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是,裴承毅不是冒险主义者。根据我们掌握的信息,他实际上是一个稳重务实的政治家,即便在脱下军装之前,他也是一个稳重务实的军人。”
杜奇威朝洛布林夫人点了点头,说道:“确实如此,以我的了解,裴承毅与理想主义者沾不上边,是个彻头彻尾的现实主义份子。”
“既然如此……”洛布林夫人立即皱起了眉头,似乎没有搞清楚杜奇威的意思。
“这才是让我感到背脊发凉的地方。”杜奇威长出了口气,说道,“众所周知,理想主义者会为了理想而冒险,也就会在冒险的时候忘记危险,犯下错误,给对手可趁之机。现实主义份子却不会轻易冒险,或者说,现实主义份子没有明确的目的,即便有,也不会表现出来。因此现实主义份子会朝最大利益奋斗,更会在行动的时候万分谨慎,绝不轻易给对手创造机会。在脱下军装之前,裴承毅就是个现实主义份子,特别是在中东战争中,他的务实精神体现得非常明显。设想一下,在他的统帅下,中国更好对付,还是更难对付?就我个人的感受而言,中国变得更难捉摸了。暂且不说其他事情,毕竟他刚刚上任,还没有获得多少表现机会,仅以今天发生的事情来讲,如果仅仅为了对付俄罗斯,有必要在动手之前如此大张旗鼓的调配军事力量吗?洛克维尔、菲利普,你们会这么做吗?不管怎么说,如果让我来安排的话,我就不会这么做。要知道,中国本土西北与东北地区的基础设施、特别是交通基础设施非常发达,朝鲜的交通网络也四通八达,加上两地都有人口在百万以上的大城市,以及与之配套的军事基地,再加上中国军队、特别是中国陆军无与伦比的战略机动能力,有必要提前向前线运送物资吗?十六年前,中国军队能够奔袭数千公里,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发动中东战争,十六年过去了,难道中国军队的战斗力不升反降,反而不如十六年前?所有的迹象都表明,今天发生的事情绝不简单,不但是早就预谋好了的,而且与中国当局、或者说与裴承毅的真实目的有密切关系。”
“也就是说,中国不见得会主动攻打俄罗斯?”史塔克抢在他人前面问了一句。
杜奇威叹了口气,摇了摇头,说道:“真要这么简单的话,裴承毅就不是那个让我们吃了数次败仗的战略天才了。当然,我们也不能否定这种可能性,毕竟以中国的传统思想,战争有正义与非正义的区别,正义一方终究会取胜。虽然这种战略思想是拿来骗人的,特别是拿来蒙蔽平民百姓的,但是受其影响,中国当局肯定得考虑战争的正义性。换句话说,如果能让俄罗斯挑起战争,不但对中国有利、对中国当局更加有利。问题是,中国当局完全可以抛弃这种观念,裴承毅本来就是一个不按规则出牌的人。换句话说,我们根本不可能准确判断中国当局的意图。如此一来,我们也就无法采取正确的应对措施。说直接一点,如果我们认为中国当局会主动挑起战争,就应该积极协助俄罗斯,从而使俄罗斯的局势失控,最终让俄罗斯打响第一枪。如果情况截然相反,我们就得采取相反的策略,即压制俄罗斯,让俄罗斯不要轻举妄动;暂且不论这么做能否产生积极效果,就算能,也会使俄罗斯的国防实力受到影响,从而为中国创造了一举打垮俄罗斯的机会。也许还有第三种、甚至第四种可能,唯一不变的是,我们始终只能被动应对。”
杜奇威把话说到这个分上,再愚钝的人都听得出来总统的言外之意。
既然别无选择,就不用再处心积虑的去找应对措施,顺应局势发展,才能最有效的保护美国、捍卫美国利益。
第20章 血性
美国高层会商的最终结果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美国当局在战与否的问题上不再犹豫。
更重要的是,共和国大范围调运军事物资、积极为战争做准备很快传遍了全世界,没有任何秘密可言。发现共和国的军事调动集中在本土西北与东北、以及东北亚地区的朝鲜半岛时,国际舆论的关注焦点迅速从共和国转到了俄罗斯,讨论的主要话题也由“共和国会不会主动挑起战争”变成“俄罗斯能不能挡住共和国的雷霆一击”。分析局势的时候,一些西方新闻媒体还唯恐天下不乱,故意翻出了一些陈年老账,其中就包括前几年,在共和国民间传得沸沸扬扬的、对中俄历史纠纷的一些观点与看法。
实事求是的讲,中俄交往史,就是一部恩怨史。即便从1840年后的近代算起,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国家(一个人口最多,一个国土面积最广阔)就没有真正友好过,总是处在不那么正常的非平等关系状态之下。如果按照两国的相互关系,可以大致将两国的近现代交往史分成三个阶段,一是从1857年双方签订《爱珲条约》到20世纪60年代初双方关系彻底破裂的100多年,这是双方关系极为不平等,而且俄罗斯占绝对优势的阶段。二是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21世纪20年代末的40多年,这是双方关系相对平等,且双方均不占绝对优势的阶段。三是21世纪30年代之后,这是双方关系再次变得不平等,而且共和国占据绝对优势的阶段。在这三个阶段之间,还分别有两个相对较短,以相互猜忌、隔绝往来为主的间隔时期。
由此可见,虽然共和国现在拥有绝对优势,但是吃亏的肯定不是俄罗斯。
落后就要挨打,肯定是铁打不动的真理。问题是,强大之后,要不要清算旧账?
与之相应的还有一个问题:一个伟大的民族需要具备忍辱负重、韬光养晦的韧性,那么要不要具备以血还血、有仇必报的血性?
可以说,如何回答这两个问题,决定了共和国的发展方向。
如果说中东战争之前,共和国全国上下还沉浸在民族复兴的喜悦之中,只有国家领导人在着重考虑未来,绝大部分民众都对已经取得的成就感到心满意足,那么中东战争就是扇在中华民族脸上的一记耳光,打醒了沾沾自喜的炎黄子孙,让10亿人猛然认识到,民族复兴远未实现,国家离强大还有很远的路要走。
也就在2042年前后,共和国的民众开始讨论这两个问题。
如果在40年前,这样的全民讨论肯定会遭到禁止,至少会受到国家媒体封杀,最终销声匿迹。不管怎么说,对于需要韬光养悔的国家来说,任何扩张话题都有害无益。
可是在中东战争之后,这样的话题不但不会受到禁止,反而会得到官方支持,至少能得到各级权力机构的默认。不管怎么说,中华民族复兴不是几个人的事情、也不是政府的事情,而是整个中华民族、所有炎黄子孙的事情,只有集思广益、只有广开言论、只有深入探讨、只有群策群力,才能找到最适合中华民族复兴方式,也才能在复兴的道路上少犯错误、不犯错误,以最的代价再造辉煌。
在这场讨论中,被谈得最多的,就是有没有必要跟俄罗斯清算旧账。
这也不足为奇,因为在众多历史遗留问题中,除了仍然流散在海湾的众多文物国宝之外,只剩下两个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一是蒙古回归,二是被俄罗斯侵占的15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实际上只有《爱珲条约》与《中俄北京条约》涉及的100万平方公里国土,而《中俄堪分西北界约记》涉及的国土已经与俄罗斯没有多大关系)。因为蒙古回归也与俄罗斯有直接关系,所以两个问题就是一个问题,即中俄关系。
毋庸置疑,绝对不是所有共和国公民都认为应该收回当年被俄罗斯侵占的领土。
事实上,半数以上的共和国公民都认为,没有理由、或者没有必要为已经成为历史的问题而大兴兵戈。甚至有不少人认为,中俄历史遗留问题已经在共和国成立后,得到双方中央政府承认,即共和国当局已经承认了俄罗斯控制远东地区的合法性(也就是在此时,承认了蒙古独立的合法性),因此共和国没有任何理由往事重提。即便从利益角度出发,也有不少共和国公民认为,现代国家实力中,当国土面积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所发挥的作用就变的微乎其微了,就像俄罗斯为全球最大的国家,却不是全球最强大的国家一样,收复10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很难使共和国变得更强大。因为土地的价值在于蕴涵其中的资源,以及在上面劳作的人,而共和国并不缺乏资源,更不缺乏人口,所以收复失地,反而会带来众多难以解决的问题,比如如何安置生活在这些土地上的人?
可以说,这些理性的讨论,深刻改变了共和国民众的思想观念。
从根本上讲,共和国当局也受到了影响。按照一些西方新闻媒体的看法,早在2049年前后,即全面军备竞赛开始后,中俄关系就走上了不归路,翻脸只是迟早的事情,而共和国当局没有趁此机会吞并蒙古、完成对俄罗斯亚洲地区的左翼战略迂回(以蒙古为基地,共和国军队可以在不借道中亚国家的情况下进军西伯利亚,将俄罗斯的亚州部分拦腰斩断,也将共和国军队的进军路线缩短数千公里,在以彻底击败俄罗斯为目的的前提下,足以节约数百万大军、节省数十亿吨物资,还能将作战时间缩短1年以上。这一好处,远远超过了吞并蒙古带来的坏处),就是因为共和国当局仍然认为,翻历史旧账不但没有多大意义,还会产生很多麻烦。
问题是,这种理性的态度,并没为那两个问题给出明确答案。
相对而言,第二个问题要好回答的多,或者说,共和国当局已经给出了答案。
从2015年的第四次印巴战争开始,共和国参与的所有战争都在证明,一个伟大的民族不但要有韧性,还要有血性,而且血性比韧性重要的多。韧性可以使国家壮大,如同修身养性与细心调养可以使虚弱的病人康复一样,可是要想强大,要想把积蓄起来的力量转化为真正的实力,就需要血性。说直接一点,一头重200千克的猪与一头重200千克的狮子,最大的差别就是有没有血性。说得再直接一点,如果共和国没有血性,没有敢于挑战霸权的雄心壮志,不管经济有多么发达,无非是第二个清王朝,在下一次“鸦片战争”之后,再次沦落为列强屠宰瓜分的对象。一个民族可以沉沦一次、可以沉沦两次、可以沉沦多次,可是不能连续沉沦两次。
沉沦就像是肾上腺素,一针可以救命,连续两针却会要命。面对机遇,中华民族做出了选择,共和国也走向了新生。
问题是,这并不能够准确的回答第一个问题。
实际上,回答了第二个问题之后,第一个问题就变成了“清算历史是不是体现民族血性的正确方式”。
可以说,这绝对不是一个可以随便作答的问题。
要知道,自纪估国以来,连续5任国家元首都没有就这个问题给出答案。
细数2015年以来的共和国现代史,甚至能够发现,共和国当局的作为实际上是相互矛盾的。比如在藏南问题上,共和国当局一直在清算历史,而在印度战争后,共和国又主动放弃了克什米尔地区有争议的领土。又比如,在南沙群岛问题上,共和国当局也与南海周边各国清算了历史,却没有在南海战争之后趁机吞并越南、老挝等历史是曾经是中央帝国附属国的众多国家。
当然,如果不纠缠于一个问题,也就不难明白共和国的基本战略。
要不要清算历史,不是由历史决定,而是由现实利益决定。拿前面提到的两个例子来说,藏南地区是由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嵌入恒河平原入海口的契子,也就是共和国控制南亚次大陆的关键切入点,而克什米尔地区的那些争议地区不但无利可图,还远离核心地区,后退上百公里与前进上百公里的差别并不明显。中南半岛上的局势更加简单,老挝、越南独立在外,可以为共和国提供最廉价的劳动力与资源,而共和国不需要为之承担任何责任,如果吞并两国,不但要按照国内法律封存川圹高原上的稀有金属矿山,使共和国丧失最主要的贵重资源产地,还要给予近亿人国民待遇,等于分散了社会财富。其他相似问题,无一例外的都以利益为衡量标准。
正是如此,当西方新闻媒体翻出这个老话题,想借“民粹主义”影响共和国,搅乱共和国的时候,共和国当局只需坚持“务实政策”,一切以国家利益、民族利益为重,就能轻易化解危局,凝聚民心民力,使国家朝正确的方向前进。
问题是,舆论宣传的真正价值,不一定要让当事国动荡不堪。
西方新闻媒体在这个时候炒冷饭,也不指望能够对共和国民众产生影响,可以说,这就叫醉翁之意不在酒。当西方新闻媒体一同大肆宣扬共和国的“民粹主义”的时候,问题就不那么简单了。在这其中,美国新闻媒体的所作所为还好理解,毕竟美国是共和国最大的敌对国,美国的新闻媒体理应替国家冲锋陷阵。让人难以理解的是,一些欧洲的新闻媒体,特别是几家法德意的妾流媒体也加入了进来,不遗余力的为西方阵营摇旗呐喊,某些时候甚至比美国的新闻媒体还要积极。更让人难以理解的是,在这场舆论大战中,共和国的新闻媒体不但没有立即展开反击,甚至没有应战。这些让人难以理解的现象一同出现,形成了一种很奇特的局面,那就是在全世界都认为共和国正在积极策划战争,世界大战一触即发的时候,只有共和国在埋头积极备战,其他国家却在观望,仿佛只有在共和国表演结束之后,才有空间让其他国家登台表演。
当然,这种局面没有持续多久,也不可能持续多久。
2057年8月15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112周年纪念日,俄罗斯当局一反常态,在莫斯科举行了规模庞大的阅兵式,向全世界展示了俄罗斯的军事实力,以及近年来俄罗斯的军事装备成果。
要知道,按照俄罗斯的传统,应该在5月8日,也就是欧洲战争结束、也是卫国战争获胜纪念日的那一天举行阅兵庆典。而在8月15日,也就是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结束的那一天,只在远东等部分地区举行象征性的庆祝活动,一般不在莫斯科阅兵,更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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