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野十大虎将传奇- 第42部分

这时，担任1野第1军政委的廖汉生站了出来，提议道：“这个问题好办。1军、2军、7军组成第1兵团，兵团司令员兼政委王震；3军、4军、6军组成第2兵团，司令员许光达、政委王世泰。”

廖汉生的提议，既考虑了各人军旅生涯中任职的因素，又考虑了各人的才能，比较恰当。

但是，廖汉生的这个提议却把他本人排除在外了，而他本人的能力和历史上的任职在当时都是比较高的。

彭德怀问了一句：“那你干什么？”

廖汉生回答：“我还在1军嘛！”

彭德怀以廖汉生提的方案征求其他人的意见，获得通过。随后报经中央军委批准，正式组建了1野第1、第2兵团机构。

后来有人说，以廖汉生当时的资历及能力，当兵团政委名正言顺。

然而廖汉生主动将自己“删除”了，仍然当他的军政委。

由此可见廖汉生的胸怀。

时间再推前几个月，就在这一年的2月间，西北野战军根据中央军委的有关规定和指示进行了整编。西北野战军改称为第1野战军，各纵队改称军，旅改称师。廖汉生所在的第1纵队改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军。纵队原358旅改称第1军第1师，原独立第1旅改称为第1军第2师，独立第7旅改称为第1军第3师。

第1纵队被冠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军”的名称，是按照全国各野战军统一序数排列形成的，本来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是全纵队上下都为这个“第1军”感到特别的光荣和自豪，格外看重和珍惜它。

有第1军，就有第1师，就有第1团。358旅改为第1师，旅里的3个团都想在这次改编中当上“中国人民解放军步兵第1团”。到底哪一个团能成为“第1团”呢？各团积极活动，部队上下还争论了一番。按过去的习惯，一支部队总是把底子最老。战斗力最强的单位排在序列前头。在358旅的3个团里，715团、716团的部队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就诞生了。一个生长在湘鄂边，一个生长在洪湖，其中还有南昌起义的血脉，抗日战争爆发后它们分别由红军师、军合编、缩编而成。这两个团历史长，资格老，能征善战。按常规讲，这两个团都有成为“第1团”的充分理由。

而714团则是在抗日战争中诞生的。1939年在冀中时，由716团抽出的3个老红军连队组建了独立3支队。随后溶入了冀中地方武装。比较起来，这个团只有部分红军底子，建团历史短。但是这个团后来居上，成立后仗打得好，在西北战场上屡建功勋，另外，它在358旅的编制里是第1团，这又使它在编制序列上有话可说。

当时，3个团都要求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团”，尤其是老红军部队715团、716团认为自己的理由更充足一些。廖汉生当过716团的政委，716团还想走走廖汉生这个“门子”，希望老政委能为他们说说话。当时一些师、军干部也认为把刀5团或716团编为“第1团”更好些。

然而，身为军政委、军党委书记的廖汉生却没有偏袒，他在军党委会上提出：714团的资历虽然比不上其他团，但他们在西北战场上仗打得好，工作也出色，尤其是在诉苦运动中带了头，在瓦子街和荔北战斗中两次受到野战军的通令嘉奖，他们的工作堪称第一。按原有编制顺序714团也应排在“第一”。结果大家统一了思想，确定把714团编为“第1团”。

由此又可见廖汉生的胸怀及政治水平。

714团即第1团没有辜负廖汉生和全军上下的期望，始终保持着优良品质，不断创造佳绩，全国闻名的“硬骨头6连”就出自这个团。

廖汉生出生于湖南省桑植县。1927年他16时就参加了农民运动，1928年参加工农武装斗争，长期在湘鄂边苏区进行游击斗争。1933年调任红3军书记员，先后当过军政治部秘书、师政委、军团组织部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期间，历任团政委、旅副政委、代旅长。1944年10月任八路军南下支队第5干部大队政委，率队赴湖北洪湖地区。抗战胜利后任江汉军区副政委、政委。解放战争期间，历任晋北野战军副政委、晋绥军区第1纵队政委、陕甘宁野战集团军副政委、西北野战军第1纵队政委、第1军政委。率部参加了保卫延安、转战陕北、解放大西北等一系列战役。1949年9月率部解放青海，任省军政委员会主任。1952年任西北军区政治部主任、副政委。1954年任国防部副部长。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廖汉生的出生地，距共和国元帅贺龙的家只隔一座山，由他家到桑植县城去，必从贺龙家门前过。桑植百姓口头流传的许多关于贺龙的传奇故事伴着廖汉生长大。

有一次，贺龙的队伍从廖汉生家附近的平坝子经过，廖汉生和村里的孩子们跑到路边田埂上看“过兵”。只见一支队伍走过来，队中一个士兵身后背着几支像古戏里的令箭似的牌子，廖汉生、诉小伙伴：这个牌子叫做“大令”，它到了哪里就代表长官到了哪里，查岗查哨，巡视军情，纠察军纪，下级见了都要向它敬礼呢。

廖汉生正讲得有鼻子有眼，没注意一个留着“一字胡”的军官来到他面前，笑眯眯地问：“你是谁家的小孩子？胆子这么大，敢看兵呀！”

那个时代，老百姓是怕兵的。听说要“过兵”，惟恐躲避不及，谁还敢看呢。

廖汉生一看问话的像是个当官的，便大大方方地回答：“我是廖家的。”

留“一字胡”的长官就是贺龙。

贺龙夸奖了他几句，率队向洪家关走去。从此，这个敢看“过兵”的男孩子在贺龙的脑子里留下了印象。

廖汉生的父亲是桑植县有名的才子，在省城长沙读书期间，曾与湘籍著名革命党人林伯渠结为好友，回乡后致力于乡村教育，在本乡办起小学，教授新课程、新知识。后来，在贺龙再三诚聘下，携笔从戎，到贺龙部队里任职，做些文墨事。

一次，他向贺龙请假回家，要给儿子定亲。贺龙同：“是我见过的哪个敢看‘过兵’的孩子吗？”

“不是，是给汉生的弟弟定亲。”

贺龙说：“那我也提个亲吧。”当下，两人就把贺龙二姐的女儿肖良良和汉生定了娃娃亲。从此，廖汉生也就与贺家结下了不解之缘。

廖汉生10岁时，父亲不幸病逝军中。贺龙的大姐贺民英夫妇把灵柩接回桑植，帮助安葬。以后，廖汉生一家孤儿寡母，经常得到贺龙及其妹妹的关心、照顾。

1925年春，贺龙在澧州当了建国川军第1师师长和澧州镇守使，廖汉生和贺家的两个小孩子被接到澧州过春节。在贺龙就职典礼这天，廖汉生趴在城墙上悄悄观看，只见大操场上，队列整齐，军号齐鸣，贺龙身穿军礼服，腰挎指挥刀，骑着高头大马，绕场一周检阅部队，然后登台发表就职演说。廖汉生听不懂讲的内容，只觉得贺龙威风得很，神气得很。

春节过后，贺龙派了一排兵把廖汉生等几个孩子送到常德省立第二师范学校附属小学读书。

常德是湘西北的中心城市，省立二师是这一地区的最高学府。一个山里伢子，第一次走出闭塞的山区，来到大城市，开阔了眼界，而且感受到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

从1925年到1926年，廖汉生在省立二师附小读了三个学期。头一个学期时逢贺龙担任澧州镇守使，廖汉生放假回来就在贺龙那里住。第二个学期贺龙被军阀赵恒惕逼出澧州，廖汉生的钱用光了，就给贺龙写信求援。贺龙很快寄来30元钱，这样才又上了第三个学期。到第三个学期结束时，贺龙已经带队北伐远去了，廖汉生学费没有着落，只好辍学回家。

廖汉生不甘心就此中止上学，回到家乡后又进入桑植县高小，学完了最后一个学期，总算毕了业。

在第二师范附小时，廖汉生曾有一个理想：发奋读书，争取毕业时考上前两名，保送升入师范免费学习，然后像父亲那样当个乡村教师。可是事与愿违，从桑植高小毕业后，家里实在没钱供他外出继续求学，他向母亲哭闹了一通也无济于事，只得留在家中一边干农活，一边帮别人带小学生。

1927年夏，湖南农民运动的浪潮波及到偏僻的湘西山区，廖汉生和本乡几个高小毕业同学积极投身其中。他们从县城领回宣传品，在集市上贴标语，喊口号，出头露脸，万人瞩目。然而不到一个月，反革命的血雨腥风又刮到桑植，刚刚兴起的农民运动被镇压了下去。反动乡长放出风来：“要教训教训这帮不知天高地厚的学生崽！”

一起闹农会的同学，有的见风使舵，投靠了团防队；有的胆小怕事，活活吓死了。廖汉生无法在家里安身，于是投奔到贺龙的大姐贺民英处避难。

当时，贺家几姐妹不甘心受压迫，又受了贺龙的影响，先后拿起枪来自卫。廖汉生原来只想在贺民英处暂时避一避风头，结果却从此投笔从戎，像贺龙及其姐妹那样走上一条武装反抗旧制度的道路。

也就在那一年的秋天，一个消息震惊了桑植：“贺龙参加共产党的南昌暴动啦！”

人们惊愣未定，又一个消息接着传来：“南昌暴动垮台啦！”桑植县里谣言四起，传说贺龙已经死了。

然而“湘西活龙”贺龙是大难不死的。

1928年3月，贺龙和周逸群、贺锦斋等人辗转回到桑植洪家关。乡亲们闻讯都赶来看望，就连堂堂的县长也慑于贺龙的声威，赶来拜见他。人们散去以后，贺龙对亲友们公开宣布：“我现在已经是共产党了。南昌暴动虽然失败了，但是共产党人是杀不完的。我们回来就是要重新组织工农武装！”

后来，廖汉生从贺龙那里逐渐听到：国民党背叛革命以后，贺龙断然拒绝蒋介石高官厚禄的拉拢，毅然接受共产党领导，率领国民革命军第20军参加了南昌起义，并出任起义军总指挥。在从南昌向广东转战途中，贺龙由周逸群介绍加入了共产党。起义军失败后，他经香港到上海找到党中央，要求回家乡重新搞武装，而后经武汉、洪湖等地回到桑植。

贺龙一声号召，贺家亲戚朋友和旧部属纷纷响应，几天时间就在工农革命军的大旗下聚集起上千人的队伍。17岁的廖汉生也加入其中。

不久，白军前来“进剿”。为了便于作战，贺龙把一些妇孺亲属交给贺民英姐妹。廖汉生本想跟着工农革命军走，因为那里人多枪多好打仗，贺龙却要他跟在贺民英身边。

刚刚组织起来的工农革命军首战失利，大部溃散了，只剩下少部分人和亲属们跟着贺龙向山里退去。这期间，廖汉生目睹了贺龙与堂叔间发生的一场“家庭纠纷”。堂叔生气地指责贺龙：“你当过镇守使，当过军长，是有前途的。为什么要当共产党？脱下将军服穿粗布衣，脱下皮鞋穿草鞋，图的是什么？”

贺龙斩钉截铁地回答：“我找真理、找出路，找了半辈子，现在总算找到了，就是把我脑壳砍了，也要跟共产党走到底片

从这场“家庭纠纷”中，廖汉生看到贺龙跟着共产党的坚定信念，也进一步明确了拿起刀枪跟贺龙的决心。

贺龙重回洪家关后，又召集起几百人。

在工农革命军初创时期，廖汉生目睹了这支队伍的三起三落。在最困难的1928年冬天，工农革命军在石门县遭受严重损失，师长贺锦斋牺牲，贺龙率部撤回桑植边界的大山里。廖汉生受贺家姐妹的派遣，给部队送去一些过冬物资。在工农革命军驻地，廖汉生看到原先几千人的队伍只剩下不足百人，天已下雪，部队还穿着单衣，贺龙的脚上套着一双烂草鞋；招待他们吃饭，端上来的只有一碗苞谷糊糊……

但是贺龙没有退缩，他继续坚持斗争。工农革命军历经考验，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终于发展为一支坚强的红军队伍。

1929年春，贺龙率领红军相继解放了湖北鹤峰和湖南桑植两座县城，建立了湘鄂边苏区。

廖汉生受命回乡组织农民协会，后被推举为代表，参加了县农会，那年秋天，廖汉生已满18岁。尽管他早在两年前就参加过农民运动，然而，他一直把这一年看做是参加革命的起点。如火如荼的工农武装斗争使他选择了人生的道路，轰轰烈烈的苏维埃工作给了他思想的启蒙，而叱咤风云的贺龙更是对他走向革命产生了直接的深刻的影响。

从1928年春参加贺龙发动的工农武装斗争时起，廖汉生就一直渴望成为一名正规的红军战士，渴望能够跟着贺龙痛痛快快地打胜仗。

以后，廖汉生看到往日的同学、一道参加革命的游击队员。同在桑植县苏维埃工作的红小鬼，进了红军主力部队后进步很快，短短两三年间已经成为师、团指挥员，而自己却还是一个普通的游击队员。他有些不服气，为此三番五次要求离开贺民英的游击队，到红军主力去。然而，每一次都受到贺家姐妹的坚决挽留，受到贺龙的耐心劝说，因此没能实现。他只好一直跟在贺民英身边，继续当一个游击队员。

后来，贺民英为了满足他的好胜心，“提拔”他为游击队文书，掌管贺民英的名章。每次有事需要与外界进行信件联络，由他根据贺民英的口述写个便条，盖上章子，作为游击队的公文。

贺民英游击队的主要成员是贺家几姐妹及其亲属、旧部，领头的是贺民英，年纪最大的有五六十岁，最小的仅七八岁，男女老幼加起来有二三十人。这支队伍虽然人数不多，没有正规编制和正式番号，但在湘鄂边乃至整个湘鄂西苏区名气很大。红军指战员按照贺龙对贺民英的称谓，尊敬地称它“贺大姐的队伍”；老百姓根据贺民英的乳名“香姑”，习惯地叫它“香大姐的队伍”；国民党反动当局则骂它是“女共匪贺仙姑的队伍”。

就是这样一支小小的游击队，长期坚持在湘鄂边苏区。

1930年春，贺龙率领湘鄂边红4军东下洪湖地区，与周逸群、段德昌领导的红6军会合，组建红2军团，创建了以洪湖为中心、规模宏大的湘鄂西革命根据地。

廖汉生跟随贺民英送走贺龙以后，登上鹤峰与桑植交界的四门岩山区，在那里建立了游击队的基本营地。

他们在四门岩山区与敌人反复周旋。湖南的敌军来了，他们就跑到鹤峰一侧；湖北的敌军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