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名字叫肖恩。这是个爱尔兰名字。你可能看出来了，我不是爱尔兰人，我身体里没一点爱尔兰血统，就因为我妈妈喜欢这个名字——三十年前，爱尔兰的东西是很流行的。我可能没法客观地讲述坦德莱奥的故事，对此我很抱歉。
我的天赋是数字。也就是说，我是个难得的会计。我干得很不错，就是不怎么特别地喜欢这行。这也是为什么我的公司只给我一些零碎工作干的原因。其中之一就是在克奈尔街上的非洲·加勒比海·世界饭店。它被称为“我的国度”——菜单每星期都换，用餐环境很棒，音乐好听极了。
去那儿工作的第一天我穿了西装，怀顿——饭店的老板把我取笑了个够，所以我再也不在他们面前打扮了。
平时我就坐在一张桌子边，一边翻看他的增值税账目一边跟着鼓点和贝斯的节奏摇头晃脑。
怀顿总想在账本上耍些新花样，我就负责查看这些小花招哪些可行哪些会捅娄子。然后他在我的咖啡里兑点从牙买加进口的利口酒①打发一个下午——如果我要自己付账似乎是对他的侮辱。
【①利口酒：一种味道强烈的酒精饮料，通常在饭后少量饮用。】
一天怀顿对我说：“你应该来看看我们晚上的表演。很棒的音乐。不是这种砰砰砰的。也不是那些该死的DJ放的那种。真正的音乐。现场音乐。”
然而我的伙伴都喜欢那种该死的DJ放的音乐和砰砰砰的音乐，所以我（奇qＩsuu。cＯm書）就一个人去了“我的国度”。
门口排了队，但门童点头让我进去了。
我在吧台前的一个椅子上坐下点了一杯特别咖啡——这里最受欢迎的咖啡。
演出已经开始了，舞台正在升起来。那支乐队很擅长让一个地方的气氛活跃起来。舞蹈结束后，首席吉它手向舞台后面做了个手势。一个女孩站到麦克风前。我认出了那个女孩——下午她总在这里做女招待。她是个瘦小安静的姑娘，是不引人注目的那种，但她那头尖刺样的短发除外——好像它们是剃光了头后刚长出来的。
她站在麦克风前腼腆地微笑着，然后开始唱起来。我很好奇自己怎么从没注意过她。这是首抒缓、沉静的歌。我听不懂歌词，我也不需要懂，她的声音说明了一切：错过、伤害和失去的爱。低音和旋律带出了每个音节里的深沉和伤感。她赤着脚，那样子瘦弱得似乎朝她吹口气她就会断成两半，但她歌声中有种石头般坚强锐利的力量在说：我曾经历过我所唱的。时间停滞了，她抓住最后一个音符然后轻轻吐出。
“我的王国”沉寂了片刻，然后像炸了锅似的掌声雷动。
女孩羞涩地行了个屈膝礼，在欢呼和口哨声中下了台。两分钟后她又回来工作，清洗玻璃杯。我不能把视线从她身上移开。五分钟里你就能轻易地陷入了爱河。
当她过来收拾我的杯子时，我所能说的就是：“你……你真棒。”
“谢谢你。”
就是这样。我遇见了坦，朝她说了三个字，然后爱上她。
我一直不会念她的名字。当酒吧下午没人时我们在桌子边聊天，在我扯着嗓子发元音时她总是摇头。
“莱奥。”
“你叫‘阿欧’？”
轻柔的尖刺头会再次摇摇。她也一样发不准我名字的音节。她总是念成修恩。
“不对，应该是肖恩。”
“修恩……”
所以我就叫她坦，对我来说“坦”这个名字就意味着她是惟一、优中之优、群峰之王，永远的第一。而她则叫我修恩，就是英语中的阳光。
一天下午她换班了，我问怀特老板坦德莱奥是个什么地方的名字。
“我的意思是，我知道那是个非洲名字，我能从它的发音听出来，但非洲是个很大的地方。”
“是的。她没有告诉你吗？”
“还没有。”
“等她准备好了就会告诉你的。看来，会计先生，你还真陷进去了。”
两周后的一天她来到我的桌子边，在我面前把一张张表格像塔罗纸牌一样铺在桌子上。它们是社会保障申请表、收入补助、住房津贴。
“他们说你很擅长数字。”
“他们有些夸大其词了，不过我可以看一下。”
我翻了一下表格，“你工作时间太长了……他们想扣你的津贴。这是典型的福利圈套。他们让你干活却不肯付钱。”
“我需要工作。”坦说。
最后一张是安置办公室的收容所搜寻人员表格。我把它抽了出来打开。她一定看见我睁大了眼睛。
“基奇奇，在肯尼亚。”
“是的。”
我看到了更多。
“上帝。你从内罗毕出来。”
“是的，我从内罗毕出来。”
我有些迟疑地问：“是不是很糟？”
“是的。”她说，“我很糟。”
“我？”我说。
“什么？”
“你说‘我’，‘我’很糟。”
“我的意思是它，它很糟糕。”
沉默让人很不舒服，甚全是致命的。几个星期来我一直想说的话却怎么也说不出口。
“我能带你去什么地方吗？现在？今天？等你干完活，你想去吃点什么吗？”
“我很愿意。”她说。
怀顿放她早点下班。我带她去了唐人街里一家很有名的餐馆——那里的服务生在你进去前会问你想花多少钱。
“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当第一道菜端上来时她问。
“尝尝看。你会喜欢的。”
她用筷子拨拉着馄饨。
“馄饨不好吃吗？”
“现在我想告诉你关于内罗毕的事。”她说。
端上来的食物很贵、很丰富、造型也很精致，但我们几乎一点都没动，一道菜接一道菜几乎原封不动地又撤回了厨房。
坦述说着她的故事：基奇奇的教堂，内罗毕的难民营，民防队女郎的生涯，恰卡毁了她的家人、她的事业、她的希望、她的家园，几乎毁灭了她的全部生活。
我在电视上看到过进犯的恰卡。和大多数人一样，我把它当作自己生活的背景音乐：哦，哇，有个能不断生长的外星生物控制了南半球；这可太糟了，狩猎旅游和里约热内卢的狂欢要泡汤了；真是混帐，下次世界杯足球赛看不到巴西队了。不过仅此而已，我们真正关心的是下周制桶公司的账要到期了；缅因路球场的股票正被看好；利率又涨上来了。异乡了，感伤的异乡人。另一个人道主义灾难。我感受着内罗毕——世界头号大城市陷落，试图让自己相信这不是好莱坞电影，这不是布鲁斯·威利在对抗机器人，而是一千二百万人在被黑暗吞噬。
和我的大多数朋友、同事不一样，当我想像着恰卡的壁垒向内罗毕市中心的高楼靠近时，我感到身体里有什么东西在痛苦地搅动，像是在我心上踢了一脚。没多久，我已经绕到了粉饰太平的世界背后，看到了真实的生活。现在黑暗已经把真实生活的一支触角伸向了曼彻斯特的大街上。
在最后一张饭桌的最后一支蜡烛边坦告诉我她和其他的肯尼亚人是怎样来到法国的戴高乐机场，在欧洲限额难民营混乱地过了几个月——感受着落后、文化冲击、像狗屎一样的穷困潦倒，直到在一个阴沉潮湿的夏天到达英国。
听到这些，我沉默了，我找不到合适的词来安慰她。后来我说：“你愿意和我回家喝杯酒或咖啡，或者随便什么东西？”
“好的。”她的嗓子因为说话太多变得沙哑低沉，反倒更具魅力，“我很愿意。”
我留给服务生一大笔小费。
坦很喜欢我的房子。这么大的空间让她惊讶。
我让她舒服地盘坐在沙发上尽情享受宽敞的感觉，我则去开了瓶酒。
“这真不错。”她说，“温暖、宽敞、漂亮，又是你自己的。”
“是的。”我俯下身吻了她。
还没等自己意识到，我已经抓起了她的胳膊，轻吻着她芯片周围泛红的肌肤。
那晚坦和我睡在一起，但我们没有做爱。她蜷缩着躺着，纯真无邪地枕在我的腹部睡到天亮。她经常在梦中哭叫。她的皮肤有股非洲的味道。
那些杂种取消了她的住房津贴。坦非常气愤。房子是她的一切。她的生活就是在寻找一块属于自己的地方：安全、可靠、稳定。
“你有两个选择。”我说，“一，放弃这里的工作。”
“永远不。”她回答，“我工作。我喜欢工作。”
我看到怀顿在吧台后面闪闪发光的玻璃杯前笑了。
“那么，就只有第二个选择了。”
“是什么？”
“搬来和我住。”
她花了一个星期考虑。我理解她的犹豫——我的家是安全、可靠、稳定的地方，但不是她自己的。
星期六我接到了她的电话，问我能否帮她搬家。于是我去了她在索尔福德①的公寓。
【①索尔福德：英格兰西北部的一个自治市，位于曼彻斯特市附近的曼彻斯特船道旁边。】
房间简陋寒冷，家具都是救济商店的，装修很难看。房间里有麻醉品的味道。电视机有声音，却没图像；三个不同的内置扬声器在各唱各的。
当坦在收拾她的东西时，她的室友们好奇地盯着我看，好像我是从恰卡里出来的什么东西。
坦拎了两个袋子——一个装着衣服，一个装着唱片和书。我把它们塞进汽车的后备厢，她和我回了家。
我和坦开始了一起的生活。
她跟着我放的音乐哼着歌，把她的书放在书架上，衣服放进抽屉里。不管有没有理南，她都喜欢点上明亮的蜡烛。她极其重视清洁，总是要在浴室里花许多时间，用掉成卷的厕纸。她不愿向我借钱，总是谨小慎微地管理着她那一点点财产。
她仍在“我的国度”工作，每个星期五唱歌。每次她站在舞台上都会让我心醉神迷。
她话不多，在我看来这让她有种忧郁深沉的特殊魅力。她也很少笑。不过一旦她微笑，那种美丽激荡得我神魂颠倒，犹如匕首插在胸口上的那种尖锐的幸福感。
性是一种不同的尖锐快乐——但似乎对她来说很困难，做爱时她总是很紧张。我想她能从中感受到愉悦，但她谨慎地控制着……那是属于她的，是她自己的。她从不让自己沉溺在快乐的享受中。在内心她还是只惊魂未定的小动物。她比自己的实际年龄看起来成熟得多。不过在我们跳舞的时候，有种力量——和她的歌声中相同的力量——激活了她的身心，让她散发出迷人的性感魅力。这让我惊讶地看到了一个开朗的、生机勃勃的、活泼的18岁少女。
她爱我。我也爱她，爱得那么强烈，简直有些疯狂。我会凝视着她忘记了自己在做的事……我会贪婪地看着她打电话，看她如何拨弄着电话线，看她怎样盘着腿看电视，看她早晨怎样刷牙。我会在晚上醒来，只为了看她熟睡的样子，检查她是否在呼吸。我神经质般地莫名恐惧着，害怕会有什么东西把她从我身边带走。
她在冰箱上贴了一张非洲的卫星照片。她指给我看云层下那些圈形恰卡移动的痕迹。每星期她都更新一张。一周周过去，那些圈融合了。我们生活在一起，那些圈也合并了。时间流逝。她的家园被夺走了。她的父母和妹妹还在那下面，在那些蓝白相问的云层下。这些圈环正逼得他们走投无路。
她从不让自己忘记是她舍弃了家人。她从不让自己忘记她是个难民。这使她显得更沧桑，从某方面说，比我还苍老。她之所以整天忙忙碌碌地收拾屋子就是为了好让自己没时间去想这些。只要注意力稍有些分散，所有痛苦的往事就都会浮现出来。
星期天她喜欢为我做饭，每次经她这么一折腾，厨房里在接下来的一周都会留下一股驱之不散的怪味。她煮的饭菜其实很难下咽，但我从没告诉过她。
我坐在厅里望着她边哼歌边剁着从加勒比海商店买来的东西，我喜欢看到她从不向外人展示的另一面。突然，我见她放下刀，用卡兰京语骂了一声，把手指放进嘴里吮。我像子弹一样快速地冲过去。
“该死，该死，该死。”她咒骂着。伤口很深，血从她的食指涌了出来。我把她的手指放在水龙头下用冷水冲，然后去找药箱。很快，我带着纱布、橡皮膏和拯救世界的架势回来了。
“没事了。”坦举起手指说，“好多了。”
刀口已经消失了。没有血，没有伤疤。只留下一条微微隆起的红色长条痕。
我亲眼看着条痕也在慢慢消失。
“怎么回事？”
“我不知道。”坦说，“但它好多了。”
我没再问下去。我不想问。我不想让坦的生活更复杂，增加更多的麻烦，她在过去遭受得够多了，太多了。我知道这一定和外星生物有关；没人的伤口会像这样痊愈的。我以为只要我不理会它随它去，我们就不会再有麻烦，但我却没料到后来的爆炸。
有些该死的新纳粹或其他什么人经常炸同性恋酒吧。伦敦、爱丁堡、都柏林等地都有这样的爆炸案，而且总是发生在星期五下午——工作结束，周末开始的时间。曼彻斯特一直保持着警戒。所以那些爆炸者选择了星期二的午饭时间，把半公斤裹了钉子和刀片的塞姆汀塑胶炸药①放在克奈尔街一个酒吧外的桌子下。没人死亡，但一位坐在旁边桌子的女士失去了膝盖以下的双腿，还有超过五十个人受伤。
【①塞姆汀塑胶炸药：一种炸药的商标名称。】
坦正要去上下午的班。炸弹爆炸时离她只有二十米远。在电台里播放新闻的同时我收到了医院打来的电话。
“把这他妈的工作放在那儿。别干了。”老板威利命令道——我哪里还用得着他下命令。
曼彻斯特皇家医院的急诊室一片混乱。我看见医生们一路小跑着奔来奔去；一有人进来大伙就都抬头看看是谁，一个个都神情紧张害怕不已；警察在做笔录；走廊上都是手推车。我想这情景也许和内罗毕的最后时刻有点像。
接待处让我在一个房间里等一位医生。我恰好在走廊上就遇见了要见的医生——一个身材娇小，一脸疲惫的中国女孩。
“哦，基登先生。你和柏小姐住在一起，是吗？”
“是的，她怎么样了？”
“嗯，她被送来时全身多处受伤，上身、左脸、左上臂和肩膀……”
“噢，天啊。她现在怎么样了？”
“你自己去看看吧。”
坦正沿着走廊走过来。要不是她穿着医院的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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