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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政权建立之初，战火仍在燃烧，百姓死伤流亡甚多。明末天启三年，全国在籍人口尚有五千多万人，而到清顺治八年，却只剩下三千余万人。明万历年间，在册耕地为八十多万顷，而到清顺治八年，则只剩下五十多万顷了。山河残破，经济凋蔽。且阶级矛盾十分严重，国内大小起义暴动数十起。清朝统治者为了招抚流亡，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缓和阶级矛盾，稳定社会秩序，巩固政权，毅然抛弃了关外的赋役制度，看中了前朝曾经小试过的“摊丁入亩”制度。
清初，明代原有的户部税役册簿大量地毁于兵火，清政府便以仅存的《万历条鞭册》为依据，进行赋役的征发。在其征发的过程中，清朝统治者逐渐体会到了《万历条鞭册》中某些“摊丁入亩”措施的合理性，加之在康熙后期，国内土地兼并严重，“一邑之中，有田者十一，无田者十九”。土地兼并又造成大量的人口流动，不少人丁聚而复逃，“丁额缺，丁银失，财政徭役以丁，稽查为难，定税以亩，检核为易”。他们主张，“丈地计赋，丁随田定”，即实行“摊丁入亩”，以期通过采用赋役合一的办法来消除前弊。
土地确实是完整的、稳定的，而人口却是变动的，因此，按田定役或摊丁入亩的制度就比按人丁定役的里甲制度要稳妥和适用。清朝也是顺应晚明的这种趋势，即本着前朝役法改革的精神，更为广泛地推行“摊丁入亩”，以用田编役之法逐渐代替了里甲编审制度。清康熙年间，“丁随粮派”或以田摊役的地区，在全国全面颁行了摊丁入亩之制，饬令各省奉行。这样，将丁役银负担从人口方面全面转向土地方面，以减轻贫民疾苦，稳定社会秩序、稳定财政收入的役法改革就势在必行了。
其次，从其实施的现实背景来看，清朝实行摊丁入亩，始于康熙五十一年的“滋生人丁永不加赋”谕令，试行于五十五年的广东，推广于雍正初年。当时正值康雍乾盛世，中原无战争，边关无寇扰，国用充裕，社会安定。
著名清史专家戴逸先生认为，这一时期，清王朝在政治、经济、外交、文化、教育等方面都取得了辉煌成就。他还援引美国学者肯尼迪《大国的兴衰》一书中的有关数据以资说明，即“十八世纪中国的工业产量，占世界的百分之三十二，全欧洲也才占百分之二十三。”著名经济史专家吴承明先生也认为，“有清一代，生产增长，市场繁荣，十八世纪达于高峰。十八世纪，中国与西方比，无论在国富或民富上都胜一筹，至少旗鼓相当。”
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实行赋税改革，其目的不可能局限于一时的财政冲动，而更多的是通过赋税制度这一联系千家万户的大政的优化，来达到长治久安；应视为一种刻意展示的政治姿态。
众所周知，自康熙二十年平定“三藩之乱”后，清王朝在中原的军事威胁已不存在，但是其入主中原的政治合法性仍屡遭怀疑，这就是来自那些意图复辟明王朝的“遗老”们的非议与讥诋。要彻底孤立他们，就需要政治、经济双管齐下，政治上高压震慑，即后人熟知的兴文字狱；经济上迂回徐进，先是频繁蠲免钱粮，继则“永不加赋”，借助宽松优容的赋税政策来固结中下层民众，瓦解“遗老”们的社会基础。
另外，时至康熙五十一年的清圣祖玄烨已是武功文治集于一身，自然也要彰显政绩，光大恩德。玄烨本人就曾多次向臣下标榜自己的亲民爱民、体察民情。如康熙四十二年（公元1716年），他说：“朕四次经历山东，于民间生计无不深知。东省与他省不同，田野小民俱系与有身家之人耕种。丰年则有身家之人所得者多，而穷民所得之分甚少；一遇凶年，自身并无田地产业，强壮者流离四方，老弱者即死于沟壑。”次年，他又说：“为民牧者若能爱善而少取之，则民亦渐臻丰裕。今乃苛索无艺，将终年之力作而竭取之，彼小民何以为生？”后来全面行摊丁入亩的雍正皇帝也常禀承先皇遗训，曾多次面谕群臣要勤政爱民，说他自己“勤求民瘼，事无巨细，必延访体察，务期利民。而于征收钱粮尤为留意，惟恐闾阎滋扰，此念时切于怀”。
雍正在其继位之初就曾向各省督、抚、司、道及府州县各官分别发布谕令，要他们把钱粮征收放在所负之责的首位，不得任意苛索。且对直接征收钱粮的州县官谕令尤严，指出：“州牧县令，乃亲民之官，吏治之始基也。至于钱粮，关系尤重，丝毫颗粒皆百姓之脂膏。增一分则民受一分之累，减一分则民沾一分之泽。前有请暂加火耗抵补亏空帑项者，皇考示谕在廷，不允其请，尔诸臣共闻之矣。今州县火耗任意增加，视为成例，民何以堪乎？嗣后断宜禁止，或被上司察劾，或被科道纠参，必从重治罪，决不宽贷。”
这就是说，除了确保国家财政足额，亦强调其社会公正的维护和社会心理的引导，也就是通过宽免赋税的的政策来营造人心思定、人心思安的社会氛围。
李曜如今，正需要这样的氛围，不仅是稳定人心，而且还要养望。
养望养望，怎么养？坐在家里吃了睡、睡了吃，显然只能养肉，要养望，就必须……分利于众！
但正如之前他反问何知浅的那句话，万民，是否包括“肉食者”？从他要行“摊丁入亩”来看，“肉食者”们显然是不会太满意的了。从免税到交税，任谁也会不满意，除非他是圣人。这也正是李曜之前提到“尚未与王抟相公提及”的原因。
如今的李曜，已经是随时随地“养望”了。王宗范纵然是被俘之将，此时李曜也丝毫不摆架子，不做隐瞒地道：“天下万法，虽万变不离其宗，但该改之时便须及时修改，如今两税法弊端渐显，是到修订之时了。我欲使天下丁税皆免，有产者按田亩缴税，上至圣人，下至农商，均不免除。”
此言一出，别说何知浅与王宗范，便是打算“再看一看”的黄崇嘏都震惊了，下意识惊呼：“右相欲于中枢群臣、地方豪强从此决裂么？”
第214章 秦王之尊（卅六）
“右相欲于中枢群臣、地方豪强从此决裂么？”
李曜闻言，朗声长笑。他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德宗时，因朝廷拮据，宰相杨炎制定两税法，并且废除其余名目的租税。两税法即朝廷以当地现有的男丁与田地数为依据，划分等级，规定分两次于夏天、秋天纳税。而商人是以货物总值的三十分之一，于所在的州县纳税。其税额，原本用钱为单位，到穆宗时以布代替。这样一来，官僚、贵族、地主和商人都要合理纳税，减轻了平民的负担，也增加了政府的收入。两税法虽然简化赋税方式，但是授田制度被废除，使得户籍持续陷入混乱，田地兼并的问题也都没有解决。
更关键的问题是，两税法未能阻挡官僚、地主、大商人利用特权手段减税、免税、逃税。此后随着物价上升，两税制对平民的剥削愈来愈严重。再到后来，为解决财政拮据的局面，又先后对盐、铁、酒、矿等实行专卖制度，并且课茶税与关税等。结果导致物价飞腾，民怨四起，民间贩卖私盐者不在少数。而盐铁专卖制度也是黄巢之乱的直接原因之一。
如今在黄崇嘏等人看来，李曜的打算简直就是与虎谋皮，丁税全免，按地收税本就难于操作，而且他还要“上至圣人，下至农商，均不免除”，朝廷上下，藩镇豪强，有谁乐意？恐怕只有割肉饲鹰的佛陀才肯。
黄崇嘏见李曜大笑，略有不悦，道：“右相何故发笑？”
李曜却不详细解释，只是道：“世间手段，万万千千，慨而论之，无非四个字。”
王宗范听到此处也不禁竖起耳朵，却听李曜道：“恩威并施罢了。”
黄崇嘏却哂然一笑，道：“那也须得有一个前提。”
李曜略微意外，反问道：“哦？倒要请教。”
黄崇嘏道：“身正不怕影子斜。”
李曜再次大笑起来，点头道：“这倒是，不过此次税改，某亦同样缴税，甚至还包括河东、河中两大军械监也不例外。”
王宗范愕然，何知浅振奋，黄崇嘏也忍不住赞道：“右相果能如此，天下何愁不振？”
当下几人一路言谈，也不知走了多久，便看见前头林间有几个帐篷，十余名唐军探马打扮的军兵见了，从中走出一人，匆匆前来，见李曜不拜，只是抱拳一礼，道：“右相，敌情已然查明。”他扫了王宗范等人一眼，却未置一词。
李曜点了点头，道：“此处不宜久留，我等立刻回营，下一步作战，本相已有成算，嗣冲，你且负责看管这位伪蜀夔王。”又对王宗范等三人道：“王将军，得罪了。二位方才说欲往关中一行，此番便随本相一道，待到了我前军大营，二位但可随意北上，只是此时本相却只好强请二位，做个恶主了。”王宗范哂然一笑，并无回答，何知浅与黄崇嘏知道这是情理之中的事，也连说无妨。
那名叫“嗣冲”的军校便上前从憨娃儿手里接过看押王宗范之责，带他先下去绑了双手。原来此人却是折家族人折嗣冲，他本在靖远左军任职，前一次被李曜看中，拔擢到了左威卫，此刻是以折冲都尉的身份随他出来侦探敌营。
折嗣冲领命去了之后，李曜又招呼憨娃儿：“放信号，将阿蛮招来，一同回营。”
憨娃儿点点头，拿出一根怪异的东西，乃是一根削尖一头的竹筒，下方削空，里头插着很细的一根竹签，在竹筒下方还有一根短短的引线。他找个头顶有空的地方，摸出火折子打上火，点了引线便往天上一抛。那怪异令信发出一声锐利的尖哨往天上飞去，然后“嘭”地爆开，声传何止十里？
何知浅诧异道：“此物倒是稀罕，莫不是火器？”
黄崇嘏思索着道：“此物看似怪异，其实应当制作简单，不过能想出这个办法来的人，却是心思灵巧得很。”
李曜道：“小玩意而已，军械监老早就做出来了。”
这却不是他故作谦虚，也不是他教的，实际上自从他那套对军械监上下的奖励办法施行以来，军械监发明的各种小玩意就如雨后春笋一般纷纷涌现，像这种类似于后世“冲天炮”一样的小火器，当真只是“小玩意而已”。只是这东西制作简单，效果也好过过去，于是李曜便将它定为现阶段的军中短距离传讯之物。其中又以声音尖锐、嘹亮乃至不同的长短等，分为几个不同的含义，已经开始呈现出专业化的趋势。
当然，李曜心里对这种发展还是颇为满意甚至有些感慨的，谁说中国自古没有科学只有技术？若非儒家本身变了质，限制了科学的发展，中国的科学照样能自成一系！如此参与研究这些东西的还只是些工匠，一旦今后格物致知推广得更加深入民心，读书人也大量参与其间之后，发展必然更快。这也正是李曜花那么大工夫在读书人团体里打好名声，不惜一切代价先为新儒学奠基，将《新儒论》在那般重要的时刻、那般重要的场合发布的原因之一。
当天到了大营，王宗范虽然没有被当做罪囚看押，但也被软禁起来，而黄崇嘏与何知浅二人，在稍微犹豫了一下之后，仍然选择北上关中。虽然李曜说得极好，但这两人都是要看见实际情况才肯相信的，辞别自然在所难免。
李曜未曾将摊丁入亩之事与朝中最大的盟友王抟提及，但却一直在与李袭吉、李下己以及“亲传弟子”冯道讨论。这一制度本身实际上此前已经讨论得八九不离十了，今日讨论的是推行的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
实际上李曜对摊丁入亩的了解，最开始是中学时的历史课本，但那根本就是囫囵吞枣，读完、考试完之后，其实仍然完全没有了解这一制度有什么意义——我们的教育经常如此。
他真正开始了解摊丁入亩，其实是在工作之后看《雍正王朝》的时候，当时觉得这制度在电视剧里“看起来略屌”，于是查了下资料。他这个人有个习惯，一旦对某种东西有了兴趣，就一定要弄透彻，好的坏的都要搞明白。因此，他也知道，与电视剧里不同的是，摊丁入亩虽然总的来说是个具有进步意义的好制度，但它远远谈不上完美，也绝对没有电视剧里那么酷帅狂拽屌炸天。
雍正朝的这个“摊丁入亩”政策的确被称为“良法美政，归于大同而无业贫民永沐”，因而作为清朝统治者标榜自己的恩政载入史册，故各种文献，如清三通、清会典等都不惜笔墨，大肆加以渲染。而且“摊丁入亩”作为一项顺应当时历史潮流的变革，也确实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用比较像“历史课本”的说法来讲的话，那可以说：它将中国近两千年来的封建赋役征收引向丁地合一的趋势，取消了徭役，并在法律上废除了封建人头税，从而极大地削弱了封建依附关系。此外，“摊丁入亩”的政策客观上减轻了无地少地者的负担，有利于缓和阶级矛盾，巩固统治基础。但由于“摊丁入亩”政策从一开始就被打上了封建主义的烙印，因而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由封建社会自身的缺陷而产生的社会问题。至少就李曜所知，摊丁入亩就有好几个严重的问题。
首先，有一个分摊不均的问题。
“摊丁入亩”政策的实施从一开始就不是一帆风顺的，因为从这一政策实施开始就没有处理好均匀分摊赋税的问题，从而影响了上自豪强富户，下至黎民百姓各阶层的利益。
这一政策的初衷是使全国赋役负担达到某种合理、平均地分配，使纳税人的财产与其赋税负担成正比，从而保证国家的正常税收，维持庞大的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而拥有大部分田产财富以及仆佣佃户的豪强富户无疑成为这种新制度最直接的目标。因而从一开始，“摊丁入亩”政策就受到各地富户缙绅的强烈反对。以浙江省为例，雍正四年八月，浙江巡抚李卫折奏该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