睹，魏文彬功不可没。他是一个极具个人魅力和影响力的人。他的路也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他是一个混合体，有激情、有事业心，面对业务或市场时，他似乎有一种本能的判断能力，敢坚持甚至敢赌，面对历史遗留或沉淀下来的问题，比如旧有的体制，他其实是深恶痛绝的，他曾经说过：“红红火火的节目生产，死气沉沉的体制改革，这是不长久的，如果不深化改革，饥寒交迫的冬天就在眼前。”他一直在寻找突破口。但有大智慧的魏文彬肯定不是一介莽汉，我们也不能要求他闭着眼睛往下跳，一味地“勇往直前向前冲”，因为他面对的是体制的顽疾，是各种利益纠缠在一起的混沌的迷雾，他只能在稳定压倒一切的大框架下，选择一种循序渐进的改革方式，设想一下，如果他“炸碉堡、牺牲了”，那样对湖南广电的损失会更大，所以他也会“绕”，也会妥协，在这种时候，他可能会比常人更寂寞和痛苦，因为这不是他的本意，他想开拓前进，可总有一些看不见的力量牵绊着他。
也有大力推进湖南广电改革进取的官方力量，比如说湖南省委宣传部。全省广大观众和湖南籍外地人就更不用说了，他们希望看到更多更好的电视节目。
至少在一点上我与王伟观点一致。我认为，不管是玩政治还是做生意，最高境界便是妥协。妥协是一种艺术，在各种错综复杂的力量博弈中，谋求一种平衡，而不是弄得你死我活。
为了全面客观地了解魏文彬和他治理之下的湖南广电，我很认真地通读了一本2006年10月出版发行的书：《魏文彬和他的电视湘军》，作者是当过老师、记者和编辑的黄晓阳。
（顺便提一下，黄晓阳也是《印象中国——张艺谋传》一书的作者，这一回，他因为“造假出书”可能要惹官司，因为张艺谋非常生气，要求黄晓阳道歉。再顺便提一下，我是不会“造假出书”的，但我还是希望在这本书里被我提到的一些人，能够心态平和，当然，前提是我会尽量客观表述。如果不小心还是伤到了人，我会有两种处置方式：第一，在知道事实真相的第一时间跳出来道歉；第二，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准备打官司。）
老实说，这本书的前面三分之一给我留下的印象很一般，我觉得作者在貌似客观的行文中时常露出献媚的小尾巴，而且他针对的不是魏文彬一个人，而是张三李四王二麻子等一大群湖南广电的高人，他的书像极了好好先生给学生下的学期评语。比如说作者说魏文彬爱掉眼泪，说他每一滴眼泪都有不同的精彩，每一滴眼泪，都映衬着魏文彬非同一般的人格魅力，作者更是引用湖南广电某员工的话，说他的眼泪是湖南广电这些年发展的动力之一。
一开始，我还以为这种写法太夸张太矫情。后来，我接触了很多认识魏文彬的人，通过他们的描述，我不得不相信了魏文彬的真性情和侠骨柔情。
《魏文彬和他的电视湘军》最有价值的部分，是作者对湖南电视产业高速发展的探索与剖析。从这里开始，黄晓阳对采访素材的取舍运用能力开始显现，他的文字在小心加精心地剔除了尖锐的棱角之后，开始向他追求的写作自由以及观点的独立性接近。但我还是倾向于认为，这是黄晓阳与魏文彬事先“君子协定”的结果。
损害是双方的。
黄晓阳可能不得不让自己思想的锋芒浅尝辄止，而精明的魏文彬，“决不受用于那种牌坊式的奉迎文字”（《魏文彬和他的电视湘军》语），为了免除替自己树碑立传、歌功颂德的嫌疑，肯定要求黄晓阳剔除掉与自己有关的一切溢美之词。可正因为如此，他的人物形象因此变得有些扁平，与黄晓阳自以为理解的魏文彬是一个精通世故情理却又不甘落入俗套的人，实在相差甚远。而真实的魏文彬的独特性与性格魅力，据我猜想，可能恰恰就在那些被舍弃、被隐藏起来的“背后的故事”之中。
不管怎么样，一个不仅自己有着伟大的梦想还能把别人的梦想煽动起来的人，必将使他治理下的单位充满了变迁与活力。只是说，这种变迁与活力，对于它的一部分员工来说，可能是一种机会与福分，而对另外一部分员工来说，却有可能成为一种负担与压力。
为了服务于自己的主题，黄晓阳为我们提供了许多精彩的案例，足以说明湖南广电不是浪得虚名。
对此，我有不同的解读。我知道，案例分析需要理性与冷静，这是保持分析报告客观性、准确性的前提，任何一点情感因素的添加或功利目的的考量，都可能在还原真实的环节上出现月晕现象或日食现象，从而导致对读者的误导。
我同时知道，话语权在纸媒上实现的时候远非无所顾忌，这是每一个企图保持思想的独立性与形式的独特性的写作者共知的或深有体会的。
即便如此，我还是要对魏文彬的心胸和黄晓阳的坦率提出表扬，哪怕仅仅因为黄晓阳在“后记”里曾经直言：“如果不深入到系统的最内核，我不可能知道，一个如此充满活力的系统，竟然是一个带病运行的系统，一个陈旧的势必要被历史淘汰的系统，一个迫切需要大动手术的系统。”
这其实也是魏文彬的观点，他曾经说过：“对几代同堂的传统媒体而言，产业化绝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没有革命性的蜕变是不行的。修修补补，永远是带病运行。而带病运行，是无法达到现代化彼岸的。”
就凭这一句话，魏文彬就值得我们向他致敬。
作为魏文彬的继任者，欧阳常林任重道远：既要破除陈旧的系统，又要让它充满活力。
至于我，则非常期待能够与王伟一起对上述问题做更深入的探索与剖析，把上面两位想说而没有说透的话，酣畅淋漓地说出来，尽管王伟与魏文彬、欧阳常林的视角会有很大的不同。
我对王伟说，以你当初的职位，离湖南广电的核心权力还有好几个级别，但像其他近万名员工一样，你曾是这个系统的一员，而且恰好处在承上启下的中间层，又处在体制与市场的接缝处，所经历的兴奋、痛苦、梦想、成功、无奈与挣扎，将更加直接，更加有血有肉。很多具体的问题我们会在后面的章节中展开来谈，我现在要问的是，如果给你一个诊断的权利，你会对湖南广电（先撇开天娱传媒不谈）给出一个怎么样的诊断报告？
王伟似乎很不愿意搅到湖南广电的是非圈子里去，他说，这是一篇大文章，恐怕我们只能就事论事。其实，我自己也好，写的书也好，完全没有必要伤及无辜。相关当事人的是非、品行问题，我们不去涉及，也无力解决。但是，对于旧的体制对市场化、产业化的禁锢，以及天娱传媒自身略胜于无的陈旧的管理模式，我们能剖析多深就剖析多深，能批判多狠就批判多狠。另外，如果你能够把我所经历的兴奋、痛苦、梦想、成功、无奈与挣扎，写得有血有肉，读者自会给出一个结论。
我们可能都陷入了一个误区。
我们对体制的分析与批评，与意识形态其实是没有关系的。比喻说产权问题，它应该只与企业有关，而与行政无关。让人敏感的是，作为媒体的湖南广电，却常常兼有企业与行政的双重职能。
张华立看到了这个问题，前文中引用的他的博客，足以证明他已认识到“把电视台的决策和公司行为混到一起”会是多么严重的一件事，这从另外一方面也说明，具有政企双重身份的人，虽然不一定每时每刻都按照实用主义原则说话行事，并因此而将事情人为地弄得复杂起来，但起码，这种人说话办事，可能不得不符合同时集于一身的两种身份。
当两种身份的诉求并不完全一致时，他们其实是很为难的。
第二节 就这样飘来飘去：女人当男人用，男人当牲口用
让我们回到底层。我一向认为语言文字是一种奇妙的东西，当一个人拥有诉说欲望的时候，不论他是想直抒胸襟，还是不得不隐晦表达，通过文字的不同排列组合，基本上都能完让我们回到底层。
我一向认为语言文字是一种奇妙的东西，当一个人拥有诉说欲望的时候，不论他是想直抒胸襟，还是不得不隐晦表达，通过文字的不同排列组合，基本上都能完成。我尤其看重文学作品对时代的折射能力，因为不管它外表多么华丽或乖张，它所包裹的内核，无不打上时代的烙印，并与其他存留下来的文字、影像、声色以及其他形形色色物质的和非物质的载体一起，完成着对一个时代的记载与记忆。
我曾经在不同的场合，听人谈起过一本叫《长沙飘客——一个湖南电视人的另类生活》的网络小说，我预感到里面的内容和我要书写的湖南广电可能会有某些重叠，为了获得对湖南广电全方位的认识，我在没有看到这部小说一个字之前，便决定了要引用它的一些素材。
但是，当我花上两天宝贵的时间把它读完之后，我彻头彻尾地失望了。我不认为我是一个自命清高的假道学，但这部书过于市井和低俗的风格不是我喜欢的类型。
首先，在他使用真实的地名和虚构的人名展开“老五”的故事时，与其说他在写湖南广电的野史，不如说他接触到的只是一些边角余料，我无从分辨与准确判断书中相关内容的真伪，要命的是还不知道作者是否在影射，因此我将无法预判，如果我引用其中的部分素材，是否会给我带来影射攻击他人的“连带责任”；其次，我把《非常媒·戒》定位成企业的不完全史和王伟的个人奋斗史，如果把《长沙飘客》生搬硬套地扯进来，恐怕真的会降格它的纪实性和严肃性；第三，也是最主要的，我并不反对也不反感作者通过描写两条腿中间的那点事儿，来折射社会与人生，但如果只停留在私处不作必要的升华，作为精神产品未免太过龌龊，肯定难登大雅之堂。
据说这本不知道最后是否正式出版的书，遭到了封杀。
我更愿意相信这是当初的一种不那么高明的炒作，道理很简单，你只要在网上输入书名，现在还能很轻易地读到。
但是，小说题目中的“飘”字还是打动了我。我发现湖南广电的一些员工在对工作全情投入的同时，却明显归宿感不够，真的就像水中的浮萍一样，没有根基，漂来荡去。再说了，如果我只是想厘清某个文化事业单位的气场，也许网络小说《长沙飘客》那种独具特色的表达，反而是那个气场的元素之一也未可知。
马兰山流行两个称谓，一个是“大师”，一个是“流氓”。有趣的是，这两顶帽子完全可能同时戴到一个人头上。
这是一个多么包容的社会啊，而一个包容的社会是永远有活力的。另外一句话是说，流氓不可怕，就怕流氓有文化。
经过不算激烈的思想斗争，我决定一改初衷，对已经写在初稿里的《长沙飘客》的部分内容予以完全彻底的消除，我将不鼓励、不建议有窥探欲的朋友把它和黄晓阳的那本书比照起来阅读，说实在的，这不是我的事儿。
马兰山还有另外一个香艳的传说，是关于寡妇楼的。说某栋楼里住的全是美丽娇艳的寡妇（包括离异的女性），她们对重组家庭毫无兴趣，每天夜幕降临的时候便开了车去长沙着名的酒吧一条街放纵不羁，完了还不忘记带回有型的先生进行消费。
我得声明以上纯属道听途说，对其真实性未做最基本的调查。一种可能是，这则小道消息的传播者乱用了数量词，很有可能为了追求夸张的效果而把“几个人”冠之为“一栋楼”，不过，根据我自己羞于启齿的经验，我推猜所有搞艺术的人，可能都有点儿荷尔蒙、肾上腺素分泌旺盛或异常，她们或他们会不会干出什么常人不可理喻的事，只有天知道。
幸亏我不是她们或他们的领导或下属，否则，真不知是福是祸。
作为一个佐证，舞美师曾经在他的博客上大爆湖南广电内部情艳史，还煞有介事地分为领导篇和主持人的办公室爱情篇，我本来想娱乐娱乐、全文引用的，又怕落了哗众取宠的嫌疑，想想还是放弃算了。
如果我们把《魏文彬和他的电视湘军》当成官方或准官方言论，而把《长沙飘客——一个湖南电视人的另类生活》当成民间演义，那么，它们之间还有个人数庞大的中间层，这个中间层既没有被神化，也没有被卡通化或妖魔化，他们不是围着领导或女人转，而是围着频道和节目转，像各种各样的零部件或螺丝钉，维系了湖南广电机器的运行。
我知道，如果我们适当地花一些笔墨把它上下打通，关于湖南广电的气场便有可能融会贯通起来，并呈现气韵生动的景象。
道理很简单，如果我们让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看同一个单位、同样一种现象、甚至同一件事，那会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有侧目而视的、有俯视的、有仰视的、有就近细观的、也有偶尔回眸远望的，把它们结合起来，就有可能立体成像，接近我们所需要的客观与真实。
最好的方式就是让身在其中的人说出他们真实的职场故事，他们在湖南广电工作和生活的感悟。
31岁的金涛很自然地进入了我的视野。他现在是王伟公司的员工，也是湖南娱乐频道建台时最早的一批人之一。
首先他符合“飘”的概念，在湖南广电，像金涛这样飘来飘去的人很多，尤其是那些“台聘”的甚至“栏目聘”的员工。
任何事情都是一分为二的，这种用人制度的改革，有利之处在于打破了大锅饭和铁饭碗，使人保持竞争的动力与激情；不利之处在于把员工分为三六九等，让低层次的人没有了安定感和安全感。
金涛属台聘。他在娱乐频道干了几年之后去了另外一个频道，之后又到天娱传媒做“超级男声”，那是跟河南卫视一起做的合作项目，算下来那一次他在天娱传媒待了半年。后来湖南广电组建公共频道，以为是个机会的他又去了公共频道，对公共频道深入了解之后，又人心思动，最后被王伟硬拉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