Ｗ魑桓鲇涤杏凭美返拿褡澹谢拿髂芄谎有�5000年，没有像其他古老文明那样被新生文明征服与消灭，除了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与农耕时代的先进劳动力之外，中华民族“逆来顺受”的传统起到了最为关键的作用。简单的话说，只要吃得起饭，没人愿意‘自上粱山’。毫无疑问，民众对国家过于低下的要求、甚至是毫无要求，不可能成为推动改革的主要力量。只有当民众得到更加幸福美满的生活、希望能够获得更多的权力，也就是当民众产生了“公民意识”的时候，才会积极主动的推进政治改革。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使共和国民众产生“公民意识”的是一项来自美国的技术。
网络的全面普及，使世界进入了“信息时代”。对那些不愿意放弃已得利益与手中大权的人来说，没有任何办法从根本上阻止由网络带来的新思潮。道理很简单，如果利用权力全面封杀网络，共和国将重蹈覆辙，走上“闭关锁国”的老路，再次沦落为被西方国家任意宰害的“东亚病夫”，不仅纪佑国、赵润东与王元庆这样的国家领袖不会同意，千千万万的中华民族儿女也不会同意。
半岛战争之后，共和国国内对战争意义的大讨论，充分显示了“公民意识”的觉醒。
当时，还是国家副元首的王元庆力排众议，说服赵润东，让民众自发讨论，只要不危害国家根本利益，就不要阻止民众的言论。由此可见，半岛战争之后，王元庆就已经产生了政治改革的想法。
不得不承认，纪佑国看得比谁都远。
离任前，纪佑国推行的几项法案，都在为后面的政治改革打基础。
到王元庆执政的时候，政治改革既是必须，又是必然。更重要的是，纪佑国通过实际行动，为后面的领袖指明了政治改革的方向。
国民产生“公民意识”，必然让国民参与国家政治活动。
重大决策上，受普通国民的认识限制，不可能成为主导力量。只有在基本国家事务方面，国民才有充分的参与权与影响力。
当然，共和国的政治改革绝对不能走西方国家的老路。
从严格的意头上讲，政治的基础是文化。西方世界能够推行民主政治，与其历史文化有着必然关系。早在古希腊时期，民主政治就已深入人心。文艺复兴之后，西方世界逐步摆脱了教廷的控制，文化思想迅速传播，民主政治获得了肥沃的土壤，最终生根发芽，几百年来逐步形成了现在的局面。
共和国没有西方文化基础，也就不可能采用西方的政治模式。
“毫无疑问，我们必须摸索着前进，没有任何经验可谈。”王元庆在讨论具体问题的时候显得格外小心谨慎。”我的想法是从基层做起，先在几个省市搞试点，找到可行的办法之后，再在全国推广。”
“如何做？”
“基层代表直选。”
“直选！？”顾卫民暗暗一惊，迅速思考一番，问道，“在多大的范围内搞直选，如何保证直选的客观性？”
“客观性的问题不需要考虑，资讯这么发达，让民众参与监督，问题就能解决。”王元庆稍微停顿了一下，“直选范围，先在县级试行，一年之后推广到市级，如果可行，最终推广到省级。”
“是不是太快了？”“并不快，有民意基础，缺的只是具体实行办法。”
顾卫民微微点了点头，说道：“直选只是一个问题，另外的问题同样重要，比如代表大会的权限。”
“权限必须搞清楚，幸运的是我们有法可依。”王元庆淡淡一笑，说道，“纪老为我们留下了很大一笔财产，按照相关法律，我们可以在代表大会建立更加全面的监督体系，赋予代表大会更加强大的监督权力。当然，我们可以参考某些西方国家的制度，在代表大会成立各种委员会，由其履行基本监督权。”
“监督只是代表大会的权力之一，还有立法。”
“立法更重要，代表大会的主要权力就是立法。”王元庆长出口气，说道，“我们的问题也在这里，行政立法在很大的程度上削弱了代表大会的立法权。幸运的是，纪老仍然为我们考虑到了这个问题，早就对行政立法做了限制。我们要做的，只是逐步加强对行政立法的管制，特别是对各级地方政府行政立法的管制，将立法权还给代表大会。立法是非常专业的工作，可以在代表大会成立相关的委员会。随着改革推进，我们迟早得在代表大会推行全职代表制度。”
顾卫民再次皱起眉头，似乎不太明白王元庆的意思。
“省级以下的代表可以兼职，但是省级与国家级的代表必须全职，获得与同级公务员相等，甚至略高于公务员的薪酬。这样，才能充分发挥代表的积极性，也才能让更多的民众参与政治活动，而不是让权力再次落到部分人的手里。”
顾卫民沉思一阵，说道：“这个办法没有多大问题，毕竟省级与国家级代表的人数非常有限，发工资对政府没有太大的负担。关键问题是，代表的工资由政府发，谁能保证代表不为政府服务？”
“这就得从立法上解决了。”王元庆看了眼顾卫民，说道，“通过立法，确定政府为代表支付酬劳的基本制度。国家级代表的酬劳好解决，国务院不会乱来。如果有必要，还得通过立法的方式，从地方政府的预算中抽取部分经费，优先保证代表的薪酬，避免政府干预代表大会。”
“只能这么做，不然就是换汤不换药。”
“办法想到了，具体的工作并不简单。”王元庆叹了口气，说道，“本来我想亲自负责这件事情，但是‘日本战争’久拖不决，外交方面的麻烦事一大堆，还有军队那些烦人的事情，抽不出太多的精力推进改革。”
“老王，绕了这么大个圈子，就是想让我来做嘛。”
王元庆立即笑了起来。
“没问题，我先通盘考虑一下，尽快给你一份详细改革报告。”顾卫民没有推辞，立即接过了重担。”你说得没错，我们已经到非改不可的地步。国家要想继镂发展，要想实现民族复兴的伟业，我们必须迎难而上。就算前面是刃山火海，我们也不能有半点犹豫。所谓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就算为了我们的子孙后代，我们都要全力以赴！”
“老顾，能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两人都笑了起来。
在民族大义面前，这两位曾经水火不容的领导人站在了一起。
第141章 积重难返
后世对王元庆的评价非常多，在很多人看来，王元庆只能算得上是“功过参半”的国家领导人，但是没人否认王元庆在特殊时期做出的特殊贡献，不管是一意孤行的发动对日战争，还是义无返顾的推行政治改革，王元庆在他那个时代做了应该做的事情，为中华民族复兴做出了卓越贡献。
作为“后来者”，王元庆的很多贡献都不比纪佑国差。别的不说，“政治改革”就足以让王元庆与共和国、乃至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伟人比肩。
如果说王元庆是“自觉自愿”的推行政治改革，肯定没人相信。虽然王元庆与纪佑国的关系非同一般，深得赵润东、彭茂邦、潘云生、庞兴龙等前辈领导人支持，与项铤辉、宗应仁、顾卫民的关系还算不错，甚至得到了绝大部分少壮派军人的拥戴，但是王元庆的基础远不如纪传国与赵润东，上任之初的影响力也比不上纪估国与赵润东，即便打赢日本战争也无法在众多官员心目中树立足够的威望。
实际情况是，王元庆上任的时候，政治改革已经到了不得不改的地步。
当年，纪佑国面临的问题是全球金融危机对共和国经济造成的严重影响，必须设法为成千上万的劳动者提供劳动岗位，让成干上万的家庭获得可靠的经济来源，经济发展成了纪佑国的首要任务。为此，纪佑国启动了“炎黄计划”，依靠超前的科学技术发起了堪称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产业结构调整”，从根本上解决了经济发展问题，甚至为后来应付全球大萧条打下了基础。
王元庆上任的时候，面临的问题就是与经济发展严重倒置的政治体制。
虽然在“产业结构调整”后效的影响下，共和国的经济仍然在继续前进，而且随着全球大萧条结束，世界各国经济逐渐复苏，共和国的经济发展获得了新的增长点，但是国家发展不能以偏概全，更不是一好遮百丑。在广西工作的时候，王元庆就认识到，共和国的所有国内问题都与政治体制有关。
解决不了政治体制产生的问题，任何改革都是换汤不换药。更严峻的是，如果由政治体制产生的问题得不到根本性的解决，“改革”不但会成为既得利益阶层牟取新利益的工具，还会受到民众的坚决反对。不说别的，中南风暴之后，赵润东决定将3家规模最大的国营电力集团拆分成6家规模较小的公司，允许民营资本经营包括聚变核电站在内的电力项目：改变由国家电网集团统一制定电力价格的制度，由各家电力公司直接与消费者签署电力供应合同；打破国家电网集团与国营电力集团的电价的垄断，让民众享受到更加低廉的电价，推动“电力革命”的前进步伐，从而更大限度的扩大国内消费市场，拉动经济增长。该改革方案一出，反对声不绝于耳，就连普通民众都坚决反对。原因无二，民众并不认为能够从这项改革中获得好处，认为国家借此扩大垄断规模，变相增加民众的生活负担。由此可见，受各种弊端的影响，民众已经谈“改革”色变，认为“改革”不是为了“让利于民”，而是变相增加民众的负担。
失去民众支持，改革还能继续下去吗？
一方面，民众希望能够获得更多的好处；另外一方面，民众对改革失去了信任。矛盾相加，后果难以想像！
上任之初，王元庆给李存勋“布置”了一项非常特殊的任务，利用军情局的资源，绕过所有其他部门，在全国范围内秘密进行与民众的生活生产、与改革工作息息相关的“全民问卷调查”。这份调查的内容如何，除了王元庆与李存勋之外，没人知道。
看完调查报告之后，王元庆就一把火烧掉了原件，并且命令李存勋不得在有生之年向任何人提起与调查相关的事情。直到王元庆去世后，李存勋才在其回忆录中提到了这件事。当然李存勋的回忆录在他去世之后才出版。
可以说调查结果足以用“触目惊心”来形容。当时共和国国内矛盾严重到什么程度呢？也许几组数字更容易说明问题。2026年，中央与地方税收总计226478亿元，约占国民生严总值的19。4％。表面上赋税率并不高，但是算上94782亿元的行政收费、127457亿元的土地出让金（全归地方政府）、47567亿元的“其他收入”等“非税收收入”，实际赋税率为42。5％。这个赋税率高不高呢？发达国家中，达到同样赋税率的只有法国与推行社会福利制度最为完善的北欧四国。与这些国家相比，共和国的社会福利低得完全可以“忽略不计”，在2026年的政府开支中，用于教育、医疗、养老等各种社会福利的总支出仅占“税收”的22％，远低于美国的60％、法国的65％与北欧四国的80％。由此可见，共和国的实际赋税率非常惊人，几乎到了民众无法承担的地步。更让人触目惊心的是，绝大部分税收没有用在民生建设上，仅行政开支就占了“税收”的一半以上。
实际情况，肯定比这些数字更加严峻。
除了高额税收之外，共和国的最大问题就是“结构性浪费”。在军情局重点调查的东部与南部发达地区，每年的“结构性浪费”就占到了行政总支出的三成左右。以上海、广州两地来说，仅在2026年就以“公共基础建设”与“公共设施维护”为名，支出了近20000亿元的费用，而这其中，至少有15000亿用在了不该用的地方，比如对建成不到5年的道路桥梁进行重建、花费大量的资金维护还在“保质期”内的基础设施。
导致这些问题的原因是什么？
不用人说，老百姓的心里最清楚。以公共基础建设来说，因为从监管到拨款，大权均掌握在政府手中，最终导致监管不到位、随意拨款的现象屡禁不止，大量资金被用在了与民生无关的工程上，而且工程质量丝毫得不到保证。军情局在重庆调查的时候，听到很多老百姓反应，在20世纪建成的石板坡长江大桥用了快半个世纪了，仍然结构坚固、还能使用至少50年，而在21世纪修建的数座大桥，几乎年年翻新、年年维护，能否使用20年都是个问题。
用西方国家的话来说，共和国政府最爱搞的就是“基础工程”。改革近50年，基础建设搞了50年，仍然年年在搞，年年扩大。原因是什么？不是说基础工程不重要，任何国家要想腾飞，都需要坚实基础。20世纪30年代，美国也轰轰烈烈的大搞基础建设，修建了数条贯穿全美的高速公路与铁路，不但为美园的经济发展打下了基础，还为美国成为超级大国打下了基础。关键是，基础建设肯定有个限度，不可能一直搞下去。从2025年开始，共和国的人口就逐渐减少，正式进入“人口衰退期”，即便共和国的城市化进程还在加快，可是按照各个机构给出的评估，共和国的基础设施已能保证城市化顺利完成，不再需要大兴土木，而应该集中力量解决城市化带来的民生问题。政府乐于搞基础建设，因为这是看得见的东西！
相似的问题还有很多，比如纪佑国通过立法对“公车”做出了严厉限制，却没有办法限制政府以“工作需要”的名义向行政人员发放高额“出行补贴“。换句话说，政府不再为行政人员配公车，却以现金的方式帮行政人员买私车，为行政人员补贴油费。
归根结底，都是政府的权力过大，大到无法监督，也没人可以监督。
巨大的“结构性浪费”，导致了严重的社会贫富差距，也导致了严重的社会矛盾。如果不是“产业结构调整”使共和国建立起了足以与西方国家匹敌的高端制造业，创造了新的出口增长点，共和国的政治问题早就转变成了经济问题与社会问题。仅电动汽车一项，每年就为共和国创造了数干万个就业岗位与数以千亿计的出口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