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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车工的经历让苏建华受益非浅，为什么呢？其实他当年出国很重要的原因是对现状不满。这个不满当时更主要的是对湖南台那个环境不满，或者是与某个人不对劲，或者是某个机会他觉得理所当然归他却给了别人，于是觉得自己受到了伤害，他的不满无非就是这些。
冷静下来想，实际上他自己对自己也是极度不满的，他不愿意在那样的环境里继续生存下去，他记得那个时候自己的脑子里反复回想的就是一个故事，就是那个“清水煮青蛙”的故事，他觉得自己年过三十，一直在电视台那样一个地方混，感觉就象一个纨绔子弟，就象一个八旗子弟，觉得自己这辈子马上就要完蛋了，再这么混下去只有死掉，死掉了还不知道是怎么死的。他不断地向自己强调，然后憋足了劲儿学英语，一门心思想的就是出去。然后就这么出去了。他的行为动机就是因为不满，非常强烈不可抑制的那种不满，不管是对体制的不满、对周围环境的不满，还是对自己个人的不满。
还有一种感觉，是什么呢？就是觉得自己这一辈子没有吃过苦，太顺了，虽然是无所事事，也没有成就什么，甚至没有经历过真正的考验。自己还是有一点理想主义的情愫的，特别是当年看了那个电视连续剧《北京人在纽约》，就觉得自己怎么样也要到外面去闯一闯，也让自己到市场里去聘驰，当时经常浮现在脑子里的念头，青蛙是一个，猪是一个，想从一头家养的猪变成一头野猪的那种感觉。他渴望变成一头野猪而不是一头家养的猪，因为家养的猪是肯定没有前途的，最后肯定是被宰杀的。作为野猪来讲可能会更强壮，还可以把本性发挥出来，说不定能奔向一个更自由的王国。就这么一个感觉，双向的动力就出去了。出去以后，运气也不错，在电台有这样的跟本职工作、个人爱好还有一点关系的工作，白天虽然累得要死，但是养家糊口已经没有问题了，养车养房也没有问题了。加拿大这一点好，可能你很苦，竞争也很激烈，但是只要你有一份比较稳定的正当的工作，养车养房都没问题。
在整整三年时间里，苏建华基本上都是早上六点多钟起来，晚上11点左右下班，大概12点才回家，中间没有休息过一天。然后突然有一天就晕倒了，就是累的。不知道为什么就突然病倒了。确实已经把自己逼到一个极限了。
病倒以后就开始反思，觉得不行了，这辈子还是不应该这么过，还是应该再选一个什么新的方法，自己毕竟不是干这个的，这个干起来很吃力。自己不想干可每天必须强迫自己去好好干。这不是人应该有的生活。
然后再重新开始找方向，面临着第二次选择，懂得形而上的苏建华于是开始思考：到底我这辈子要干什么？如果我想清楚了我还来得及，因为欧美和咱们中国很多地方不一样，中国人有一句话叫“三十不改行”，但在美国或者加拿大，自由选择的机会很多，可能三四十之前一直在选择，选择适合自己做的事，选择适合自己的位置，可能一直没找到，可能突然有一天他顿悟了，知道自己做什么了，他认为那就是生命的意义，比如说肯德基创始人……Sanders上校，年轻时做过各行各业的工作，包括铁路消防员、养路工、保险商、轮胎销售及加油站主等等，最后在餐饮业上找到了事业的归宿。他创立肯德基品牌时，已经是个66岁、月领105美元社会保险金的退休老人了。
苏建华在家里休息的那段时间马上就想清楚了，还是应该做自己真正喜欢的事，他联系了做节目时认识的几个朋友，包括前中央电视台的，前凤凰卫视的，前日本某华人电视台的，决定做一档电视节目。
加拿大实行制播分离制度。这个由移民组成的国家，虽然亚克逊人是主要人种，但近些年少数民族的比例开始越来越高，主流文化和多元文化均受到官方的重视。他们有一个20频道，专门拿来做公共频道，播放那些少数民族做的、反映其社区的节目。这个频道虽然不象别的频道那样花钱购买你的节目，但会把频道平台免费提供给你，你可以自己跑赞助跑广告。苏建华和其他六个人每个人凑几千加币，买了入门级的设备，包括摄象机呀、电脑呀什么的，还租了一个小小的办公室，他们的公司叫做“海达电视传播公司”。
他们做了一档叫“相聚新天地”的节目，苏建华负责策划、写文案，很简单的节目，很简单的设备，然后便到社区去采访各种各样的华人，大陆来的，港澳台来的，介绍他们是怎么在新的地方适应生活的，怎么来重新找到自己的生活方向的，就讲自己的故事，一期节目30分钟，大概讲两三个人的故事。他们的节目放在晚间挺好的时段，星期五晚上的7：30—8：00。
但是，广告不是那么好拉的，加上大家来自五湖四海，各种文化背景融合在一快也很难磨合，公司在经营了六个月后解散了，大家好聚好散。
这次失败的经历反而点燃了苏建华，他就觉得电视呀，传媒呀，就象生长在他脑海里的一条神经，杀不死也拔不出来。他分析他们之所以失败，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对当地的规则，它的营销模式、包括其中一些公益性的东西，了解不够、把握不够，他萌生了要去学校学习传播业、经营业的念头。
他太太一如既往地支持他，说你既然喜欢这个事情那你就学吧，即使不是为了生计，只为了自己的爱好去学习都可以，苏建华于是考进了太平洋影视学院，学电影和音乐的经济，正是在学习期间知道了《超级女声》。
苏建华毕业后想回来，老婆仍然支持，带着孩子在加拿大“留守”。
后来，苏建华通过谢湘林介绍见到了王伟，被他称为是这次回国最大的发现。
他喜欢王伟团队的理想主义，他一直认为搞传媒搞文化产业必须要有理想。他把自己在国外这几年的生活，当成是实实在在的谋生，是在挣扎的状态下过来的，他也知道人都是实在的，今天没钱了你就没米下锅了，但是，当你立志要做传媒产业的时候，你就一定要有理想。
苏建华象个孩子似地描绘被王伟他们团队重新点燃激情的过程：我原本就是一个喜欢幻想的人，然后在跟他们接触以后，我把中外两种传媒的不同模式综合起来考虑，把体育的元素加进出考虑，就会有很多的创意或想法，每当我提出新的创意或想法的时候，他们都是用一种鼓励的、乐观其成的态度来对待我，我就觉得这个跟我在湖南电视台的时候比是多么地不一样呀，那帮人动不动就一个灭火器喷过来了，搞得你蔫蔫的，一点脾气都没有。
我跟苏建华开玩笑说，原来你在王伟和他的团队身上，发现了类似于你老婆的那种气质，那种关爱、激励与鼓舞。
苏建华补充说，还有大量的商业智慧，以及如何释放人的潜能。
也不完全是开玩笑，应该承认我多少也被王伟和他的团队的精神感染了。以这本正在写着的书为例，它严重地干挠了我原先的写作计划，让我本来正在撰写的《青瓷》电视剧剧本一拖再拖。但我也象苏建华一样，有一种潜伏的激情被点燃的感觉。
但另一方面，我不知道这部我想尽可能纪实的作品，会不会给我带来麻烦、乃至官司缠身，但我义无反顾，别无选择。
跟苏建华谈话总是意犹未尽，我估计他那些海外求学求生的故事，应该会令那些准备出国留学或定居的朋友感兴趣。
不过，我们现在要换章节了。
至于他与王伟正着手做的那件大事，我们放在后面再说，当我对那个项目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之后，我马上认定那是一个《超级女声》还要大很多倍的产业。我不敢说他们一定会把它做得比《超级女声》更加轰轰烈烈，但我敢肯定，他们的操作会更具有商业智慧与专业的敬业精神。
第三节 师爷谢湘林：“电视是个台”
谢湘林曾经以为自己是一个很有政治抱负的人。
1982年进入南京大学中文系，表现很活跃，是系学生会干部。学生会不属于国家行政管理序列，但很多有理想有抱负的大学生，都把它当着了解社会、服务社会的一种早期技能培训与锻练。
谢湘林的济世良方象春天的农作物似地在心怀里悄然萌动并茁壮成长。那时的大学生可是天之骄子、国家未来的栋梁，严格按照国家计划分配，所以，离大学毕业还有好几个月，谢湘林便已经知道他将分配到湖南省政府办公厅。他给自己描绘的道路是，先给某位省长副省长做几年秘书，待到羽翼渐丰，再找机会外派。那时候有部令万人空巷的电视连续剧《新星》，那些关注农村、关心知识分子、关注改革、关心时局的人特别爱看，谢湘林的理想就是做一名电视剧《新星》里李向南一样锐意改革、造福一方的人民公仆。
上面的一纸文件改变了谢湘林的生活轨道：为了强调社会实践经验与实际工作能力，各省直机关、政府部门，不再从大学直接接收应届毕业生。
谢湘林临近毕业才知道有这么个文件，当时湖南省政府还专门派了个处长去南京大学解释这个情况，这样一来，谢湘林的毕业分配反而没有着落了。
在当时计划分配的背景下，毕业生分配不出去可是件大事。系里管分配的老师找谢湘林，问他要不要去北京，二外还有个名额，如果不愿意，留在南京也行。那时谢湘林的恋人在长沙（后来成为他感情甚笃的妻子，也是他人生最大的伤痛），所以坚持要回长沙。老师问他，除了政府部门，长沙还有哪些单位愿意去？比如说报社啊，出版社这些文化事业单位，行不行？
老师不是随便问的，一是中文系的毕业生进这些单位专业对口，第二，当时谢湘林班上有两个分配到湖南长沙的指标，谢湘林去省政府办公厅，另外一个湖南老乡去湖南电视台，但这位同学不想去电视台，愿意去报社。那个时候报纸比电视台要吃香些，地位要高些，而且他自己已经联系好了去湖南日报，等于把进湖南电视台的指标空了出来。
谢湘林对电视台没有一点概念，为了回到恋人身边，准备退而求其次，便答应了。
谢湘林于是先陪女友去旅游了，等到报到的时候，没想到又出了状况。
1986年7月下旬，谢湘林按照毕业生分配派遣证上的单位到省广电厅人事处去报到，一个科长就跟他讲：“你被分配到省广播电台”。
谢湘林当时就愣了，分配证上明明写的是湖南电视台，怎么一下子变成了去省广播电台？
科长说：“你分到省广电厅是不错，但我们有权进行二次分配，去省广播电台就是二次分配的结果。”
谢湘林想想说不对，我的分配书上明明写着分配到湖南电视台，我就只去湖南电视台。
其实他那时对电台和电视台并没什么特别的概念，但人家硬是这样说他就觉得不能接受，心里暗想说不定这里面还有什么猫腻。
科长把他晾了一会儿，要他明天再去。
谢湘林第二天又跑了过去，科长跟他说：“要不这样吧，把你分到厅机关，厅机关挺好的，更有发展前途。”
在省广电厅办公大楼几进几出，已经让谢湘林感觉不大好，那种随便差遣人的衙门作风，与他曾经向往的从政道路相差甚远，他可不想让自己变成这种衙门机构中的一员。他的犟脾气上来了，开始与一直接待他的那位科长据理力争，他说，我没有分配出去之前，我就还是南大的学生，就必须服从南大的分配。
科长板着面孔说，那你要这样说我们就不好办了，我们广电也可以说不需要人了，需要人的只有广播电台和厅机关，你去不去吧。
谢湘林说那不对，我在学校里是学生会干部，参与过大学生的分配工作，我非常了解相关政策和程序，是湖南电视台需要人然后跟你们这里报告，报告之后再报告到教育厅，教育厅再报告到教育部，教育部再把计划下达到南京大学，一个萝卜一个坑，省电视台不可能没要人。
科长没辙，出去跟处长汇报，回来让他再考虑考虑，明天再去。
第三天人事处放弃了努力，谢湘林最后还是去了省电视台。后来他慢慢知道了事情的真象：另外一个没有计划但有关系的毕业生，在他徜徉桂林山水的时候，把他的指标顶了。
说到这，谢湘林笑着说，后来他也省悟到，省政府组织部门干了同样的事，只是干得更有政策水平，没那么简单粗暴。因为他同学分到中央、其他省级机关的计划并未因这份猴年马月的文件改变，可见文件是随时可以根据需要充当工具的。
这说明谢湘林进入湖南广电的路，从一开始就和别人不一样，有点曲折。
他被分配到专题部，但他从来没学过新闻，没学过传媒，与电视有关的一切算是一片空白，学摄影，学剪辑，一切都得从头学起。当时的专题部业务气氛浓厚，在这里他碰到了一个叫刘学稼的老师，刘学稼当时是专题部副主任，是一个追求个性和艺术化的电视人，拍摄的专题片经常被中央台采用。谢湘林悟性高，很快就上了手，他发现搞电视其实挺有意思的，自己拍、自己编、自己写，多项全能，并很快就拿了一些奖，那个时候大家的事业心、进取心就体现在拿奖上，除了这个似乎也没有别的方式能证明你自己，自己做的节目要能上中央台或评到一个奖，就很有成就感，觉得没白干。
当时的专题部在湖南台是个很牛的部，主任刘自成业务全面，作风干练，不怒自威，在湖南台上上下下极有声望。其人与当时新闻部的魏文彬都是湖南台政治上的新生代，被广为看好。后两人有机会提拔副台长，而刘因学历不够，没提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