当由中和元年（881）七月始，而天子诏命其为雁门节度，时在克用率部真正南向京师行至河中之时。其时间，《太祖实录》订为“明年（即中和二年）正月”，而《太祖纪年录》与上引《通鉴考异》俱订为二年十二月，据上诸考，当依张昭《纪年录》及司马光等十二月说。由上观之，所谓“太祖杖钺雁门”，实为陷忻代而自称留后，其时间自中和元年（881）七月始，至二年十二月南向京师止。而（册府》等所谓“杖钺雁门”，乃为隐恶夸饰之语。
4．崇韬之投李氏，非在李克用自称忻州兵马留后之前
据《资治通鉴考异》卷二四所引《唐末见闻录》、《太祖纪年录》等载，唐乾符以降，李克用虽于大同兵变后自称大同防御留后，然国昌、克用父子之势力只在代北。于其时也，代州为河东节度所辖，李克用虽时南下侵掠，但代州始终为河东抵御沙陀之前哨。于此期间，沙陀最大一次南下时在广明元年（880）正月：据《通鉴·唐纪六九》可知，其一路风驰而下，意在剽掠，并未得攻入代州城内。故可知崇韬不可能于此时投李氏。又据薛史及《通鉴》，乾符六年（879）冬，李钧将上党（按，即潞州，今山西长治市，时为昭义军治所，上党为其秦汉时旧名）太原之师屯于代州；广明元年（880）春，天子复命李涿率兵数万屯代州；三月辛未，宰相郑从傥充河东节度，由是沙陀不敢冒犯；至六月，李涿攻蔚州（山西灵丘），国昌战不利，七月，“独与克用及宗族北入鞑靼”。
由上可见，广明元年之前，在时人眼中，李国昌父子乃北蕃加叛逆，看不出日后将有飞黄腾达之势，故崇韬于此时断不会叛朝廷弃父老而投沙陀。设若居然如此，当国昌“独与克用及宗族北入鞑靼”之时，其将焉往？以是推定，崇韬之投李氏，肯定不早于中和元年五月李克用南下据忻、代之时。
由上可订，崇韬之投李氏，当在中和元年七月至二年十一月间。
（二）随李克修于昭义典军务之时间
关于李克用何时得潞州及泽州，诸史所载错讹纷乱、杂无头绪。本文限于主旨，不能细陈爬梳考核之始末，今权将结论归纳如下：
1．关于昭义分为两节及克用初只取一郡说
（1）关于昭义之有几郡。《元和郡县志》卷十及《旧唐书·地理志》皆载，昭义节度，又称泽潞节度、上党大都督府，治潞州，领潞、泽（今山西晋城）邢（今河北邢台）沼（今邯郸东北）磁（今河北磁县）五州。然而，《新唐书·孟方立传》所载之昭义，却只有“潞、邢、沼、磁四’。那么，泽州哪里去了？据宋人张齐贤《洛阳揞绅旧闻记》卷二《齐王张令公外传》、《通鉴考异》卷二五、薛史《张全义传》等考之，光启二年（886）之前，泽州为河阳军（治所河阳，今河南孟县西）诸葛爽部所据。
（2）克用非同时取泽、潞二郡说。上引（孟方立传》又载，因孟方立“谓潞险而人悍……乃徙治龙冈（即邢州）”，由是引起潞人怼言，遂致引克用取潞州。“自是，孟方立以山东三州为昭义，而朝廷亦命克修，以潞州旧军畀之，昭义有两节，自此始。”《旧唐书·僖宗纪》，薛史《武皇纪上》、《李克修传》，《通鉴·唐纪七一》皆因此说，谓克修初只取一郡。那么，克用何时方得泽州？据《通鉴考异》卷二五所引后唐张昭《太祖纪年录》、薛史《张全义传》、《武皇纪上》、《李克修传》考之，光启三年，河阳军内战，李罕之、张全义以泽州赂克用以求相助，克用遂以安金俊为泽州刺史。依司马光所考，其时间当在六月。
2．关于克用连得泽潞二郡说
《通鉴考异》卷二五“十月，克用取潞州”条引薛史（孟方立传》（按，非今所传之薛史），“四年二月克用自河中陕度河”条引《太祖纪年录》及《旧唐书·王徽传》等又认为，中和三年十月前已据泽州，或日，光启三年时，克修既已“连收泽潞二郡”。
3．当以初只取一郡说为是
考唐末之泽潞，乃为各家纷争之地，易手频繁，诸史之异，或各据一端。由中笔者疑中和三年（883）至光启四年（887）之间，克用或曾一度占据泽州，既而复为河阳所据。今权采初只取潞州一郡说。其取潞州之时间，薛史《武皇纪上》订为中和三年十一月；而《李克修传》及《通鉴考异》卷二五所引《孟方立传》皆订为十月；《通鉴》则进一步订为“冬十月辛亥（十八）”。今依《通鉴》。由此，订克修当于中和三年冬十月辛亥（十八）之后仅称留后，至四年八月始表为昭义节度较为合理。
4．崇韬典军务之时间
由上可知，崇韬之典军务，自当在中和三年（883）十月辛亥（十八）之后。
（三）奉旨凤翔及用为中门使
1．奉使凤翔
此事详情不见史载，笔者推测，事当在大顺元年（890）夏秋之季张涪伐河东之时。据史，克修于大顺元年三月卒，由是，崇韬“归隶太原，以为典谒”。五月壬子，张？睿帅师发京师，六月，“会宣《武、镇国、静难、凤翔、保大、定难诸军于晋州。”至八月，克用部将李存孝擒孙揆，伐河东之众遂节节败退，至十一月大败而归。由此分析，崇韬之“奉使凤翔”，时当在五月至八月之间，旨在游说凤翔帅李茂贞，以瓦解张涪伐河东之行动。据《通鉴》，此次进兵中，“邰、凤之师未战而走”，“（韩）建兵不利，静难、凤翔之兵不战而走……静难、凤翔、保大、定难之军先渡河西归，溶独有禁军及宣《武军合万人，与韩建闭城拒守。”《通鉴考异》卷二四引《太祖纪年录》云：“邰凤之师望风遁归。”由上可以看出，如果说李茂贞的凤翔军在此次行动中起了什么作用的话，那就是每战率先“不战而走”、“望风遁归”，以陷张溶于孤立挨打之境地。据史，此后一段时间李茂贞渐与克用密切，故日崇韬“奉使凤翔，称旨”。（册府》卷三四七、三0九俱载：“奉使凤翔，称旨”，迁左教练西宫使。依上考，事当在大顺元年（890）六月间。
以上考证主要参照刘国宾先生《郭崇韬生平事迹考辩》，转论并致谢。
第209章 出镇河中（七）
李曜听了，心里多少也还是有点得意，他打河中的主意不是一天两天了，以他这种万事三思于前的性子，岂能没有备用计划？需要用到水军的可能性，他早有考虑，而且他的军械监麾下，的确有两百多艘大船，甚至这其中还包括不少试制的战舰。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此时不出面，更待何时？
不过李曜如今试制的战舰，并不算多么先进，这主要是因为河东比较缺乏造船业的人才，也缺少适合建造大型战舰的场所，甚至造船器材都很缺乏。因为这些原因，军械监目前试制的战舰，也就是目前主流水平，这还是军械监日益强大之后各方搜罗技术人才和图纸才达到的水平，要不是去了一次扬州，这一点都办不到。
船舶作为水上交通以及商贸运输的工具，在没有汽车火车的大唐社会经济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李曜以制造商船为掩护试制几艘战舰，自然不成问题。作为有着现代社会思维的人，他对水运的重视性远高于此时的“古人”，这或多或少的体现了他心中对海洋的向往，他虽然从没想过什么扬帆四海争霸世界，但他的确希望将海洋探索精神植入这个时代。
大唐的航运事业十分发达，李曜利用航运河道将军械监的商业触角遍布天下，自然不会忘了顺带将造船也带动一下，为今后提前作个准备。所谓“天下诸津，舟航所聚，旁通巴、汉，前指闽、越，七泽十薮，三江五湖，控引河洛，兼包淮海，弘舸巨舰，千轴万艘，交贸往还，昧旦永日。”又有说：“凡东南郡邑无不通水，故天下货利，舟楫居多。”大唐航运，以长江为东西主干线，南北有众多支流及运河相沟通，其它江河水道交错密布，处处可通舟航。凡是水路可通之地，都可以见到船舶的频繁往来。
不过若说造船，最盛者当在长江流域。
在长江上游，造船业有着雄厚的根基。早在隋朝初年，信州总管杨素就曾“居永安，造大舰”。武德年间，夔州总管李孝恭东下征战，于此“大造舟楫”。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太宗准备跨海征辽东，下令各州打造舰船，鉴于蜀地“百姓富庶”，于是“遣右领左右府长史强伟于剑南伐木造舟舰，大者或长百尺，其广半之”。舰船造成后，“别遣使行水道自巫峡抵江扬，趋莱州”。后蜀时，孟昶“取蜀官殿材，造船二百艘”。自隋至五代，四川地区的造船行业始终保持旺盛的势头。
大唐剑南道的物资主要通过长江航运直下荆、湘，既能远帆出海，也能转航北方。杜佑说：“蜀汉之粟，可方舟而下，由白沙趋东关，历颍、蔡，涉汴河抵东都。”沿长江直下，商贸交通畅行便利，往来船只难以计数，对此，唐朝诗人多有描述。薛逢《题剑门先寄上西蜀杜司徒》有云：“梯航百货通邦计”；卢纶《送何下第后归蜀》云：“水程通海货”。杜甫更有“蜀麻吴盐自古通，万斛之舟行若风”、“风烟渺吴蜀，舟楫通盐麻”、“青帘白舫益州来”的诸多吟咏。
到了长江中游，航道舒阔，沿江支流及湖泊增多，船舶的数量又明显多于上游。李峤《为第二舅让江州刺史表》说：“荆门东会，舳舻相接”；符载《土洑镇保宁记》曾说荆门至夏口四百里的航线上：“士民工商，连樯如云，必将沿于斯、溯于斯，……输其缗钱鱼盐丹漆羽毛。”由长江主航道南穿洞庭，进入湖南水域，船舶格外密集。刘禹锡说武陵：“拥楫舟为市”，沈传师说潭州：“丹槛缭郭千艘屯”。潭州是唐朝的重要的造船基地。据《唐鉴》卷三记载，贞观年间，朝廷“输直雇潭人造船，……大船一艘庸绢二千二百三十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