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意思是说，如果在《南方周末》看到相关文章的不是夏青，在互联网上搜索节目的也不是廖珂，而是中国另外一家强势电视媒体，如央视或上海文广或其他什么卫视，并迅速付诸行动，很难说不会复制中国版的“××偶像”之类的收视神话，也就是说，众多国家在同一节目上的成功，会让我很自然地认为，在西蒙·富勒的节目模式中，已经具备了足够的成功因子，各国电视人所要做的，无非是根据本国的国情及文化，让它落地开花，这也是美国福克斯电视台愿意花上大把的美钞购买其版权的原因。
夏青和廖珂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们没花一分钱的版税并且行动迅速。在此，我忍不住要提醒英国和美国的版权组织，你们在中国反盗版的工作真是任重而道远。
其实不用我提醒，据说英国“流行偶像”版权所有人就曾扬言要跟天娱传媒、湖南卫视打官司，只是不知道最后为什么不了了之。
在这个问题上占了便宜的湖南娱乐频道和湖南卫视，是应该给夏青和廖珂记上头功的。当然，娱乐频道和湖南卫视都不会这样做，他们会让夏青和廖珂撇清跟西蒙·富勒或“美国偶像”的任何关系，以证明“超级女声”完全是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电视湘军品牌。
问题是，当其他兄弟电视台对“超级女声”改头换面，再回过头来与湖南卫视进行同质PK时，你也就无话可说了。
道理很简单，你可以克隆别人，别人为什么不能克隆你？
互相抄来抄去的结果会怎么样？
这种同行业的模仿与被模仿，当然不仅仅限于电视节目。在其他领域也是这样，哪个行业、哪种模式一赚钱，必定跟风者云集，直到把这一行业、这一模式彻底做乱掉。
其恶劣影响不限于此，它使真正下工夫投资的原创者、研发者得不偿失，进而使社会弥漫着投机取巧的浮躁气氛。
另外一种具体的假设是，如果“超级女声”等系列品牌能够在国内拥有版权，以其不被模仿、拷贝、克隆的独一无二的排他性，而且实际上也能从根本上杜绝同质化竞争的话，它又将会做成多大的蛋糕？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也付给人家近亿美元的版权费又怎么样？
要知道，“美国偶像”版权投入与节目业绩收入的比例是1∶9。
在目前的中国，这当然仅仅是一种假设。
我们的企业太急功近利了，为此可以牺牲诚信和人性。极端的例子是三鹿奶粉，在奥运盛事过后不久，它惹火了每一个看电视看报纸和进商场超市的中国人。它在牛奶中添加三聚氰胺所产生的利润是可以计算的，它所带来的社会、经济损失却根本无法估量。
它最终害惨了自己——你如果不把自己的品牌视为企业的生命，市场总有一天要抛弃你，让你破产、让你血本无归，甚至让你负刑事责任。
问题是，我们国家到底有多少“三鹿集团”？
为什么类似的事件会发生？
在奶制品行业有极大美誉度的蒙牛集团也未能幸免。它现在应该知道了，为了恢复名誉，它可能不得不付出因为添加三聚氰胺所赚取的利润几十倍、几百倍、几千倍的代价。
2008年，三鹿奶粉，这是值得每一个中国人深刻反省的事件，此时此处，你可能是直接的受害者，但在别时、别处，难说你不是帮凶。
毒奶只是一个极端的例子，还有多少非典型的例子在暗处甚至人们眼皮底下生生不息地发生？
只有当不诚信的行为开始伤害到每一个人的时候，诚信才会成为每一个人和每一家企业的自律或追求，尽管这只是做人做企业的一个最基本要求。
但它也是和谐社会最基本的前置性条件。
扯远了。
我并没有事事处处贬损旧天娱传媒的成见，但我确实怀疑，一个像我了解的那种公司，能够花一大把钱去买什么版权（他们也没有那笔钱），在目前这种商业气氛中，连我都认为那会很傻很天真。
不管怎么样，“超级女声”红得发紫了，天娱传媒名声日隆了。尽管王鹏一直很敏感人家说他们一夜成名、一夜暴富，但问题的关键其实不在这里。
问题的关键在于怎样以此为起点，开创另外一番事业。
相反，你如果以为一切都是自然的、必然的，你可能根本就不会去想怎么样去抓住这历史性的机遇，你会认为一切尽在你的掌握之中，当然不需要改变什么。
王伟的看法与我类似。
他在用混乱、膨胀一词描绘2005年的天娱传媒之后，还使用了另外一个顶格形容词——最顶峰，他说：“2005年是旧天娱传媒最顶峰的一年，财富和名声来得太快，大家没有任何心理准备，没有任何磨练，典型的一夜暴富，一夜成名。问题是，当我们有了财富和名声以后，后面的路该怎么走。”
这种思考问题的方式令人肃然起敬。
对于湖南卫视来说，一档节目火起来并不会让人觉得有多么奇怪（我正在写这本书的时候，一档制作成本低廉、先叫“奥运向前冲”后更名为“快乐向前冲”的节目正播得如火如荼）。但对于旧天娱传媒来说，给我的感觉，真的怎么看怎么像一个偶尔上街中了彩票头等奖的农民。
一个在很大程度上的偶然事件，如此而已。
且慢，如果我企图让读者相信这种说法，那也未免太懒惰和太不负责任，对于一个像我这样受过最基本的哲学思维训练的人来说，我宁愿相信任何偶然都蕴藏着必然，也宁愿相信加拿大着名传播学者麦可卢汉的话，他在《理解媒介》中说：“和制度一样，游戏是社会人和政体的延伸。”我把他的话延伸开来，得出了以下结论：在日益开放、日益包容和日益多元化的中国，作为平民游戏的“超级女声”，是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产生的一场游戏。
展开论证会陷入到学术语言的枯燥乏味中，但我们又必须给读者一个起码的交待，幸好梅文慧女士的书可供我们引用：
2004年1月，“美国偶像”节目中出现了一位梳“蛋挞头”、长着龅牙的21岁华人参赛选手——孔庆翔，他不仅唱歌走调、五音不全，而且台风相当滑稽，但他在台上所表现出来的勇气和率直却使他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他的影响力顿时让中国的电视业开了窍，让普通人站到舞台上展示自己的确是个不错的主意，这个将自己的快乐建立在他人痛苦之上的游戏，一方面无伤大雅，另一方面却也让人实现了自己的歌星梦。在东方的传统文化中，含蓄、内敛、隐忍，始终得到提倡，张扬、纵乐，则总是受到压制。在一向不敢轻易表露自己，不敢“秀”自己的亚洲社会，这种唱歌游戏无疑是最好地表露与展现自己的机会，那种被日常生活压抑的“狂气”、自己想象的“才气”、自我张扬的“英气”，都在这种游戏中彻底释放出来，因此，狂欢的需求便产生了。
“超级女声”电视节目的出现，正是满足了中国青年大众的这种狂欢需求。2004年“五一”期间，湖南卫视向全国播出“超级女声”，节目首开“大众娱乐”之先河，既糅合了真人秀的要义，又把握了“电视回归大众、娱乐优先平民”的精髓，加之其较强的参与性、交互性，是继益智类节目之后又一具有“承前启后”意义的节目形态。
“超级女声”诞生正值中国大众文化兴起，并在主流意识的逐步认可中发展，让大众有了展现个性的机会。尤其伴随着新经济长大的所谓“尿不湿”的一代人，已经没有了过去的重负，渴望表现成了他们的常态。“超级女声”带来了中国娱乐节目彻底的平民化和娱乐青春化，让每个有梦想的青年都获得一个自由展现的电视平台，满足了许多青少年心中埋藏已久、急需释放的欲望。这种平民化、个性化的娱乐趋势说明，在今天，关门办文化、自己拍自己播的时代已经过去，这无疑对传统娱乐文化是一种冲击，一个挑战，一次超越。
中国传媒大学教授、中央电视台市场研究总监袁方认为，“超女”是中国大众娱乐的开始。它本质上不是一个专业级别比赛，而是一个全民参与的娱乐活动，这有别于强调艺术性及专业性的央视青年电视歌手大奖赛。同时，这个活动并不是靠明星取悦大众，他们打出的是“大众取悦大众”的创意王牌。制作者将传媒的门槛放低，满足了女生们自我表现的愿望。
现在看来，无论是对于整个电视娱乐界还是湖南卫视而言，“超级女声”无疑是一个具有颠覆传统娱乐节目制作理念的一次尝试。可以说，“超级女声”的成功创办开启了大众娱乐大众的新时代。
撇开作者字里行间对湖南卫视的颂扬与褒奖，我也愿意得出以下结论：湖南卫视竞赛类真人秀娱乐节目“超级女声”火暴是必然的，这个馅饼部分地砸到旧天娱传媒的头上是偶然的。不是旧天娱传媒捧红了“超级女声”，而是“超级女声”让旧天娱传媒一夜成名。
如果旧天娱传媒能够摆正这种关系，它便多少会有一种感恩之心，便有可能像八爪鱼捕食猎物一样，牢牢地抓住落到自己头上的天赐良机。
否则，对于旧天娱传媒来说，天上掉馅饼的事发生一次叫神话，指望它再次发生那叫鬼话和梦话。
如果我抄书上了瘾，关于“超级女声”前世今生的文章足以让我忙上大半辈子，2005年8月26日落幕的“超级女声”引发的话题是如此之多，用浩如烟海去形容一点也不为过，我随手在“百度”上搜索“超级女声”，出现的辞条竟高达500多万条，事隔三年，喜新厌旧、口味变化得像翻书一样快的人们，还能热情不减当年、关心过去似乎不吐不快的话题吗？
我实在是有点怀疑。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一定还有不少人像我一样关心那一届的“超级女声”所带来的相关商业利益。
当下的人们对两件事感兴趣，一是两性关系，一是权力与财富。既然大家都说“超级女声”缔造了商业与财富的神话，那么就一定有人仍然在孜孜不倦地琢磨这件事，因为成功的商业模式是可以被有心人克隆的，又有谁故意跟钱过不去呢？
我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我是一个甘愿让商业的幽灵渗透到自己的每一个细胞与毛孔的人，除了我是一个案例分析者，我觉得人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被商业气氛左右的人，另一种是左右商业气氛的人，人生的境界，无非是爱人、利用物，而不是爱物、利用人。而且，“超级女声”早就不是一档纯粹的电视娱乐节目了，也早就不是一档全民狂欢的游戏了，在公共价值观变得越来越世俗化和商品化的今天，我们反而不能放弃建立健康的商业文化的努力。先帮旧天娱传媒简单地算算财务账，然后再看一看，不加控制地过度商业化，或听之任之地让其自生自灭，将会怎样使品牌迅速贬值。已经有人在帮相关利益方算账了。2006年1月13日，董伟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了后来被众多媒体广泛转载的文章：
社科院发布“文化蓝皮书”权威解读“超女”经济，
“超女”产业链营收获利大盘点——
湖南卫视一档红遍大江南北的“超级女声”，不但老百姓议论纷纷，就连中国社科院的专家学者们也就此做起了文章。社科院1月11日发布的“文化蓝皮书”追踪了“超女”的整个产业链条，并估算出这个节目各利益方直接总收益约766亿元。按照上、下游产业链间倍乘的经济规律分析，“超女”对社会经济的总贡献至少达几十亿元。
节目制作商
在“超级女声”的利益分配中，湖南卫视作为“超级女声”的节目制作与播出平台，无疑是第一赢家。冠名赞助收入、广告、手机短信构成了湖南卫视的三大主要收入来源。
第一，冠名赞助收入。该项收入采取竞标的方式运作。据相关报道，湖南卫视最初对冠名权的标价仅为300万元，而最终却是以大约2000万元出手。
第二，广告收入。由于收视率的飙升，“超级女声”的贴片广告费也一路走高。从湖南卫视公布的2005年“超级女声”的广告价格表看，每15秒高达7。5万元，年度总决赛的报价更高达每15秒11。25万元。但据称实际净价仅为15秒广告价格2万元左右，总决赛广告为15秒4。5万元。根据有关数据估计，2005年“超级女声”的广告收入可达到3000万元。去掉广告代理的费用（约40％），湖南卫视至少获利1800万元。
第三，短信收入。“超级女声”的短信收入主要由两部分构成：短信投票和向观众发送有关超级女声等节目资讯的短信增值服务。据天娱传媒负责人说，湖南卫视大约能从每场比赛的短信收入中分得100万元左右。而总决选期间短信投票量激增，每场总决赛的短信收入至少200万元，7场比赛就是1400万元，加上预赛期间的收入，总计有3000万元左右的收入。
这些还不算“超女”为湖南卫视带来的巨大的间接收益——电视台品牌与节目品牌的价值提升，冠名赞助费与广告费溢价等。
节目品牌运营商
上海天娱传媒有限公司，拥有“超级女声”的品牌所有权，是“超级女声”系列节目的品牌运营商。这家成立于2004年5月的小公司，不参与电视节目的分成，而将“超女”系列品牌及其衍生产品的开发与运作，作为主要盈利模式。2005年9月1日，《超级女声终极PK》唱片在全国正式上架；10月1日，“超女”全国巡演在成都开场，历时近两月，巡演10场，场场火暴；“超级女声”同名电视连续剧也准备投入拍摄；“超女”服装旗舰店也将在国内各大城市同时开张……
据《中国青年报》报道，按照国外综艺类节目中“广告收入：品牌衍生收入＝40％∶60％”的商业规律保守推算，天娱传媒的品牌衍生市场空间将接近2亿元。但在目前，天娱传媒的实际主要收益仍来自于艺人经纪部分。艺人经纪包括签约“超女”的广告代言、演出、唱片发行收入等。
第一，广告代言。天娱传媒把5个分赛区的前10名选手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