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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三大帮会溯源（12）
在从啯噜到哥老会的演化中，从其首领的称呼上也可以看出某些痕迹，如啯噜首领就有称“冒顶”、“大五”、“大满”者。从一些史料来看，啯噜在向哥老会的演变中，有些还受到江湖会的影响。熟悉哥老会由来和演变情况的李榕说得很清楚：“蜀中尚有啯噜会，军兴以来，其党多亡归行伍，十余年勾煽成风，流毒湘楚，而变其名曰江湖会。”
那么，哥老会的名称是何时正式出现的呢？迄今尚未发现可靠的历史记载，不过，在咸丰三年（1853）曾国藩创办湘军以前，尚未出现过有关哥老会的记载。从咸丰八年（1858）曾国藩草拟的湘军营规中可知，在湘军创立后不久，就出现了哥老会的名称。在湘军营规的《禁洋烟等事之规》七条中，提到禁止结盟拜会：“兵勇结盟拜会，鼓众挟制者严究；结拜哥老会，传习邪教者斩！”说明当时哥老会已经存在，而且在湘军中已经有人在结拜哥老会。左宗棠在招募、训练楚军时也在《行军五禁》中规定：“严禁军营结拜哥老会。”他在一件奏折中也说：“近年江、楚之间，游勇成群，往往歃血会盟，结拜哥老会，又号江湖会。”当然，哥老会作为一个秘密结社，在被发现之前，肯定已经存在。所以其出现的时间，应当比咸丰八年要早。从哥老会内部秘籍《海底》的内容判断，大约在道光末年哥老会已经初步形成。哥老会秘籍中所谓郭永泰于道光二十八年在雅州开设“荩忠山”的传说，反映出哥老会那时已经存在。
哥老会出现后不久，便开始同天地会融合，在清末光绪年间，哥老会与天地会的融合已经十分明显。据光绪二十年刊印的广西《玉林县志》记载：“天地会又名添弟会，即哥老会之变名。不逞之徒，邀聚数百人或百数人，择深避地方，定期拜会结盟，推一人为首，称曰大哥；次一人曰老晚，其余群相称兄弟。凡入会者，必自言明无父母妻子，唯结盟之兄弟是亲，唯大哥之命令是听。奉五祖和尚为师，五祖法名洪，故自称洪相。迨后起作贼匪，放火杀人，则自称洪家。逼胁入会曰转红，交纳租石谓之交红租。其不从者为白家。道光间，州中此会最多，至甲辰己巳尤盛，几无村不有大哥。”这条史料说明，广西玉林一带的天地会与哥老会已经融合，而且，哥老会也接受了天地会自称“洪门”或“洪家”的传统。清末以来，由于天地会与哥老会皆自称洪门，以致人们往往把二者视为同一组织。这虽然说明二者确实有着密切关系，不过，这并不能说明二者有着同一来源。还需要说明的一点是，在川江上水手、纤夫中的啯噜逐渐演化为哥老会以后，四川、贵州等省山区、老林里的啯噜仍继续存在，而且一直到清末，仍然与哥老会并存，说明并非四川所有的啯噜都演变为哥老会了。
3。青帮：同治年间漕运水手行帮演变而成
无论青帮秘籍、帮会中人的著作还是官书、档案资料，都表明青帮是由漕运水手行帮组织逐渐演化而来的，而且与秘密教门罗教有着密切关系。
（1）漕运水手行帮的形成
中国历代专制王朝，为了皇室的需求和官员的俸禄，皆把从南方各省以田赋形式征收的粮米运到京城。其中经陆路运送的称为“转”，经水路运送的称为“漕”。明清两代建都北京，朝廷便把从浙江、江西、湖广、南直隶（包括江苏和安徽）以及山东、河南等省的田赋粮米，通过京杭大运河运到北京附近的通州，称为“漕运”。明代每年的漕粮总数约计420余万石，大批的漕粮由各省运往京城，需要大量的船只和舵工、水手、纤夫。明代漕运最初由民间以劳役形式无偿运送，后来因为百姓不堪其苦，遂改为由运粮军人承担。漕运士兵可以得到“行粮”和“赏钞”，前者是发给的口粮，后者是发给的现银。此外作为报酬的一部分，还有大量的屯田供士兵耕种。
第一章 三大帮会溯源（13）
到了清代，仍承明制，最初也是由运粮军人承担漕粮的运输任务，由粮户按照地区的远近，给运粮军人以“耗米”和轻赍银，称为“长运”，运粮军人的组织也沿袭明代的“卫所制”。清代漕粮数额每年基本上保持在400万石左右，运粮船只经常保持在12000艘，水手约有10万户，二三十万人以上。后来改为民运，由直隶、山东一带破产农民、手工业者担任运粮任务。但漕粮运输的管理，仍由有漕各省的卫军负责，不过，卫军改称“旗丁”或“运丁”。粮船按照所属省份，分为江苏、浙江、江西、安徽、湖广、河南、山东诸帮，每一帮又按照该省的地区，分成若干个分帮。各帮隶属于某一卫所，如苏松卫、杭州卫、金衢卫等。帮一般与所属的卫所名称相一致，如称江西卫四十帮、江安卫五十二帮。也有直接称帮名的，如淮泗总帮、兴武六帮、嘉白总帮等。每帮有粮船二三十到五六十艘，清代后期全国共有漕船118帮，6283艘粮船，每船以10—12丁配运，需要大量的粮船水手。
清廷为了保证漕运的顺利进行，专门设有各级官员进行管理，其名称亦沿袭明制，即设立漕运总督，驻在江苏，既有行政权，又有带兵权。其下设有漕标副将一员，管辖直隶、山东、江南、江西、湖北、湖南等省的卫所。每个卫所设守备一员，每个帮设千总一员，俗称“运弁”，每只船设有旗丁一名，又称“运丁”。在漕运改为民运以后，每船由运丁一名领运，由他雇觅水手若干名。这样，每年就需要领运六七千人，雇募水手、舵工五六万人。另外，还要有专门拉纤的纤夫，所以合计人数约在10万以上。这些水手、舵工大多来自山东、直隶一带。康熙年间，每只漕船有运丁一名，其余九名以谙熟驾驭的水手充任。雍正二年，清军绿旗各省卫所被裁撤，漕运的卫所虽然仍予以保留，但因运丁可以雇佣水手充任，所以卫所运丁的军籍与被雇佣充任水手的民籍之间，已经不再有实质性差别。
这样，漕运水手行帮，在性质上也从原来属于卫所的军事性组织，演化为具有手工业行会性质的劳动组织。以前漕船上的运丁是由国家佥派，享有各项津贴，包括行粮、月粮及船只修缮费；免税携带的“土宜”及分派的屯田。而受雇于运丁的舵工水手，则依靠工钱为生。他们的收入微薄，清代前期，嘉白等帮水手，在重运时，头工给工价银六两五钱，舵工给银五两二钱，水手给银四两。回空时，舵工给银一两七钱，水手一两三钱。按照雍正年间的物价计算，粮船由南到北往返一次，水手、舵工、头工所得银两，仅能购买米五至七石。
漕运是一项季节性的工作，每年将粮食从南方运往北京称“重运”，返回南方称“回空”。在回空的半年时间，这些粮船水手们无工可做，只得在外靠佣趁（打零工）度日。舵工、水手们的生活十分艰苦，大臣李绂曾奏称说：他在奉旨“催漕”时，看到漕船回空时遭到冻阻，舵工、水手们难以生存，“苦累难言，深可悯恻”。大臣林起龙也说：屯丁领运漕粮，冬出冬归，过湖过江过河，殚劳涉险，备极艰苦。水手亦赤贫穷汉，一年每名止得身银六两，撑驾挽拽，泥水风雨，使尽筋力。尽管如此，各级漕运及地方官吏还对粮船水手门进行层层盘剥。舵工、水手们苦于运弁、旗丁的剥削，“脊髓已尽，控告无门”。处于漕运组织底层的舵工、水手们，还要受到管理漕运大小官员的盘剥。官员对上隐瞒虚报，对下克扣加派。舵工、水手们叫苦连天。官员们不仅盘剥舵工、水手，对运丁也层层剥削，不仅领运官和押运官对运丁勒索，而且沿途催趱稽查官员及闸坝吏胥也要对运丁进行勒索，到达目的地通州后，仓场衙门和坐粮厅还要对运丁进行勒索。
第一章 三大帮会溯源（14）
运丁“有水次之苦，有抵通之苦”。所谓“水次之苦”包括：其一为“买帮陋规”。当检运时，需要行贿买帮，往往花费至两三百金。其二是“水次陋规”，有卫官、帮官常例，而且“名目数十，难以枚举”。以致“船未离岸，已费五六十金”。负责粮船的旗丁等于向朝廷承包了全部费用，而漕运的“陋规”更加重了他们的负担，为了赚取利润，他们便把因缴纳陋规所受的损失，转嫁给舵工、水手。
乾隆年间清吏奏报查获运河沿途官员向粮船索要陋规的账簿时说：江西山头帮旗丁棹上有南漕使用陋规账簿，合计簿中自领运起至抵通州之日，银两土宜，每帮费至四五百两。纳贿之地、受贿之人俱有册可据，有款可稽。由于船户装运粮食，要经过无数道税卡，有时运载的粮食还没运到目的地，运费就已经全部花光。所以，官府也承认：运丁恣行不法者，皆由官弁剥削所致，如开兑之时，粮道发给钱粮，任意克扣，而运丁之都司，监兑之通判，又多诛求；及至启行，沿途武弁借催趱为名百计需索。在这种情况下，漕运水手们为了生存，不得不建立自己的组织，同各级官员及运丁相对抗，以维护自己的利益。而漕运劳动的集体性，更促成了水手们对互助和建立组织的需求。不仅驾船需要集体的力量，就是通过闸也需要水手、纤夫的通力合作。每一帮船抵闸口，唯有通力合作，才能迅速通过。
道光六年（1826），在山东临清附近运河中，遇到江西帮粮船在拑口坝搁浅。当时，七只粮船因搁浅而难以继续航行，于是各船上的舵工、水手共计70多人，抽出五六十人拉纤，把17只船一艘艘地拉过坝口。后来缆绳断了，粮船仍然无法行驶。水手们便又用驳船将大船上的粮米，装上小船，过闸之后再装上大船。水手们共同的经济利益，更加巩固了这种互助关系。如水手们携带朝廷允许的“土宜”和非法携带私货以及偷盗漕米等活动，皆需要集体进行。此外，各个船帮为了本帮的利益，常常互相格斗以至仇杀，这也需要本帮的成员团结一致，共同对付其他船帮。这些都是促成漕运水手行帮形成的基本原因。
（2）罗教与漕运水手行帮
罗教与漕运水手行帮有着密切关系。漕运是一项非常艰辛繁重和危险的劳动，在漫长的运河航行中，船只常常遇到逆行、搁浅、穿闸、过坝等情况，这时船夫只得用纤绳拖着粮船行进。当时的官员也说：船夫们蹈江涉河，经历寒暑，终年不得休息，而且还面临着翻船等危险。粮船水手因风涛不测，常有漂覆贻累之苦。雍正三年三月十二日，粮船行至江苏和州地方，大江之中忽遇暴风，粮船被漂没者，计有安庆帮五只，安福帮六只，赣州帮一只。乾隆五十一年，兴武帮59只粮船在山东境内陡遇风暴，多只粮船被刮断头扼，船身碰散，登时沉没。同年，各帮上闸时，内有浙江金衢所帮旗丁胡公安船一只，胡南头帮旗丁熊之都船一只，正在拉进金门之际，突然旋流汹涌，以致挣断头缆，摔碰闸墙，栈板齐裂，水涌入舱，两岸人夫奋力抢救，但水大力猛，将带缆之闸耳亦皆扳倒，船身登时倾覆，漕米、土宜、行李等物，均荡然无存。粮船在行进过程中，这类因风暴而翻船的事故经常发生。漕运水手每年重运和回空，要往返6000里的航程，途中屡经险恶之地，风涛起伏，长时间漂泊不定，生活艰辛，加上命运未卜，生死无定的前途，促使水手们渴望从精神上寻求到某种慰藉，这就给罗教在水手中的流传留下了空间。所以，水手们加入罗教，无非为了得到一些精神上的慰藉。罗教所宣扬的劫难将至，如果信奉该教，将可以得到“无生老母”的拯救，过上美好的生活等说教，对于苦难中的粮船水手来说自然具有较大的吸引力，成为他们的精神寄托。所以，在明代中叶罗教兴起后，漂泊在京杭大运河上的漕运水手们，便纷纷投入罗教的怀抱。
第一章 三大帮会溯源（15）
正是因为青帮的形成同罗教有着密切关系，所以帮内便把罗教创始人罗清即罗梦鸿尊为该教的“祖师”之一。不过，罗清并非青帮秘籍里所说“甘肃兰州府渭源县罗家庄”人，而是山东省即墨县人。。电子书下载他也并未中过举人，更未当过“户部侍郎”。他自幼父母双亡，由叔婶抚养成人。因为他家“隶军籍”，所以成年后便应征入伍，成为一名运粮军人，退役后倡立了罗教。罗梦鸿本人是运粮军人出身，深知运粮军人的艰辛痛苦和精神上的需求，所以，明代罗教就在漕运水手中流传，在清代依然如此。雍正七年，嘉兴帮水手刘把式的师傅罗道（相传是罗祖后代）供称：他家“自罗祖至今有八辈了”。被青帮尊为前三祖的翁、钱、潘三人与罗教的关系，在清代档案里也有明确记载：明季时有密云人钱姓、翁姓、松江人潘姓三人，流寓杭州，共兴罗教，即于该地各建一庵，供奉佛像，吃素念经。于是有钱庵、翁庵、潘庵之名。因该处逼近粮船水次，有水手等借居其中，以致日久相率皈依，该庵遂为水手己业。他们在杭州北新关拱宸桥一带修建的许多罗教的庵堂，成为年老无依、残疾或穷苦水手们的驻足之处。水手们在此不仅可以住宿，而且可以得到庵堂垫给的饭食，等到来年重运得有“雇价”时再行归还。水手年老病故之后，还可以埋葬在庵堂附近的义冢。漕运水手俱来自北方山东、北直各处，回空之时，无处住歇。疾病身死，亦无处掩埋，故创设各庵，俾生者可以托足，死者有地掩埋。这些庵堂各置余地，以资守庵人日用，并为水手身故义冢。在这种情况下，漕运水手年老有病，遂各进庵看守，耕种余地以资湖口。由于庵堂为水手提供了这些帮助，以致日久相率归教，因水手众多，庵堂陆续又增加到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