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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尽管河东人接受了李克用的统治，但他们在李克用统治集团中并没有得到特别重用。整理李克用麾下有史料记载的、有名有姓的六十名将领可以看出，河东人有李嗣昭、史敬镕、梁汉颙、相里金、郑琮、白文珂、张虔钊、侯益以及李建崇。这样，在六十人中，河东人仅有九人，只占总人数的15％。这一数字表明，李克用尽管立足于河东，但他所依靠的主要力量并不是河东人。
李克用时期河东人不被重用，不仅表现在在他的统治集团中河东人数量少，而且表现在他们所担任的职务也低，在上述九人中，除李嗣昭作为养子而被委以重任外，其余多担任一些低下级军职。在李克用一系列重大军事活动中，领军作战的河东人也一直有且仅有李嗣昭一人！而李嗣昭，《新五代史》卷36《本传》说他“本姓韩氏，汾州太谷县民家子也。太祖出猎，至其家，……家适生儿，太祖因遗以金帛而取之，命其弟克柔养以为子”。如此，则表明其不过仅仅是生在河东而已，而从他的生活阅历上说，其实也应该属于代北人。这么一看，河东人在李克用麾下简直地位全无！
河东人之所以在李克用时期不被重用，固然一方面由于他们的资历尚浅，不能同那些“胆略过人”，数十年跟随李克用征战的“边部人”相比，而另一方面，恐怕也与李克用对他们的猜忌、防范心理有关。这方面直接的事例虽不曾见到，但并不妨碍李曜这种搞供销出身，最长与人际关系梳理的人作一些合理假设。
李克用进占河东后，原河东牙将除贺公雅曾一度露面外，其余都销声匿迹。以上述河东人为例，李嗣昭已如上述；史敬镕、梁汉顒、相里金、郑琮，李建崇均先世不见史传；侯益，祖父以农为业；白文珂，父君成，为辽州刺史；张虔钊，父简，唐检校尚书左仆射。所谓“唐检校尚书左仆射”，或为赠官。可见他们中间没有一人出身于太原牙将世家，而且先世为官者，大概也只有白文珂之父一人。
史籍中也留下了一些河东牙将的人名，如朱弘昭，太原人，“祖玟，父叔宗，皆为本府牙将”；张宪，晋阳人，“世以军功为牙校”；李怀忠，太原人，“父海，本府军校”；常思，太原人，“父仁岳，河东牙将”；等等。但是，这些“本府牙将”、“河东牙将”，都是靠他们的子孙而在史上留名，他们本人为官则不显，而且有些牙将大概也是在李克用进驻河东以后才从军任职的，而他们的后人也是在李克用之后才逐渐显达的，所以这些事例并不能说明李克用重用河东人的问题。
要知道，唐从安史之乱以后，藩镇军队渐渐都“皆成父子之兵，不习农桑之业”。河东当然也不例外，在李克用上任河东之前，河东肯定也形成一个以牙兵为首的军人集团。如就在乾符年间，河东牙兵集团就制造了一系列杀逐主帅或内部互相残杀的事件。
李克用的前任郑从谠在离开河东时，以监军使周从寓知兵马留后事，书记刘从鲁知观察留后事，告戒他们“俟面李公，按籍而还”，所谓“按籍而还”，即向李克用交待兵民户籍等事项。
然而在李克用统治集团中，却看不见原河东牙兵牙将活动的事迹，这说明李克用对他们采取了防范甚至压制的政策。不过，这种状况到李存勖以后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随着代北人在河东居住的长期化，通过与河东人的通婚以及占籍河东等等，使双方融合日益加深，互相猜忌、防范的心理大大减轻。而河东人在军事、政治…斗争中也显示了他们的才能，资历也逐渐加深，再加上代北人中的许多元老相继去世，以及李存勖本来就极少民族偏见，于是河东人在统治集团中的地位也愈来愈重。
再以上述统计的人数为例，到李存勖即帝位时，代北人中的四十人仅剩下十四人，而河东人尚有八人。之后，如前面提到的朱弘昭、张宪、李怀忠、常思以及索自通、药纵之、李彦韬、王建立、薛融、周环、李彦从、郭瑾、阎晋卿、聂文进、郭允明等河东人都成为后唐庄宗、明宗，后晋高祖，后汉高祖所倚重的人物，河东人在统治集团中已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至于代北、河东之外的所谓其他外来人员，从上述统计的情况看，他们有十一人，约占总人数的18。3％。
外来人员中，地位最高的是进入李克用养子之列的李存贤、李存审和李建及三人。李存贤，许州人，本名王贤，参加黄巢起义军，“武皇破陈、许，存贤来归。景福中，典义儿军，为副兵马使，因赐姓名”；李建及，许州人，本名王质，“少事李罕之为纪纲，光启中，罕之谒武皇于晋阳，因选部下骁勇者百人以献，建及在籍中。后以功署牙职，典义儿军，及赐姓名”；李存审（注：是存审，不是元审），陈州宛丘人，初名存，“事李罕之，从罕之归晋，晋王以为义儿军使，赐姓李氏，名存审”。史称李克用“起于云、朔之间，所得骁勇之士，多养以为子，而与英豪战争，卒就霸业，诸养子之功为多，故尤宠爱之，衣服礼秩如嫡”。可见，李存贤等三人已经成为代北集团中的核心人物。事实上，在李克用父子的霸业中，此三人特别是李存审，为李氏父子立下了汗马功劳。
外来人员中，除李罕之集中献上的“百人”以及李克用末年卢龙将李承约、王思同一起率众归附外，其余都是单个进入河东的。由于他们是外地人，与河东人本来就不存在亲党胶固的关系，而他们之间也很难形成一个集团势力，因此李克用对他们的信任程度也比河东人更大一些，李存审等三名义儿自不待言，如袁建丰、刘训等，也都颇得李克用的信任与重用。
在外来人员中，除那些行伍出身的武人外，还有一些以文墨见用的文职人员。如自称李林甫之后的洛阳人李袭吉，“在武皇幕府垂十五年”，李克用许多重要的文书奏章多出自他的手下。天复二年李克用被朱全忠围击于晋阳城下之后，向幕府咨询“聚众”、“克敌”、“捍御”之策，李袭吉即献上了“崇德爱人，去奢省役，设险固境，训兵务农”的四点主张，并且提出“至于率闾阎，定间架，增曲蘖，检田畴，开国建邦，恐未为切”的忠告。因此，这一类人也应该是李克用统治集团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简而言之，李克用从唐中和三年（883）进驻河东，到后梁开平二年（908）去世，在河东经营了二十五年。在此期间，他建立起一个以牙军为核心的军人统治集团。从民族上看，它是以沙陀三部落为核心，融合了奚、突厥、回鹘、吐谷浑、达靼以及汉等多种民族成分在内；从地域上看，它以代北人为核心和骨干，吸收了河东人及其他外来人员参加。这个集团经历了胜利与失败的多次考验，特别是顶住了唐王朝和朱全忠的数次大规模的进攻，凝聚在李克用的周围。这个集团是李克用争夺霸业依靠的主要力量，也是李存勖建立后唐王朝所利用的基本力量。后晋和后汉王朝，亦是以这一集团为核心和支柱建立起来的，甚至后周和北宋王朝，也都与这一集团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直到北宋“重文抑武”政策推行后，这一以骑射武艺为主要特长的军人政治集团，才因失去生存环境而最后消亡。
但是，这样一个集团，由于李克用任人的偏颇，必然有其排他性，譬如说对于潞州这种才拿下不久的地盘，其将校必然不是短期内就可以得到升迁的。一个大军阀，也许最大的希望是兵雄天下，甚或一统九州，但是作为普通将校，所求者无非升官发财。而且由于升官多半伴随着发财，因而更加显得重要。那么现在不能升官，还要如何让他们跟李克用同心同德？
王秦默然片刻，苦笑道：“正阳兄见解精辟，小弟叹服。只是眼下情势既然已经如此糟糕，正阳兄怎的还能这般从容不迫，莫非早已成竹在胸？”
李曜摇摇头：“哪有什么成竹在胸，只是我所能为者，早已为之，我所领二百余人，皆已刀弓在手，夜不解衣，又有游哨在外，一俟有甚风吹草动，便是全营戒备……然则我所能为者，却也仅止于此。我奉命来潞州，乃是运送军械，此事非同寻常买卖，若是一走了之，便是军法难容……不过燕然老弟，我虽不能走脱，你与令尊却无此碍，此时前途未卜，那潞州兵也不知道会乱成什么模样，令尊不如今夜便走，庶几可得周全。”
王秦犹豫了一下，正要说话，忽然外面传来王博士的声音：“李郎君身处险境，却尤心忧他人，实乃至诚君子，王弘感佩。然则王某幼承庭训，深知人之所以为人者，有所为有所不为也。今蒙李郎君款待借宿，足感盛情，若是此时撇下郎君独自逃走，王某日后有何面目立于天地之间，有何嘴脸训教子弟亲族？李郎君好意，某实心领，然则此时遁走，某必不为之！”
李曜愕然一愣，心道：“我哪是什么至诚君子，不过是觉得你们几个看着也不像是能帮忙的人，留下来的话，弄不好我还得分派人手关照，岂非是帮了倒忙，所以这才请你们自行离去……唉，这王博士未免有些迂腐了，都这当口了，你还不走，还展现什么君子之风！须知君子不立危墙之下，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啊老大……”
王弘见李曜愕然不语，还以为他在想怎么劝说自己，不禁露出微笑，淡然道：“某本死罪之人，今日得与郎君一见，已是天予之幸，纵然那叛兵果然来犯，不过有死而已。某九岁从医，曾亲临大疫之地悬壶，早已见惯生死，郎君何必为某忧心？”
李曜顿时一肚子纠结，好好的干嘛非要说死不死的，我好容易穿越一回，可不是为了死在这种虾兵蟹将手里，徒惹后世人笑话的。只是人家话说得这般义无反顾，明显是走“君子流”路线的，这时候跟他说什么也是白搭了，这种人认准自己的大义所在，那是真有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的心思的。
李曜只好肃然拱手道：“王博士高义，李曜深敬之。只是眼下事情尚有可为，博士不必过于忧心。便请博士在此暂歇，待某亲自前去查探一二，再作计较。”
王弘淡然一笑，点点头：“郎君小心，某便在此恭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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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020章 赐名八戒
李曜抬脚欲走，王秦忽然说道：“父亲戴罪之身不便于行，某却可以自由来去。正阳兄欲全高义，某亦不可甘于人后，此番总须与正阳兄一道，方是正理。”
李曜微微一怔，看了看他瘦弱的身体，不禁心头苦笑。这对父子当真是妙人，一个罪囚之身，偏偏是君子风范，临难不愿独走，一个身体羸弱，偏偏还要跟自己一道出去查探，当真是让人哭笑不得。
李曜不好直说，只好道：“呃，这个……燕然老弟其心可嘉，不过此去之时，若对方已然决心反叛，我这奉并帅之命前往潞州押送军械之人，说不得便是其心腹之患，届时少不得有一场恶战。燕然老弟虽则高义，与人拼命之时，只怕不甚擅长，不如暂且安坐帐中……”
“原来正阳兄是嫌我身虚力弱？既然如此，某便不强求了，兄长一切小心。”王秦黯然拱手道。
李曜知道唐人武风较盛，当年太宗时名相如房玄龄者，都能骑马开弓，自己刚才这话，弄不好便伤了人家的心了，心中有些过意不去，解释道：“燕然老弟莫要误会，某只是觉得，潞州兵临时起事，犹如火苗方起，最忌当头一棒，对方见我等手中武备不弱，说不定便不会强来，届时也未必一定交手，如此倒也不必燕然老弟出马……”
王秦笑了一笑：“正阳兄无须以我为意，我自省的，兄长请便。”
李曜这才放下心来，点点头，又朝王博士拱手一礼，转身出了帐篷，等到了外面却又一愣，心道：“瞧这事整的，这不是我的帐篷么，怎的搞到最后倒是我请‘自便’了？真是岂有此理。”
他一出门，憨娃儿就问：“郎君，要不要骑马？”
李曜白了这夯货一眼：“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你是打算让我这目标更显眼一点，好给人撂翻么？把马栓好，操上家伙跟我走。对了，你这次出来还是带的棒子？我记得上次我炼剑多的来的那些铁水被你要去，找赵钢打了一根铁棍？”
憨娃儿脑子不是太灵光，李曜一次问了几个问题，他就有点张嘴结舌，想了想，只记得最后一个问题，便挠头答道：“是打了一根铁棍，俺称了一下，五十多斤重呢。”
李曜吃了一惊：“五十多斤还有屁用，你使唤得动？”
憨娃儿显得有些莫名其妙，迟疑道：“怎会使唤不动？俺，俺还觉得轻了点，听说书的茶博士讲，有个姓关的大将军，他的大刀有八十二斤呢。俺琢磨俺要是吃饱了，兴许也能用八十二斤的棍子……”
李曜眼珠都差点掉下来，见憨娃儿一脸憨痴，不像做作，长叹一声拍拍他的肩膀：“人家汉朝的八十二斤，换在咱们大唐，不过四十斤不到，你这五十斤的铁棍，已然比他那货重得多了！”（无风注：关于度量衡的问题，汉承秦制，只是黄金称量中改镒为斤，一般物品一样用十六两为斤。一厅之重也应以250克为标准。出土的西汉铁权每斤之重在250克上下出入不大者有这么几件，如满城出土的三钧铁权，每斤合249。9克；旅顺所藏的重一斤十两的官累铜权，每斤合248。3克，陕西出土的武库一斤铜权重252克；内蒙出土的一斤铁权每个重249。23克，所以现代通常认为汉制一斤为250克；唐制一斤也是十六两，但据《新唐书·食货志》说，开元通宝十个钱为一两，取西安渔化寨新出土的开元通宝比较好的十个称一下，总重42。5克，唐一斤为十六两，42。5克乘16等于680克。所以这两个在中国历史上比较牛的两个朝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