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超级女声”对中国整个文化创意产业的启示，苏建华也是滔滔不绝，他说，通常我们都认为中国的事情不好搞，中国的事情是很复杂的，不是你那么一两句话就能说清楚的，而且多少人在这里蝇营狗苟呀，多少人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呀。但当下的中国，绝对是一个能够产生奇迹的时代和地方，尤其是在中国文化市场，随着中国综合实力的增强，解决了温饱问题的中国人，将会把大量的时间与金钱投放到文化消费上，中国曾经是世界工厂，在不久的将来，也必将成为世界性的文化产品的制造地和消费地。而现在，当大家都在起跑线上的时候，只要你的观念稍微先进那么一点点，只要你的机制稍微领先那么一点点，只要你的机会稍微好那么一点点，这几个“一点点”加起来的结果可能就会让你获得机会与速度，你占有的市场份额完全可能大得让你无法想象，它的可爱之处就在这里。你看看，让我那些加拿大同学和老师激动起来的，并不是节目本身，而是它的影响力与市场占有率，是它潜在的、极其巨大的商业价值，是它背后庞大的中国市场的潜力。你在欧美那些文化市场已经很成熟的国家，永远不要想这种事，你要付出多几倍的努力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胜出，才能得到一个大体相应的果实。
这就是在中国干事业的魅力。
第六节 “超级女声”与眼球经济
我把这本书的写作大纲交给王伟征求意见的时候，这一节的标题叫“‘超级女声’与妓女评选”，遭到了王伟和他的团队众口一辞的反对，他们甚至问我害不害怕遭到超女“粉丝”们的追杀，他们是认真的。
我知道，从感情上来说，他们无法接受这种比较。
我很遗憾地告诉他们，这不是我的原创，它来源于颇有争议的另类教授张鸣一本叫《历史的空白处》的书，张鸣没有提到“超级女声”半个字，但我却在一边看这篇文章的时候，一边想到了那些“想唱就唱”的姑娘们。
我反问他们，如果张教授几年以前就敢这样写，我引用一下的权利总该有吧？他们中马上有人指出，张鸣书里的小标题好像叫《选举与美女经济》，上网一查，果真如此，这就容易接受多了。我狡辩说，这就是张鸣教授未能大红大紫的原因之一。他只敢另类，不敢太出格。当然，我也不想把自己的心血之作弄得像地摊文学，便不再顽固坚持。
前面引用别人着作的地方已经不少，张鸣教授的文章堪称奇文，当然要拿来与大家一起分享：
晚清的国门虽然被人打开了，西器、西俗和西学渐次东来，但中国人对于西方现代政治意义上的选举（vote），在很长时间内都不能理解，任凭先进人士怎样启蒙，大家就是不开窍。在所有能识字作文的国人眼里，选举是考试，不是投票，得选与否，一看自己的发挥，二看考官的眼力，跟其他人没有关系。所以，尽管先进人士一个劲地说西方选举政治的好话，而且搞选举的西人一个劲地打我们，但是国人还是在一个劲地操练自家的科举，甚至当西方人打进来的时候，还幻想人家也跟我们一样，开科取士（曾经传八国联军的统帅瓦德西干过这事）。
不过，近代以来的世界，毕竟是西方的世界，体系、规则、座次都得由人家来定，然后把你拖进来按到某个位置上。被拖的民族，或早或迟，都得接受人家的规矩，包括名词概念。中国人的学习能力和识时务的能力都不差，只因为国家太大，资格太老，架子放不下来，耽误了太多的工夫，好在中国人毕竟聪明，当我们被西方的好学生日本人教训了一顿之后，终于肯放下架子学习了。
上海是晚清中国新鲜事的集散地，各地的中国人，都跑到这里来见识洋人洋事，吃西餐，坐四轮马车，而住在上海的人，也什么事都敢做，玩回力球，做买办，讲一口洋泾浜英语，甚至投票选举，也敢一试。
不过，上海人最早的投票不是选政治领导人，而是选美女。19世纪末的上海，是个繁荣娼盛的年代，从街头的流莺，到书寓的校书，莺莺燕燕，成千累万。妓女多，文人也就多。那是个文气未消的时代，即使是青楼，也要讲究一点琴棋书画，诗词歌赋，于是肉竹发，小报出，花酒来。甲午战后，文人学士，家仇国恨，无处排遣，有关醇酒妇人的行动，格外活跃，于是有人发起为妓女评花榜活动。
花榜模仿科举考试，分色艺两项，给妓女打分，分为一甲、二甲、三甲，只是妓女们用不着动笔，也不需交卷。能进入三鼎甲的美女，自然是行中最红的人，至少有人乐意捧场。这种活动相当古老，据说17世纪就有，当时怎么搞的，不太清楚，但此时的花榜，却采用投票选举的形式，由报纸来主办，其中最着名的要算是李伯元的《游戏报》的花榜评选。这位《官场现形记》的作者，笔下生花，骂官骂得畅快，办报点子也多，《游戏报》的花榜评选，自1897年夏开始，每年评选四次，以当年的首次选举最受关注，报纸的销路为之大增。花榜选举的票，当时叫“荐书”，一份荐书算一票，以票多为胜，得票相同则参照舆论定上下。一甲三名，二甲三十名，其余有票的都放在三甲。所有参赛的妓女，无论一、二、三甲，都在报上列出。第一次选举，虽然是仅仅事涉花界名花，但依然看的人多，投票者稀，状元仅得九票，榜眼和探花，各得七票。不过，参与者中至少有一个是外国人，美国人雅脱，他发信抗议，说是丑的排前面了，美的落了后，要求更正。显然，如果此信属实的话，只表明了西方人对中国美女的感觉跟中国人自己是不一样的，按“民主原则”，名次是不可更改的。
花榜高第虽然一不能做官，二没有奖品，但所得到的好处也是明显的。发榜之时，报上在每个人的名字后面，都注明了住所，而且开列了些赞词，据说这些赞词都来自于荐书，名次越是靠前，赞词就越长。赞词的话有长短，可肉麻程度却差不多，比人则非西施即王嫱，喻物则非花即月，什么“清若白梅”，什么“与月争妍”，连最后两名，也是“身材俏丽”和“琪树琼花”（从后来流传下来当时的照片看，这些当年被吹成羞花闭月的美人，大多面容平板，目光呆滞，以今日之眼光观之，一点都不美）。发榜之后，不仅榜上有名，尤其是名次靠前的名花们以后生意兴隆，收入骤增，就连写荐书的秀才们，也因其文辞的艳丽，因此多了些在报上露脸的机会，可以多收点润笔。当然，得到好处最多的是发起活动的报纸，销路增，广告来，评一次花榜，怎么也吃上几个月。事实上，随着花榜的评选，相关的各行各业都得到了拉动。当时中国的照相业刚刚起步，正是由于花榜后来上了妓女的玉照，最终吊起了大家闺秀和小家碧玉的胃口，得以蒸蒸日上。而妓女的服装，由于报上的宣传，而被广大的良家妇女所效法，因而服装裁剪业也发达起来。报刊也因为美女的玉照一天天多起来，由妓女而女学生而名媛闺秀，日益兴旺发达，迎来了中国传媒业的第一个春天。其他被拉动的产业，估计还会有，篇幅有限，就不一一列举了。在报纸发起评花榜之前，中国的花业或者说娼业，虽然也是一种“产业”，但却只在中世纪的层次上运行，不过是人肉作坊，有了花榜，尤其是有了投票选举的花榜，才转变成了美女经济。花榜评选的设计者李伯元之流，对民主政治未必了解，但却无师自通地搞起了投票选举，显然，如果不是这种海选性的投票，花榜的评选绝不可能闹出这么大的声势，当然也就没有后来绵延二十几年的花榜选举，也就没有了美女经济。
西方式的民主政治，落到中国人手里，最先得济的，是我们的美女和美女经济。
我并不是一个对政治特别感兴趣的人，我甚至对那些通过“超级女声”解读民主政治的文章很不以为然，在我看来完全是牵强附会。知道李宇春入选美国《时代》周刊封面的原因吗？据美国朋友自己解释，是因为这个节目代表着一种西方式民主运作的模式，由观众自己选出心中的偶像，挑战了中国传统的规范。我认为美国朋友是在别有用心地夸大其词。
我更愿意相信，一个产生了广泛社会影响的活动，一定能带来商业机会，其对相关产业的拉动作用，也一定值得给予更大的关注和进行更深入地研究，哪怕是对发生在一百多年前的妓女评选活动也是如此。公正地说，我们难道不是很容易在两个活动中间找出它们的相似度吗？
这就是我坚持使用这个标题和引用这篇文章的原因，别看已经过了一个多世纪，其中蕴藏的商业玄机，其实大同小异，如果我把这一节的内容放到社科院专家学者的蓝皮书后面，甚至更能相映成趣。
从这个角度来说，这篇小文章所披露的旧闻，对开启我们的商业智力仍然具有意义。
在我的朋友中间流传着一种说法，湖南卫视的“奥运向前冲”是一个碰巧撞中了的火暴节目，这不是我想在这里讨论的问题。我的一系列问题是，即便它是一个精心策划的节目，是否有人想过要把它做到极致？也就是说，除了收视率带来的广告收益，是否还能做点别的文章？如果能做，怎么做？由谁来做？是由栏目组的人来做，还是由另外的专业的经营班子来做？
我丝毫不怀疑湖南卫视或湖南广电员工的智商与能力，我由衷地认为他们中很多人都很优秀，是做电视节目的高手，但我怀疑他们是否具备主动做上述思考的动机。每一个人的行为都是有动机的，而每一个单位的行为动机只能被体制所赋予，否则就会变成狗拿耗子。
将电视节目延伸到市场，实现产业链条化，确实不是电视节目制作人想的事。
是他们的领导该想的事。
想到以后就去做，但千万不要让电视节目制作人去做，要让懂经营管理的人去做。如果湖南广电找不到这样的人，就到外面去找。
在这一点上，被湖南广电的前同事认为有点另类的王伟，堪称旧天娱传媒的开创功臣，正是他的“不务正业”，才发现了活动经济可以作为新的利润增长点。应该感谢在别人为“超级女声”的成功一味陶醉的时候，王伟把他的商业触角伸展到了似乎与“超级女声”并不关联的地方，并最终撑起了天娱传媒的半壁河山。
我不是有意往王伟身上堆砌溢美之辞。一个最现实的比较是，“奥运向前冲”（或“快乐向前冲”）至今仍然没有人想到要对它进行电视节目之外的商业开发、产业开发（在好莱坞，光是一部电影就要开发出多少衍生产品？），倒是有不少电视台在对它竞相模仿，让人不得不预测它离寿终正寝的日子正越来越近。
但是，有谁能想到，王伟奋力打拼、几乎不需要占用娱乐频道或天娱传媒多少资源、完全可以闷声发大财的那一块业务，在初期甚至差一点被娱乐频道的个别领导，把它从公司的业务中强行砍掉？
这个人就是……嘘，我不能说了。
如果王伟软弱一点或老实本分一点，后来在他手上越做越大的活动运营业务将被永远地扼杀在摇篮之中。即使在那个时候，已经逐渐成长和成熟起来的王伟，也没有据理力争。他知道，面对官大一级或两级以上的反对者，做比说更有说服力。
我不认识那个人，我不知道他当初反对的理由是什么。当他以职务人的身份说话的时候，我承认我无法像揣摩一个正常人一样地揣摩他的所思所想，这很难不让我们对体制的弊端发出咒骂的声音。
第四章 谁有可能搞垮旧天娱传媒？
我对与小四儿“勾肩搭背”的天娱传媒新掌门龙丹妮也是心情复杂。我没有见过她，但我真的很怕她不懂得吸取《超级女声》为了知名度不顾美誉度和品牌价值的教训，为了吸引眼球而忘了一种社会担当。出于对天娱传媒和湖南卫视的关心，我很想给龙丹妮提个醒儿：
第一节 董事长的无“奈”而治
这本书就要交印刷厂付印的时候，郭敬明即将加盟天娱传媒的事正被炒得甚嚣尘上，我实在忍不住想就此说上几句。
我对小四儿的评价充满矛盾，一方面，我对这个靠抄袭别人的作品起家、面对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抄袭成立”、并要求其于七日内在《中国青年报》上公开道歉的终审判决置若罔闻的文坛小混混，非常鄙视（像他这样的，要在那些版权严格的国家，绝没有再在这个圈子里混的可能），这有关他的德性；另一方面，我对他的商业头脑和市场运作能力又颇为欣赏，他不仅能让自己持续大红大紫，还能让“小弟弟小妹妹”跟着分一杯羹，没有两把刷子是很难做到的，这有关他的能力。
我对与小四儿“勾肩搭背”的天娱传媒新掌门龙丹妮也是心情复杂。我没有见过她，但我真的很怕她不懂得吸取“超级女声”为了知名度不顾美誉度和品牌价值的教训，为了吸引眼球而忘了一种社会担当。出于对天娱传媒和湖南卫视的关心，我很想给龙丹妮提个醒儿：不管是主流意识形态，还是那些忧心忡忡的父母，其实更期待天娱传媒能够制造和输出健康向上又令观众喜闻乐见的娱乐产品，龙与郭可以是私下里的朋友，但为了公事而“勾搭”在一起却很难不让人替湖南广电捏一把汗。可是，与此同时，我也不得不欣赏龙丹妮的市场敏锐能力，她似乎很懂得“跨界整合资源”，这可是王伟经常挂在嘴上的一个词儿。
当然，我不想假设另外一种可能，就是龙丹妮急于重振天娱传媒之雄风，以至于有点病急乱投医，逢庙就烧香。
“看四爷我搞垮天娱……”是郭敬明2008年12月7日的一篇博客题目，对此我相当不以为然，我始终认为他抄抄书还可以，卖卖书也还可以，就是真的给他一个机会让他搞垮天娱，他可没那个能耐。
谁有这个能耐？
我也不知道。
闲话少说，回到正题上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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