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骷捌涞惩健�
唐中宗时，驸马王同皎密谋杀掉武三思，被宋之问等人告密，同谋之人几乎全被杀掉，唯独跑了一个王琚。王琚是怀州人，其父王隐容在武则天时曾为凤阁侍郎，因此，王琚也是“高干子弟”。但由于父亲早死，王琚自知上进，“少孤而聪敏，有才略，好玄象合炼之学。”与时下一样，懂得《易经》、八卦又能合制“长生不老”保健药，自然是贵族达官府上宾。王同皎被杀，王琚变易名姓，跑到江都，在一个富商家里教书法。后来，富商渐渐明白王琚并非平常的寒酸文士，“以女嫁之，资给其财”。这段“戏肉”，很像唐伯虎点秋香。唐伯虎之事是小说，王琚此事乃是历史所载。李隆基当太子时，常找一个叫普润的和尚算卦。王琚入京，与普润相善，大言特言“天时人事”。普润和尚同李隆基一讲，“玄宗异之”，并补其为诸暨主薄，关系算是重回“中央组织部”。
依理，补官要去东宫见太子拜谢。王琚入殿，“徐行高视”，一副目中无人的傲慢姿态。旁边有宦者提醒：“殿下在帘内，不可轻慢！”
王琚应声答道：“我在外间只闻有太平公主，不闻有太子！”
玄宗闻言，知道王琚是有心人，忙唤入召见。
王琚进言：“韦后弑逆，人心不服，诛杀她很容易，太平公主乃武后之女，凶猾无比，朝中大臣又多出其门，这才是心腹大患！”
李隆基闻言，忙引王琚同榻而坐，泣言道：“父皇同气兄妹，惟存太平公主。如果向父皇言之，必伤其意；如不言，然其为患日深。真不知如何是好！”
王琚劝道：“天之之孝，异于匹夫，当以安宗庙社稷为重。以前朝为例，昭帝之姐盖主，于汉帝有养育之恩，但她日后谋害大臣霍光，危及宗室，汉昭帝仍以大义为重，毅然除掉她；殿下您功高天地，位居储君。太平虽为姑母，亦为臣妾，何能为她所左右！”
李隆基连连点头。由于怕忽然召王琚为心腹官员招来物议，玄宗就问王琚：“君有何技艺，可隐迹与寡人游处？”
王琚也爽快，“臣炼丹药，谈谐嘲咏，堪与优人（戏子）比肩。”
李隆基大喜。转天，就授其为崇文殿学士，“与之为友，恨相知晚，呼为王十一。”唐人密友之间，常以大排行相称。
唐玄宗一直瞻前顾后，太平公主那边却一直不闲着。她与窦怀贞、常元楷等文臣武将日夜谋划，准备行废立之事。同时，又暗派宫女元氏往玄宗常服用的补品赤箭粉中放毒，准备毒死玄宗。
时势至此，中外颇有耳闻。远在东都洛阳的左丞张说也派人送给玄宗一把佩刀，意思是让玄宗下决心。荆州长史崔日用也劝：“太平公主谋逆日甚，陛下昔日在东宫，犹为臣子，当时若想诛讨逆党，还真要前思后想，花大气力。现陛下已居大宝，诏书一下，谁敢不从！万一奸人得志，悔之无及！”
玄宗深觉有理，但总觉投鼠忌器：“诚如爱卿所言，但怕会惊动上皇。”
“天子之孝在于安定四海。假如奸人得志，则社稷宗庙不存，安得为孝！请先定禁军，后收逆党，则不会惊动上皇。”
王琚也一旁催促：“事势大急，不可不速发！”
于是，玄宗以崔日用为吏部侍郎，加紧准备工作。
公元713年阴历七月初一，大臣魏知古上告太平公主要在七月四日作乱，准备派禁军首领常元楷、李慈率兵入武德殿，窦怀贞等人将在南牙起兵响应。
事已至此，不得不发。
唐玄宗便与兄弟岐王李范、薛王李业、吏部尚书郭元振、龙武将军王毛仲、内执事高力士等人定计，决定起兵诛杀太平公主一党。
阴历七月甲子早晨，玄宗派王毛仲取御马三百匹，兵士三百人（这个高丽人此次倒没躲），从武德殿入虔化门，宣召禁卫军的首领常元楷和李慈。两人不知有变，皇帝有诏，马上晋见。刚入殿门，刀剑相加，两位羽林大将的脑袋登时滚落在地。萧至忠、岑羲等几个太平公主党羽正在朝堂上等着上朝，兵士上前，二话不说，把几人按在当地，立刻斩首（可惜这萧至忠，九世卿族士家，还曾为睿宗与太平公主在中宗面前说过好话，一旦“站错队”，一死难免）。窦怀贞逃入御沟，绝望之余，知道求活无望，就蹲在臭水中用裤带自缢而死。
睿宗闻变，慌忙奔登承正门楼。郭元振驰至，奏称“奉皇帝诏诛窦怀贞等人，无他也。”睿宗这才缓过神，下诏“罪状（窦）怀贞等”。转日，睿宗又传旨：“自今军国刑政，一皆取皇帝处分。朕方无为养患，以遂素心。”避居百福内殿，完全把天下交给儿子。睿宗下场还算不错，又活了三年，于开元四年夏天崩逝，时年五十五，和他哥哥中宗死时一样大。但中宗是被韦后毒死，睿宗是善终。
太平公主闻变，逃入南山寺庙。发昏当不了死，三日后，被军士逮捕，“赐死于家”，其被封为王爷的三个儿子皆被杀，只有小儿子薛崇暕因为“数谏其母被挞，”特免死，赐姓李氏，官爵如故。此人当初与李隆基诛韦后，立功不少，故而一直站对了“队”。
没收太平公主财产时，发现“财货山积，珍物侔于御府，厩牧羊马、田园息钱，收之数年不尽。”
大定之后，玄宗封王琚为户部尚书，王毛仲为辅国大将军，张说为检校中书令，刘幽求为尚书左仆射，郭元振兼御史大夫，并赐死逆党崔湜等人。同时，以高力士为右监门将军。
唐太宗时代，内侍连三品官都没有，只是“守门传命”已；武后时，宦官也不用事；唐中宗宠信宦官，七品以上的宦官有一千多人，“然衣绯者尚寡”；到了唐玄宗时期，由于高力士等人有定策大功，宦官开始得势，增至三千多人，“除三品将军者浸多，衣绯、紫至千余人，宦官之盛自此始”。
宝位坐稳。开元元年十一月，唐玄宗于骊山之下讲武，“征兵二十万，旌旗连亘五十余里”，大唐天子，万乘之尊，李隆基终于找到了感觉。年底，满朝文武上表，请上尊号为“开元神武皇帝”。
皇帝活着时候加尊号，并正式形成“制度”，实从玄宗开始（玄宗的奶奶武则天最喜欢“尊号”，多是不伦不类的“吉祥”名目）。到了天宝十三年（公元758），玄宗经过四次加“尊号”，到那时已变成“开元天地大宝圣文神武孝德证道皇帝”。唐朝之前，只有汉哀帝和北周宣帝自称“陈圣刘太平皇帝”和“天元皇帝”，当时均被视为昏君标新立异之举。而唐玄宗开始的皇帝自加尊号，实际上是传袭草原民族的可汗号，由此可以看出唐皇室“胡人”血统的积淀。（当年唐太宗时代，就已经接受各方“夷狄”上供的“天可汗”徽号）。唐玄宗开皇帝加尊号之源，日后各朝各代君王生前死后莫不滥加“尊号”。直到清康熙时，这位满人老头儿还算心里明白，说：“从来所上尊号，不过将字面上下转换，乃历代相传陋习，其实何尊之有！”
从唐玄宗统治初期的这件小事，就可窥见此位帝王妄自尊大、夸誔务虚的性格特征。“性格即命运”。冥冥之中，似乎从一个侧面也注定了日后这位唐明皇要亲自品尝其自己种下的恶果。
无论如何，唐玄宗“开天盛世”（开元以及天宝前期），是唐朝最繁荣昌盛的年代。政治方面，有姚崇、宋璟、张嘉贞、张说、张九龄，一系列的名臣宰相，光看这些人的名字就可知晓唐玄宗前期政治的清明度；经济方面，“海内富实，米斗之价格十三，青、齐间斗才三钱。绢一匹，钱二百。道路列肆，具洒食以待行人，店有驿驴，行千里不持尺兵。天下岁入之物，租钱二百余万缗，粟千九百八十余万斛，庸调绢七百四十万匹……”而且，唐朝人口在天宝末年也达五千多万，与隋朝最盛时相持平，比唐初增长了近二十倍。大量劳动人口的出现，又使大量荒地被开垦成良田，无数的水利、农田等属于基本建设的大工程遍布全国；科学技术、商业、手工业皆发展飞速，令人咋舌。至于文学、艺术、绘画等方面，更是人才辈出，群星灿燿。）
由此，史臣由衷赞叹道：
开元之有天下也，纠之以典刑，明之以礼乐，爱之以慈俭，律之以轨仪。黜前朝徼幸之臣，杜其奸也；焚后庭珠翠之玩，戒其奢也；禁女乐而出宫嫔，明其教也；赐酺赏而放哇淫，惧其荒也；叙友于而敦骨肉，厚其俗也；蒐兵而责帅，明军法也；朝集而计最，校吏能也。庙堂之上，无非经济之才；表著之中，皆得论思之士。而又旁求宏硕，
讲道艺文。昌言嘉谟，日闻于献纳；长辔远驭，志在于升平。贞观之风，一朝复振。于斯时也，烽燧不惊，华戎同轨。西蕃君长，越绳桥而竞款玉关；北狄酋渠，捐毳幕而争趋雁塞。象郡、炎州之玩，鸡林、鳀海之珍，莫不结辙于象胥，骈罗于典属。膜拜丹墀之下，夷歌立仗之前，可谓冠带百蛮，车书万里。天子乃览云台之义，草泥金之札，然后封日观，禅云亭，访道于穆清，怡神于玄牝，与民休息，比屋可封。于时垂髫之倪，皆知礼让；戴白之老，不识兵戈。虏不敢乘月犯边，士不敢弯弓报怨……
开元二十三年，唐玄宗东巡，一行人从孟津河阳度黄河北上，于山阳一带登太行。慷慨之余，玄宗歌以咏志，作《早登太行山言志》一诗，格律严谨，意气风发，可以想见当时这位盛年帝王孜孜不倦、勤勤恳恳的求治心态：
清跸渡河阳，凝笳上太行。
火龙明鸟道，铁骑绕羊肠。
白雾埋阴壑，丹霞县晓光。
涧泉含宿冻，山木带余霜。
野老茅为屋，樵人薜作裳。
宣风问耆艾，敦俗劝耕桑。
凉德惭先哲，徵猷慕昔皇。
不因今展义，何以冒垂堂。
九重城阙烟尘生——“安史之乱”前后的大唐帝国将军们
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
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
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
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
宫中圣人奏云门，天下朋友皆胶漆。
百馀年间未灾变，叔孙礼乐萧何律。
岂闻一绢直万钱，有田种谷今流血。
洛阳宫殿烧焚尽，宗庙新除狐兔穴。
伤心不忍问耆旧，复恐初从乱离说。
小臣鲁钝无所能，朝廷记识蒙禄秩。
周宣中兴望我皇，洒血江汉身衰疾。
诗圣杜甫这首忆含“开元盛世”的诗歌，其中所描述的人民安乐、路不拾遗的太平景象，在唐玄宗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戛然而止，“渔阳鼙鼓动地来”，致使“九重城阙烟尘生”——“安史之乱”爆发了，伟大的唐朝自颠峰急剧向下滑落，中国历史上最光辉灿烂的一幕历史大戏，至此灯光一下子黯淡了。但是，江山代有英杰出。在波澜壮阔的伟大历史时代，又会有新的英雄因时依势而出，五彩眩然，英姿勃发，令人目不暇接。
“安史之乱”前，唐王朝各种社会矛盾积聚已久，加之国家“承平已久”，人民久不知兵，真正的“亢龙有晦”。到唐玄宗在任期间，始于南朝的府兵制已经弊病多多，耽于安稳而又不识远谋的大臣们提出实施“募兵制”，这正好给了驻守唐朝边域的蕃族大将们绝好的大施拳脚、招兵买马的机会。盛唐武功赫赫，疆域辽阔，而硬币的另一端，则又是这么漫长的边境线需要战斗力极强的将师去守卫，需要数量极大的边兵，如此，驻扎边地的蕃将，如安禄山等，大量招募“杂胡”士兵，不停地用蕃将把汉将替换掉，在辽阔广大的戊区内，蕃将出身的节度使完全成了自己嫡系部队的当然首领，各节度使辖区基本成为一个人说了算的独立王国。
归根觅源，玄宗时期的边镇大将之所以能拥如此大的权力，大部分也应归咎于权相李林甫。玄宗开元年间，由于张嘉贞、王鉷、张说、萧蒿、杜暹都是以节度使的身份入知政事，即由将入相，渐成定例。“口蜜腹剑”的李林甫掌权后，为了避免类似的“威胁”再发生，杜绝“隐患”，他向玄宗上奏说：“文士为将，怯当矢石，不如用寒族、蕃人。蕃人善战而勇，寒人亦无党援”。并假意让出自己领任的朔方节度使给蕃将安思顺（安禄山之族弟）。玄宗对此大加赞赏，觉得其言很有道理。谕旨发下，安禄山、高仙芝、哥舒翰等武人皆专制一方，权重位高。穷李林甫本心，其实非常简单：这些武将“不识文字”，更不是进士出身或有什么高阀贵族的血源，没有任何机会被招进朝中顶替他的相位，由此可以保证自己一直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可以安枕无忧地当一辈子宰相。
李林甫也不是平常人，他的曾祖李叔良是高祖李渊的堂弟。李林甫年青时就慧黠多艺，善于音律，乘间又巴结上玄宗的宠妃武惠妃，并窜掇玄宗废杀太子李瑛等三个亲儿，权倾一时。残暴专横如安禄山，内心深处，对李林甫也十分惧怕。他时时派遣线人去京都打探消息。如果哪次听说李林甫对自己稍有微词，就会吓得这个胡人大胖子数九隆冬也一身大汗，躺在胡床上嚷嚷“我要死了”。
掌握权柄的数十年间，李林甫位极台辅，从未以国事为重，只知蒙弊皇帝，陷害同僚，排除异已，作威作福。“生既唯务陷人，死亦为人所陷”，李林甫刚死，后来居上的杨国忠也有样学样，派人诬称李林甫生前和阿布思部落相互勾结准备谋反。案件鞠审时，李林甫的尸体还未入土，真正的“尸骨未寒”，朝廷就下制消去李林甫一切官爵，子孙除名流放岭南和贵州偏僻地方，剖毁棺木，撬开李林甫的嘴挖出他尸体口含的大珠子，剥光身上的金紫礼服，把尸体随便刨个坑埋掉。
当时，安禄山任三道节度使（平卢、范阳、河东），军权在握已近十年，一直秣马厉兵，准备伺机而起。他原来本想唐玄宗死后再起兵作乱。杨国忠掌权后，一直与安禄山互相对不上眼，屡屡进言唐玄宗说安禄山要造反，玄宗一直不信。为了证明自己正确，有远见之明，杨国忠“数以事激之”，想要逼使安禄山速反以取得玄宗对自己的信任。“（安）禄山由此决意遽反”。
唐玄宗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冬天，安禄山伪造皇帝手敕，声称玄宗召他带兵入朝讨杨国忠。他聚集劲卒十五万，号称二十万，烟尘千里，鼓声喧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