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普知道他的小说还没有轮廓可言。
他在火车站遇见一个刚下车的四人马戏班——来自匈牙利或保加利亚。他试着设想他们在自己的小说里。有一头会骑摩托车、在停车场不停绕圈圈的熊。一小群人围拢来，倒立走路的男人，脚底板托着一个罐子来为熊的表演收钱；他有时会摔倒，但熊也一样。
表演了一会儿，摩托车发不动了，其他两个马戏班成员的拿手好戏是什么，没人知道；他们正想接替熊和竖蜻蜓的男人上场时，警察就来了，要求他们填一大堆表格。这没什么看头，群众——就那么几个人——也散了。盖普待得最久，不是因为他想看这个不成气候的马戏班接下来的演出，而是因为他想把他们写进小说里。他想不出该怎么做。离开火车站时，他听见熊在呕吐。
一连好几个星期，盖普的小说唯一的进展就是题目：《奥地利观光局》。他不喜欢这题目。他暂且丢下写作，回去做他的观光客。
但天气逐渐变冷，盖普对观光也腻了；他开始吹毛求疵，抱怨海伦回信不够多——这显示他信写得太多了。她比他忙得多；她进了大学，而且获准跳级大二，她的课程负荷是正常的两倍以上。如果年轻时代的海伦跟盖普有任何相似之处，就在于他们都好像急急忙忙要赶到什么地方去。“别去烦可怜的海伦。”珍妮劝他，“我还以为你除了写信，还要写别的东西。”但盖普不喜欢在同一栋公寓里跟母亲竞争。她打起字来不假思索；盖普暗忖，他的作家事业还没开始，恐怕就要断送在这稳定的打字机敲击声里。“我母亲对修订的沉默一无所知。”盖普有次说。
十一月间，珍妮完成了六百页的打字稿，但她仍觉得一切都还没有真正开始。盖普没有可以让他这样文思泉涌的题材。他这才知道，想象比回忆难。
他的“突破”（他在给海伦的信上用这个字眼）出现在一个寒冷的降雪天，地点是维也纳市史博物馆。这座博物馆离许文德巷没几步路；正因为知道随时可以走过去，他偏就漏看了。珍妮跟他提过这地方。这是她绝无仅有到过的两三个地方之一，因为它就在卡尔广场对面，在她所谓的“附近”范围之内。
5马可·奥勒留在这城去世（4）
她提到馆内有间作家工作室；她忘了是谁的。她觉得在博物馆设一间作家工作室，是个有趣的点子。
“作家工作室吗，妈妈？”盖普问。
“是啊，一整个房间。”珍妮道，“他们陈列了那位作家所有的家具，甚至可能包括墙壁和地板。我不知道他们怎么做的。”
“我好奇他们干嘛要这么做？”盖普道，“整个房间都在博物馆里吗？”
“是啊，我想那是间卧室，”珍妮道，“但也是作家实际写作的地方。”
盖普翻翻眼珠，听来简直猥亵。作家的牙刷在吗？还有夜壶吗？
那是个很平凡的房间，床看来嫌小——像小孩的床。写作的书桌也小。不是大块头作家的床和桌子，盖普想。木头色泽黝暗，每件东西好像都很容易坏；盖普觉得母亲写作的房间还更好。这位房间被供奉在维也纳市立历史博物馆里的作家，名叫法兰兹·葛利尔帕泽（Franz Grillparzer）；盖普从来没听过他。
法兰兹·葛利尔帕泽死于一八七二年；他是奥地利诗人和剧作家，奥地利以外，很少人听说过他。他是那种名望没能超越十九世纪的十九世纪作家，盖普后来还说，葛利尔帕泽甚至算不上在十九世纪享有盛名。盖普对戏剧和诗都不感兴趣，但他到图书馆读了葛利尔帕泽号称一时之选的散文体作品：冗长的短篇小说《可怜的提琴手》。盖普想，或许他在史迪林修的三年德文程度，不足以欣赏这篇小说；他讨厌这个德文版本。后来他在哈布斯堡大道一家旧书店找到一个英译本；他仍然讨厌它。
盖普认为，葛利尔帕泽的名作是场荒唐可笑的通俗剧；他还嫌它叙述技巧拙劣、过分滥情。这篇小说只隐约让他联想到十九世纪的俄国小说，主角往往优柔寡断，只会因循度日，在现实生活中处处碰壁。但在盖普看来，陀思妥耶夫斯基有本事让你对这么一块废料感兴趣，葛利尔帕泽却只会拿眼泪潸潸的无聊细节活活烦死你。
在同一家旧书店，盖普还买到马可·奥勒留（译注：Marcus Aurelius，121—180，罗马皇帝，亦为主张禁欲、坚忍、刻苦的斯多葛学派之哲学家）的《沉思录》（Meditations）英译本；他在史迪林修拉丁文时，读过马可·奥勒留，却从来没用英文读过他的作品。他买这本书只因为书店老板告诉他，马可·奥勒留死在维也纳。
“人生在世，”马可·奥勒留写道，“一生不过一瞬，生命变幻不居，感官犹如微弱星火，肉体无非蛆虫饵食，灵魂乃不安的漩涡，命运一片黑暗，名誉难以捉摸。到头来，有形肉体似水循环复始，灵魂尽成梦幻泡影。”不知怎的，盖普总觉得，马可·奥勒留写这段话时一定住在维也纳。
马可·奥勒留的悲观见解，不消说，也是大多数严肃作品的主题。盖普认为，葛利尔帕泽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差别不在主题。盖普的结论是，差别在于智慧与天赋，差别在于写作艺术。这一显而易见的发现，不知怎的让他很开心。多年以后，盖普读到一篇作为导言的葛利尔帕泽作品评论，说葛利尔帕泽是个“敏感、备受折磨、理所当然地偏执、经常沮丧、胡思乱想、满怀忧伤的人；简言之，一个复杂的现代人”。
“或许如此，”盖普写道，“但他也是个糟糕透顶的作家。”
对葛利尔帕泽是个“坏”作家这一点深信不疑，似乎让年轻的盖普首度产生艺术家的自信——甚至在他写出名堂之前。或许每个作家一生中，都需要有一次目睹其他作家被抨击为不配这头衔。盖普几乎是用摔跤策略对可怜的葛利尔帕泽施展杀戮本能；仿佛他已先旁观对手出战其他摔跤选手，看破他攻防的罩门，而且有把握做得更好。他甚至逼珍妮读《可怜的提琴手》。他很少这么在意她的文学判断。
“垃圾。”珍妮宣称，“过分简单、感伤、一无是处。”两人都很开心。
“说真的，我不喜欢他的房间，”珍妮告诉盖普，“根本不像作家的房间。”
5马可·奥勒留在这城去世（5）
“呃，我觉得那无所谓，妈，”盖普道。
“但那个房间好小，”珍妮抱怨道，“光线太暗，感觉又非常吹毛求疵。”盖普望进母亲的房间。散落床上、梳妆台上，还用胶带黏在挂墙的镜子上——几乎照不到她自己了——到处都是她篇幅奇长、涂涂改改的手稿。盖普觉得母亲的房间也不怎么像作家的房间，但他没说。
他写了一封辞藻华丽的长信给海伦，引了马可·奥勒留，也提到葛利尔帕泽。依盖普的见解，“葛利尔帕泽一八七二年就永远死去了，像廉价的本地酒，运出维也纳没多远就馊掉了”。这封信旨在炫技；或许海伦也知道。信中处处卖弄文字；盖普把信复写了一份，他实在太喜欢这封信，因此决定自留正本，把副本寄给海伦。“我简直像个图书馆，”海伦回信道，“你似乎企图把我当档案柜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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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伦真正抱怨的是什么？盖普不够关心海伦的生活，也没费心多问。他只回信说，他“正在为写作做准备”。他确信她会喜欢这次的成果。这种警告可能令海伦感到疏离，但她没透露任何焦虑；她在大学里以几乎正常的三倍速度狼吞虎咽课程。第一个学期快结束时，她已经赶到大三下学期的进度。年轻作家的自我陶醉和自我中心吓不倒海伦；她也正以惊人的速度向前迈进，而且她喜欢有决心的人。再说，她喜欢盖普写信来；她也有个需要膜拜的自我，而且她再三跟他说，他的信写得真是好得要命。
在维也纳，珍妮和盖普拿葛利尔帕泽编了一大堆笑话。他们在城里到处发掘葛利尔帕泽的遗迹。有条葛利尔帕泽街，有家葛利尔帕泽咖啡馆；他们还在面包店发现一种多层次的葛利尔帕泽蛋糕！味道过甜。于是，盖普做饭给母亲吃，会问她鸡蛋要煮嫩一点，还是要葛利尔帕泽式的。有天在丽泉宫动物园（Schonbrunn Zoo），他们看到一头特别瘦长的羚羊，腰窝里全是皮包骨，还沾着粪便；这头羚羊可怜兮兮地站在肮脏窄小的冬季避寒区内。盖普立刻鉴定：葛利尔帕泽种羚羊。
在写作方面，有天珍妮跟盖普提起，她采用“葛利尔帕泽笔调”觉得有罪恶感。她解释说，意思是她在提到某个场景或角色的最初，使用的形容词像警报器一样，让人立刻猜到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她所谓的场景就是在波士顿电影院被那个军人骚扰那次。珍妮写道：“电影院里，一个满脑子淫欲的军人靠近我。”
“糟透了，妈，”盖普也同意。“满脑子淫欲”一词，就是珍妮所谓的“葛利尔帕泽笔调”。
“但事实就是如此，”珍妮说，“是淫欲，没有错。”
“还不如说他饥渴。”盖普建议。
“恶，”珍妮道。这仍旧是葛利尔帕泽笔调。总而言之，她不想提到跟淫欲有关的字。他们讨论淫欲，把想到的事都说出来。盖普告白他对库希的淫欲，但把他们翻云覆雨的那段说得比较含蓄。珍妮听了还是很不喜欢。“那海伦呢？”她问，“你对海伦也有同样的感觉吗？”
盖普承认是如此。
“真可怕。”珍妮道。她不了解这种感觉，也不明白盖普为何在这种事情上只想到寻欢作乐，而不是感情。
“有形肉体似水循环复始，”盖普引用马可·奥勒留的名句，含糊其辞混过；他母亲摇摇头。他们在布鲁特巷一家装潢红得过头的餐厅用晚餐，这条街名意思就是“血街”，盖普心情愉快地为她翻译。
“不要什么都翻译给我听，”珍妮对他说，“我不想知道每一件事。”她认为餐厅的装潢太红、食物的价格太贵、服务太慢、回家的时间也太晚。天气极冷，尽管康特纳大道上张灯结彩、喜气洋洋，也不能让他们暖和起来。
“我们叫出租车吧！”珍妮道。但盖普坚持再走五条街就有公交车，一样方便。“你跟你该死的公交车！”珍妮道。
很明显，“淫欲”的话题毁了他们这个晚上。
第一区到处闪烁着圣诞装饰；在圣史蒂芬教堂高耸的尖塔和壮观的歌剧院之间，有七条街全是店铺、酒吧、旅馆；冬季来到这七条街上，可以看到全世界所有国家的风情。“找个晚上我们去听歌剧，妈。”盖普提议。他们到维也纳已经六个月，却还没看过歌剧，只因为珍妮不喜欢晚睡。
5马可·奥勒留在这城去世（6）
“你自己去吧！”她说。她看到前方站着三个穿皮草长大衣的女人；其中一个戴着搭配的皮手筒，她把手筒捂在脸上，对里头哈气暖手。她仪态很高雅，但跟她一块儿的两个女人，却带着圣诞饰物的俗丽气质。珍妮很羡慕那女人的皮手筒。“我就想要那个，”她大声说，“哪儿买得到？”她指着前方的女人说，但盖普听不懂她在说什么。
他知道，那几个女人都是妓女。
妓女们见珍妮跟盖普从街上走来，对他们之间的关系颇为狐疑。她们看见一个英俊的男孩跟一个相貌平庸、帅气十足、年纪却足以当他母亲的女人同行；珍妮跟盖普一起走路时，总是很正式地勾住他手臂，他们的对话似乎又带着紧张与困惑——这使妓女们以为，珍妮不可能是盖普的母亲。珍妮对她们指点，令她们愤怒；她们揣测珍妮也是妓女，闯入她们的地盘，捞走一个看起来有钱、有搞头的男孩——一个本来会付她们钱的漂亮男孩。
在维也纳卖春是合法的，有套复杂的管理法规。有个类似工会的组织；有健康证书、定期体检、身份证明等。只有最漂亮的妓女有资格在第一区的繁华街道上接客。外围地区的妓女大多比较丑、比较老，或两者皆是；价格也低廉，不在话下。每一区的卖身价照理是划一的。妓女们见到珍妮，便跨步到人行道上，拦住他们的去路。她们立刻认定，珍妮不合第一区的妓女水平，很可能是跑单帮——这是违法的——要不然就是为了多赚点钱而越区拉客；这样，其他妓女就要给她点苦头吃。
事实上，大多数人都不会误把珍妮当作妓女，但她究竟像从事什么行业的，可真难猜。她做护士装扮那么多年，来到维也纳，根本不知道该如何穿着；每次跟盖普出门，她都过分盛装，或许为了弥补写作时老穿浴袍吧！她缺乏给自己买衣服的经验，外国城市里的服装又觉得不大一样。既然没有特定品味，她只好挑贵的买，反正她有钱，又没耐性、没兴致比价。结果她的穿着总显得簇新亮眼，跟盖普站在一起，根本不像一家人。盖普则沿史迪林的习惯，西装外套、打领带，配舒服的长裤——略带率性的都会人制服，让他几乎在任何地方都不惹眼。
“你去问那个女人，她的手筒哪儿买的，好不好？”珍妮对盖普说。她见那几个女人来势汹汹地迎上前来，有点意外。
“她们是妓女耶，妈妈。”盖普悄声对她道。
珍妮愣住了。拿手筒的女人凌厉地对她说话，她当然一个字也听不懂；她望着盖普等他翻译。那女人连珠炮似的说了一大串话，珍妮的眼睛始终没离开过儿子身上。
“我母亲想请教你，那副漂亮的手筒哪里可以买得到。”盖普用他慢条斯理的德文说。
“喔，他们是外国人。”一名妓女说。
“天啊，是他妈妈。”另一个说。
拿手筒的女人盯着珍妮，珍妮却盯着她的手筒。有个妓女年纪很轻，梳了个老高的鸡窝头，上头还洒着金银色的小星星；她一边面颊上刺了颗绿星，还有一道疤，使她上唇有点歪——乍看之下，你不知道是她的脸出了什么问题，就只觉得有问题。不过，她的身材可一点问题也没有：她很高、很瘦，令人不敢逼视，但珍妮却不由自主盯着她看。
“问她她几岁。”珍妮对盖普说。
“Ich bin十八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