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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牧浩洋也认识到了这个问题。
虽然戚凯威在五月份的时候，向黄瀚林提交了一份报告，声称只要获得了足够的支持与保障，陆军能在二零五四年攻占莫斯科，牧浩洋也没有提出异议，但是牧浩洋并不相信，陆军能在二零五四年彻底打垮俄罗斯，因为俄军很有可能放弃莫斯科，退守圣彼得堡，从而使陆军继续在大陆战场上增兵。
按照牧浩洋的估计，陆军大概要到二零五五年夏天，才能彻底击败俄罗斯。
到时候，用在大陆战场上的地面兵力肯定会超过两百万，而陆军在二零五五年夏天之前的作战兵力也就只有两百万左右，也就是大约四十个集团军。也就是说，如果其他战场上的战斗没有结束，陆军将出现兵力紧缺。由此产生的结果就是，陆军根本不可能在西南太平洋还是提供帮助。
对牧浩洋来说，也就只能把希望寄托在陆战队身上了。
问题是，到二零五三年五月，只有四个陆战师获得了地面战平台，兵力在八万左右，相当于两个陆军集团军。更重要的是，新生产的地面战平台主要提供给陆军，陆战队获得的只有陆军的三分之一。也就是说，即便到了二零五四年底，陆战队的作战部队规模也不会超过五十万。
即便能在二零五四年凑齐五十万陆战队，也不见得能够打下澳大利亚。
要知道，牧浩洋做出的评估是以二零五三年底的情况为准，而到了二零五四年底，美军在澳大利亚的部署肯定会大幅度增强，而且谁也不能保证，在二零五四年的海战中，中国海军依然能够保持优势。
别的不说，二零五四年，美军将有六艘航母服役，而中国海军的第三批“泰山”级要到二零五五年才能服役。也就是说，如果没有爆发战果悬殊的海战，到二零五四年底，美国海军将重新夺回兵力优势。
面对这一境况，牧浩洋感到非常无奈。
可以说，他不得不放弃进军澳大利亚，或者说是从东南亚进军澳大利亚的想法，只能再次把重点放在海战上，即从西南太平洋向南推进，首先夺取所罗门群岛，进入珊瑚海，再进军澳大利亚。
这条战略进攻线路，有一个极为明显的好处：需要的地面部队更少。
当然，问题不仅仅是地面部队不够。
最大的问题，应该是运输能力欠缺。
事实上，地面兵力与战略投送能力是交战双方都得面对的难题，而且是在战略层面上制约双方的主要因素。
相对而言，这两个问题对处于战略进攻的一方的影响更大。
比如，在战争爆发后，美军就受地面部队不足、以及战略运输能力不足影响，在多个战场上错失了扩大战略进攻的机会，最终丧失了战略主动权，只能转为进行战略防御，以减轻战线上的压力。
现在，这两个问题落到了中国军队身上。
回头来看中国在中亚的行动，特别是在哈萨克斯坦的行动，就能发现，中国军队的所有行动都与运输能力有关。说得明白一些，哈萨克斯坦的最大价值，就是其铁路运输系统为中国军队提供的帮助。
问题是，中国陆军正处于转型阶段。
从战术上讲，中国陆军的进攻行动不再围绕着地面交通线进行，而是把空运当成了主要的运输手段。
也就是说，战略空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事实上，这也正是中国陆军转型的重点。从价值上讲，这彻底颠覆了地面战争的面貌，也彻底改变了陆军的战术体系。
牧浩洋与戚凯威都知道这次变革有多么重大的意义，所以都在努力推进变革，而没有因为战场形势需要放弃努力。
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陆军能以多快的速度在战场上推进，主要就由空运力量决定。
问题是，在战争爆发初期，中国的战略空运力量还处于起步阶段，也就是还不具备支援陆军发动战略进攻的能力。
即便到二零五三年底，大型电动运输机的总装备量也只有一千架左右。
如果以支持十个集团军在前线作战，而且空运承担百分之四十的运输量，至少需要两千架运载能力为二百四十吨的大型电动运输机，或者是一千六百架运载能力为三百六十吨的大型电动运输机。
这下，问题出来了。
新式大型电动运输机要到二零五三年底才能投产，几家主要的飞机制造厂都在转产，即准备生产新式大型电动运输机，并没有积极提高DY…1型电动运输机的产量，或者说没有全力提高产量。
如此一来，最快要到二零五四年底，DY…1型与DY…2型的总量才有望突破两千架。
也就是说，要到二零五四年底，中国的战略空运力量，才能支持陆军在某个战略方向上投入十个集团军。
当然，这是十分保守的估计，或者说是以第一阶段战争动员为准做出的评估。
到二零五三年底，中国完成了三个阶段的战争动员，国家全面进入战争状态，各类武器装备与战争物资的生产效率达到了设计值的百分之百，相对于在第一阶段战争动员的基础之上提高了一倍。结果是，到二零五四年，中国空军获得了三千架DY…1与两千架DY…2，战略空运能力比预计的提高了百分之一百五十。
事实上，陆军的动员速度也大大超过了预期。
到二零五四年底，陆军的作战部队将超过三百五十万，比之前估计的两百万多出了百分之七十五。
至于陆战队，到二零五四年底，作战部队也超过了四十个师，大约八十万官兵。
也就是说，到二零五四年底，中国军队有足够的能力在两条主战战线上发动进攻，而不会存在兵力与运力不足的问题。
到时候，真正拖后腿的不是地面部队，而是舰队。
要知道，地面战平台与大型电动运输机的生产效率能够迅速提高，可是战舰、特别是大型战舰的建造速度却很难大幅度提高。也就是说，海军不可能像空军与陆军那样，在战时出现爆发式增长。说得准确一点，海军的爆发式增长有一个延迟期，一般在两到三年左右，即在战争爆发后两到三年，海军的增长速度才会大幅度提高。在此之间，海军实力很难得到实质性增长。
事实上，这也是为什么要在和平时期维持一支大规模舰队的必要性。
美国人很重视这个问题，而且做了充足准备。
可惜的是，中国海军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或者说中国海军因为没有打世界大战的经验而没有意识到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第一百二十三章 欧洲联邦
第一百二十三章 欧洲联邦
牧浩洋除了承认现实之外，能做的就是想办法解决遇到的难题。
五月底，在牧浩洋主动提议下，黄瀚林答应对军事体制做出调整，成立由三军一兵参谋长组成的参谋长会议，由戚凯威担任参谋长会议主席，周渝生出任海军参谋长、母祁铁与庞跃龙分别担任空军与陆战队参谋长，牧浩洋以海军元帅身份出任战争部长，而参谋长会议直接向战争部负责。
如此一来，总参谋部实际上不存在了。
严格说来，是总参谋部转变为战争部，战争部长的主要工作，不再是指挥作战，而是策划与组织作战行动。
这个调整，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
在此之后，牧浩洋不再直接负责作战事务，他的主要工作就是帮助提出作战计划的参谋长进行军事组织。
说得形象一点，牧浩洋主要负责支持各军兵种作战，并且协调解决军兵种矛盾。
战后，有很多人认为，牧浩洋完全没有必要这么做，甚至有人认为，这次组织结构调整起到了负面效果，比如降低了中国军队的协同作战能力。但是客观的讲，这次调整在很大的程度上，促成了军队内部的团结统一，更有效的调动了军队的积极性，也妥善合理的解决了军队内部的矛盾。
别忘了，在牧浩洋提出进行组织结构调整的时候，他与戚凯威的矛盾已经公开化。
虽然在阶层上，牧浩洋是总参谋长，比戚凯威高了一级，因此有权力主导与决定所有战场上的作战行动，但是牧浩洋很有自知之明，即在地面战场上，他取代不了戚凯威，而且戚凯威也无法在海洋战场上取代他。由此产生的结果就是，如果他与戚凯威的矛盾得不到妥善解决，迟早会酿成大祸。
事实上，军队高层的矛盾已经产生了负面影响。
从事后的角度来看，如果牧浩洋与戚凯威能够齐心协力，中国军队在二零五三年就能扭转战局。办法很简单：在大陆战场上采取防御态势，仅保持较高的军事压力，不断消耗俄罗斯的有生力量，从而迫使美国出兵俄罗斯。以俄军的作战能力，中国陆军只需要在大陆战场上投入六个集团军就能达到这个目的。也就是说，到二零五三年底，中国陆军将有大约八个集团军可以调用，算上陆战队的可用兵力，肯定能凑齐五十万地面部队，也就有能力攻打澳大利亚。
有理由相信，牧浩洋已经认识到了这个问题。
说白了，他与戚凯威，必须有一个人做出让步，才能解决矛盾，而牧浩洋选择了自己做出让步。
问题是，牧浩洋必须放弃他所坚持的战略主张，即以太平洋为主战场。
当然，这也说不上放弃，只是做出了妥协，即在大陆战场取胜之前，太平洋战场只是次要战场。
事实上，战后很多人就对此表达了不同的观点。在这些人看来，如果牧浩洋不是以妥协的方式与陆军和解，而是撤换戚凯威，恐怕结果会更好一些，毕竟陆军中并不缺乏顶替戚凯威的将才，比如魏成龙就有足够的能力取代戚凯威，可是在海军中，真正能够顶替牧浩洋的将领，要到两年之后才会出现。问题是，在二零五三年中期，牧浩洋肯定不可能让戚凯威下课，因为他没有这个权力，黄瀚林也不会让他这么做。结果就是，牧浩洋只能主动让步，结束毫无意义的陆海之争。
当然，客观的讲，戚凯威也没有错。
要说什么的话，只能说戚凯威有不同的战略主张，而且坚信他的战略主张更优秀，并且极力坚持而已。
事实证明，戚凯威的战略主张确实也没有错。
从战略上讲，把重点放在大陆战场上，至少符合中国的基本国家战略，即中国在本质上是一个大陆型国家。从现实中来看，在大陆战场上取得胜利，能够带来非常直接的效果，即策动欧洲参战。
这一点，在六月初就显现了出来。
当时，戚凯威对大陆战场上的兵力部署做了调整，把攻占了马加丹的第六十五集团军与第一六五集团军抽调出来，派往西伯利亚战场，替换下了第三十八集团军与第十五空降集团军，随后由把第十六空降集团军派往哈萨克斯坦，充当第四十二集团军的预备队，摆出了在中亚开打的架势。
这一系列的调动，只是在为年底的战略进攻做准备。
只是，在此之前，就已产生影响。
六月十日，随着意大利国会以微弱多数通过了组建联合政府的法案，法德意三国成立联合政府已成铁板钉钉的事情。
当然，这只是一个没有太大实权的联合政府。
从法理角度上讲，法德意三国还得进行全民公投，才能决定是否以联邦的形式建立一个崭新的欧洲国家。
只是，到了二零五三年中期，法德意三国的民意已经倾向于成立“欧国”。
原因很简单，如火如荼的世界大战，已经让所有欧洲人感觉到了威胁，更让欧洲人认清了现实。
在未来的世界中，松散的欧盟组织根本不可能捍卫欧洲的利益。
当然，最根本的影响，还是在对战争结果的预测上。
要知道，在战争爆发的时候，很多欧洲人都看好美国，法国甚至出现了反政府骚乱，示威民众要求法国政府放弃亲华政策。可是到了二零五三年六月，随着中国在各个战场上反败为胜，欧洲民众对战争结局的看法也发生了变化。根据六月初的民调，有百分之五十四的法国人、百分之六十二的德国人、百分之六十八的意大利人不看好美国，而认为中国将取得最后胜利的民众，已经占到了百分之三十七，比半年前提高了十二个百分点，相信美国能取胜的民众则降低到了百分之十四，比半年前降低了三十七个百分点。由此产生的结果就是，欧洲人必须面对一个全新的战后世界。
事实上，这完全可以理解。
如果美国取胜，那么世界格局不会发生太大的变化，而且欧洲作为美国的传统盟国，肯定能分到一杯羹，哪怕不会太多，也足以确保欧洲在战后的世界格局中，仍然是仅次于美国的第二极。
对于欧洲人来说，这已经足够了。
别忘了，欧洲与美国同祖同源，就算不能取代美国，也足以保证绝大部分欧洲人能够维持战前的生活水准。
如果美国战败，那么欧洲的立场将直接决定欧洲在战后的国际地位。
要知道，中国是改变世界秩序的推动者，当中国成功达到了目的，获得好处的绝对是那些支持与协助中国的国家，保持中立的欧洲绝对不可能成为战争的获益者，也就不可能保住原有的国际地位。
事实上，这已经有征兆了。
早在二零五三年初，即策划伊朗参战的时候，中国国家元首就公开表示，中国将在战后确保所有东方同盟集团成员国的利益。虽然黄瀚林没有提到用什么方式来兑现承诺，但是白痴都能想到，利益总量并没增加，变化的只是利益分配手段。也就是说，中国必然会跟同盟国分享战争红利。
欧洲不是中国的同盟国，显然不可能分到好处。
这样一来，也就不难理解欧洲人为什么会发生如此显著的转变了。
如果中国能够取胜，那么欧洲的唯一选择就是尽快参战，而且是以中国的盟国参战，确保在战后能够获得一席之地。
当然，分散的欧洲，将很难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甚至不会得到中国重视。
要知道，在某种意义上，四分五裂的欧洲对中国提供的帮助甚至比不上印度，也就不可能得到中国垂青。
如此一来，就得在参战之前实现统一。
只有统一的、强大的欧洲，才有能力在战争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也才有能力在战后维护所有欧洲人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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