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一个优雅的社会环境，以及文明中的某种平衡。但是，当物质条件比较艰苦，生活中满是痛苦、饥馑、忧虑，当向外发展的机会被扼制时，那么心灵只好被迫收敛自己，但它对快乐永恒的需要驱使它寻求其他宣泄方式。于是美的表现形式改变了，本质变得收敛，它从更亲切的艺术形式，如诗歌和音乐中寻找庇护。它从未死去——对此我毫不怀疑。这种精神谈不上灭亡或是新生，因为它的光从未熄灭过；它的“死亡”只是为了在其他地方重燃生命的火花。因此，它从一种艺术演变为另一种艺术，如同从一个民族传给另一个民族那样。如果你只研究一种艺术，你会很自然地认为它的生命中曾有过中断，它的心跳曾有停顿。而反过来，如果你把所有艺术看成一个整体，你就会感觉到它恒久的生命在不息地流动。
这就是我认为我们需要一种包含所有艺术形式的比较艺术研究作为所有社会历史研究的基础的原因。忽略任何一种艺术形式都有可能使整个画面变得模糊。历史应把寻求人类精神存在的连贯性作为其研究目标，并且应该保持所有人类思想的内聚性。
现在，让我们尝试勾勒音乐在历史进程中的地位。其地位比人们通常所想象的要重要的多，因为音乐可以追溯到久远的人类文明早期。有些人认为音乐只是刚刚兴起，但是我们会记得大兰图姆的亚里斯托克西纳思〔8〕，他说音乐是从索福克勒斯时代开始颓废的。还有柏拉图，凭借更准确的判断力，他发现自七世纪（原文如此）起以及奥林帕斯祭歌之后，音乐就没有取得进步。在每一个时代，人们都说音乐已达到巅峰，随之而来的只能是走向衰落。世界上没有哪个时期没有自己的音乐；所有文明的民族在其历史的某个时期都出现过音乐家——即使是那些我们习惯认为最没有音乐天分的民族也是如此。例如英国在1688年的革命以前一直是一个伟大的音乐之国。
某些历史条件更有利于音乐的发展。从某些方面来说，音乐的繁荣与其他艺术的衰退甚至整个国家的不幸同时出现是很自然的。蛮族大入侵时代的例子以及十七世纪的意大利和德国的例子使我们更倾向于这种看法。这一切似乎很合乎逻辑，因为音乐是一种表达思想的特殊方式，表现它时只需要一个灵魂和一个声音就行。一个被废墟和痛苦包围的不快乐的人也会用音乐或诗歌创作出经典作品。
但是迄今我们谈论的仅是音乐的一种形态。尽管音乐是一种个人化的艺术，但它同时也是一种社会性的艺术；它可能是沉思或悲痛的产物，但也可能是快乐，甚至是轻浮的产物。它使自己适应所有个体和所有时代的特点；当人们了解了它的历史以及许多世纪以来它的多种表现形式之后，他们就不会再对美的爱好者赋予它的自相矛盾的定义感到震惊。一个人可以称它是流动的建筑，另一个人可以称它是诗意的心理学；一个人把它看做一种造型的、轮廓清楚的艺术，另一个人则把它看做是纯粹的表现精神的艺术；对一个理论家来说，旋律是音乐的精髓，而另一个则认为音乐的精髓是和声。事实上音乐也正是如此；他们全都正确。
因此，历史引导我们不是去怀疑一切——远非如此——而是对一切都相信一点；它引导我们运用只适用于某组特定事实和特定历史时期的观点去验证通用的理论；它引导我们利用真理的片断，给音乐冠以种种可能的名字是完全正确的，因为对于处在建筑艺术的某个时期的某个有建筑天分的民族来说，（如对十五、十六世纪的法语弗兰芒人来说）音乐是一种声音的建筑艺术。对于欣赏、仰慕形式的人以及像意大利人这样有绘画、雕刻天才的人来说，音乐是素描、线条、旋律和造型美术。而对于像德国人这样有诗歌、哲学天分的人来说，音乐则是内心的诗歌，抒情的倾吐和哲学的沉思。音乐使自己适应各种各样的社会条件。在弗朗西斯一世〔9〕和查理九世〔10〕时期，音乐是一种宫廷诗歌艺术；在宗教改革时期，音乐是一种信仰和斗争的艺术；在路易十四时期，音乐是一种矫揉造作、象征统治者骄傲的艺术；在十八世纪，它则成为沙龙艺术。随后，它成为革命者的抒情表现，它也将成为未来民主社会的呼声，如同它以前曾是贵族社会的声音一样。没有哪一条公式能概括它。它是时代的欢歌，历史的花朵；它从人类的痛苦中成长，也在人类的欢乐中滋生。
我们清楚音乐在古代文明中占据的重要地位。希腊哲学非常重视音乐在教育中所占的比重，而且音乐同其他艺术，如科学、文学、尤其是戏剧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些都证明了音乐的重要性。我们发现，在古代，赞神歌为各族人民所吟唱，为他们伴舞。酒神节祭歌及悲喜剧都充满着音乐。事实上，音乐包容了所有的文学体裁，它无处不在，贯穿了整部希腊历史。这是一个从未停止进步的世界，它发展了同现代音乐一样繁多的形式和风格。渐渐地，纯音乐——器乐——在希腊的社会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在罗马帝王的宫廷中，它闪烁着华丽、灿烂的光芒。在这些古罗马皇帝中，尼禄、泰塔斯、哈德连、喀拉凯拉、赫拉加巴尔、亚历山大、塞佛留、戈秋安三世、卡里纳斯和纽梅里安都是狂热的音乐家，甚至是有相当水准的作曲家和演奏家。〔11〕
随着基督教的发展，它把音乐的力量吸收到宗教的仪式中去，用音乐来征服心灵。圣·安布罗西（St。 Ambrose）（公元340—397年）说他凭借旋律性的赞美诗来吸引民众。我们觉察到，在罗马世界所有的艺术遗产中，音乐是惟一在蛮族入侵时期不仅完好无损而且更加生机勃勃的艺术。在随后的罗曼和哥特时期〔12〕，音乐保持了它的崇高地位。圣托马斯·阿奎纳〔13〕认为音乐在七项审美艺术〔14〕中位居第一，是人类文明的学科中最高贵的一科。各地都在教授音乐，公元十一世纪至十六世纪之间在夏特尔出现了一个既重实际又重理论的大音乐学派。十三世纪的图卢兹大学已拥有一名音乐教授。在十三、十四世纪的音乐王国之都巴黎，人们能从大学的教授名单中读到那时最著名的音乐理论家的名字。音乐同算术、几何和天文学一样，在四大学科中占有一席之地。因为那时它是一门类似科学或逻辑学的学科，至少表面如此。十三世纪末，摩拉维亚的耶罗姆的话清楚表明了那时的美学观与现在不同。他说：“创作出优美音符的首要障碍是心灵的悲伤。”贝多芬对此会做何感想呢？对那时的艺术家来讲，个人感情似乎是艺术的障碍而不是激励；因为音乐之于他们是同个人无关的东西，它首先要求一个井井有条的冷静思维。然而，音乐的力量在这个它最具学术性的时期达到了极至。毕达哥拉斯〔15〕的专制权威，由包伊欧斯〔16〕传至中世纪，除了他的权威之外，还有许多原因造成这种音乐上的惟理性主义的统治；道德上的原因应归咎于时代的精神——那个时代更注重理性而不是神秘，更喜好争论而不是相信神启；社会原因应归咎于思想和权力的习惯性结合，它把一个人独创的想法同所有人的想法连接起来——例如，经文歌中不同的旋律与不同的歌词被毫无顾忌地结合在一起。最后是技术原因：必须付出繁重的劳动才能使庞杂而不成系统的现代对位学形成起来，这就像先将一尊塑像的形态雕成，然后等着生命和思维进入其中。为此人们不得不付出艰苦的劳动，结果在技术上造成音乐理性主义的产生。但是，紧随这种学院派艺术而来的是精美的骑士诗歌，后者具有浪漫的柔情，焕发着生命活力，具有准确无误的流行性。
十四世纪初，意大利人感觉到了从普罗旺斯吹来的一股气息，这是文艺复兴的第一个暗示。黎明的曙光已经照耀到与但丁、佩脱拉克〔17〕和乔托〔18〕同时代的佛罗伦萨和巴黎，一种新艺术传遍了欧洲。到十五世纪初，这种艺术丰满的声乐和逐渐展露头脚的器乐都有了很大收获。源于世俗音乐的自由精神开始被教会艺术吸收并同化。到十五世纪末，音乐的光芒可以与这个欢快的年代其他艺术相媲美。文艺复兴时期的音乐文献或许具有史无前例的丰富性。在绘画上十分显著的弗兰芒人的优越性在音乐中甚至更加明显。弗兰芒裔对位学大师遍布欧洲各地，是其他所有民族的音乐领袖。法兰西人和弗兰芒人统治了德国和意大利的罗马。他们的作品具有宏伟的音乐结构，主题和旋律非常分散，有一种丰沛的美，尽管乍听之下它们似乎更注重形式而不是表情。十五世纪下半叶之后，在其他艺术领域中能感觉到的个性主义开始在音乐界觉醒；个人情感获得释放；音乐开始回归自然。有关若斯坎（Josquin），（比利时作曲家）葛拉瑞安（Glareon）写到：“没有人比他更出色地在音乐中表达心灵的激情。”文森佐·伽利略〔19〕称帕勒斯特里纳〔20〕为“那位大自然伟大的模仿者”。
在我们现代人眼中，再现自然和表达情感是十六世纪音乐复兴的特征；这似乎是那时的音乐艺术区别于其他艺术的特点。但是它并未给我们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因为从那时起，音乐寻求精神真谛的努力一直没有停止过，而且取得了持续的进步。而真正激发我们对那个时代的艺术产生幻想的是它的形式美，这种美永远无法超越，甚至永远无法达到同样的水准，亨德尔和莫扎特的某些作品除外。这是一个唯美的时代，因为美无处不在，与社会生活的各种形态水乳交融，并且同所有的艺术统一。没有哪个时代像查理九世的时代那样音乐和诗歌结合得这样亲密。陶拉〔21〕，约丹尔和裴鲁〔22〕都赞美音乐。龙沙〔23〕称音乐是“诗歌的姊妹”；而且，他认为没有音乐，诗歌就会缺少优雅；而没有诗歌的韵律，音乐同样会枯燥乏味，没有生气。欠伊甫〔24〕创立了一所诗歌音乐学院，尝试在法国创造一种适合歌唱的语言，并把那些按照古希腊和拉丁方式写作的格律诗作为范例——今天的诗人和音乐家几乎想象不出这些格律诗丰富而大胆的表现内容。法国从未这样真正地热爱过音乐，因为那时的音乐不为某个阶级所占有，而是整个民族的财产——贵族阶级、为数不多的知识分子、中产阶级、平民大众，乃至天主教会和新教会都分享它。在亨利八世和伊丽莎白女王统治时期的英国，在路德时期的德国，加尔文〔25〕时期的日内瓦，以及教皇里奥十世〔26〕时期的罗马，音乐的活力都明显地表现出蓬勃发展。音乐是文艺复兴的最后一个分支，但也许是最强大的分支，因为它覆盖了整个欧洲。
整个十六世纪，在一系列生动、形象的牧歌创作中，人们寻求用音乐准确再现情感的努力达到了高峰，并最终导致意大利音乐悲剧的诞生。早期音乐艺术的影响阻碍了歌剧的诞生，就像它妨碍了其他意大利艺术的形成和发展那样。在始创者的脑海中，歌剧是古典悲剧的复活，因此其文学性比音乐性更高。事实上，即使在第一批佛罗伦萨大师的戏剧规则已经被遗忘之后，即使在音乐已经撕破了强加给它的同诗歌联系的纽带之后，歌剧仍然以一种还没有完全被领悟的方式对戏剧的精神施加影响，尤其是在十七世纪末。我们不应错误地认为歌剧在欧洲的胜利以及它激发的病态的狂热微不足道。可以断定：如果没有歌剧，人们将无法了解该世纪一半的艺术思维，因为人们只会看到这种思维理性的那一半。正是透过歌剧，我们才真正把握了那个时代感官美所达到的深度，这种美具有刺激感官的想象力和多愁善感的享乐主义；简而言之，我可以这样说，它是那个伟大时代法国社会的理性、愿望以及严肃事物赖以存在的摇摇欲坠的基础。另一方面，宗教改革精神正在德国音乐中深深地扎根。英国的音乐之火也被点燃，但在斯图亚特王朝被废黜、清教徒精神一统天下后，它的火焰又熄灭了。到该世纪末，在对令人仰慕的但却空洞无物的形式的崇拜中，意大利人的思想昏昏欲睡了。
十八世纪，意大利音乐继续反映出生活的恬静、轻松和空虚。在德国，积累了一个世纪的内心和谐的泉水像一条轻盈的小溪流在亨德尔和巴赫的作品之中。法国正在着手营建音乐戏剧的根基，而佛罗伦萨人和吕利正设想着模仿希腊悲剧建立一种伟大的悲剧艺术，他们已经为这种戏剧勾勒出了轮廓。巴黎变成了一间工场，这里云集了欧洲最出色的音乐家，他们互相竞争——法国人、意大利人、德国人和比利时人都争相为悲剧和抒情喜剧奠定一种风格。整个法国社会都积极投身到这些成果丰硕的斗争之中，从而为十九世纪的音乐革命者开辟了道路。十八世纪德国和意大利最出类拔萃的天才或许就是他们的音乐家。法国在其他艺术领域的收获比在音乐领域的收获要大。尽管如此，我仍然认为，比起其他艺术，法国在音乐上攀登的更高些；因为在路易十五统治期间的画家和雕塑家之中，我找不到一位能与拉莫匹敌的天才。拉莫绝非仅仅是吕利的继承者，因为他在和声技巧和对大自然的观察的基础上，创立了法国的音乐戏剧艺术。最后，整个十八世纪的法国戏剧，甚至整个欧洲戏剧，都因为格鲁克的天才而显得相形见绌；他的作品不仅是经典的音乐作品，而且依我看来，也是十八世纪法国悲剧的经典作品。
十八世纪末，音乐表现出一种唤醒整个世界的革命个人主义的觉醒。由于法国和德国音乐家的钻研，以及交响音乐的突然发展，音乐的表现力极大增强，它可以自由使用大量前所未有、几乎是全新的表现手法。在三十年的时间里，管弦交响乐和室内乐都产生了各自的经典作品。垂死挣扎的旧世界在这里找到了它最后的画像，而最完美的画像或许是由海顿和莫扎特绘制完成的。尔后法国大革命开始了，国民议会时期的音乐家如戈赛克、梅雨尔、勒修埃和凯鲁比尼都已经表达过这种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