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这不仅保证了公民身体的健康，而且也保证了他们的幸福，因为每个人都热爱符合他本性的东西。太阳城的全体公民都是热烈的爱国主义者，——这是不足为奇的。
“他们对祖国是都样难以想象的热爱”。
康帕内拉说，大家都强烈希望有这样的国家组织，大家都想望这种象“黄金时代”一样的制度。如果说直到现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实现这种制度，那是因为国王心怀恶意，他要使国家置于他的专横统治下，他认为自己的专横是受最高理智支配的行为。康帕内拉在他的一首诗中说，所有的人民遭受着因三种恶习，即残暴行为、诡辩和伪善而引起的痛苦。
这些恶习的根源是利己主义。人类起源于贯穿着爱的神，只有考虑到符合神的一致性的人类的一致性，他们的精神才能宁静。
康帕内拉说，反对公有的人并不否认公有是符合人类原有的本性的。但他们认为“陷于罪恶”
①使本性变坏了，使人们丧失了原有的一致性，从而不能实现公有制。康帕内拉正是用这种性质的论据来对抗经院哲学的论断的。他说，陷于罪恶后虽然消灭了神赐的才能，但不会消灭本性具有的才能，
①特指亚当与夏娃违背上帝训教之意。——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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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根据基督教关于陷于罪恶的教义，耶稣曾以自己的死来救赎人类，使人类恢复到无罪的状况。
由此可见，硬说公社生活好象违反本性，这是一种邪说。
原始的基督徒就过过公社生活，将来在反基督教统治的王国灭亡后，公有制将会在世界上占上风。但是，照康帕内拉看来，这种制度现在也可能实现，因为，再浸礼派教徒①的例子证明了这一点。康帕内拉曾坚决赞成再浸礼派教徒的生活制度，虽然他也指责过他们损害了宗教思想（可能是为了自我保全）。最后，如果《太阳城》的制度不能充分实现，那么，它仍然是有价值的，因为它是努力实现这种制度的榜样。
《太阳城》的社会制度的基本原则，是受天赋理智的支配而确定的。因此，这些原则是根据人类理智发现的，而不是靠神的启示发现的，尽管这些原则不仅不与神的启示矛盾，而且还承认它。
康帕内拉说：“我们并没有把我们的国家制度描绘成神提供的制度，而是描绘成根据哲学推理发现的制度；而且是从人类能够具有的理智出发，来证明《福音书》的真理是符合自然的。”
康帕内拉的社会思想所受的文学影响是不难确定的。他很熟悉古典文学；虽然我们在《太阳城》中只看到他直接援引的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话，但可以确定，他是看过很多书的。无疑地，他曾研究在自己著作中屡次反对过的亚里士多德，读过很多罗马散文作家和诗人的著作。他的两本关于农业和畜牧业的指南书使用了维琪尔的名著《稼穑诗》和《田
①参阅本书后注第［１４８］。——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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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诗》的名称，——这并不是偶然的。康帕内拉的乌托邦和古希腊雅布尔的乌托邦的地理位置和名称相类似，——这大概也不是偶然的；应当考虑到，康帕内拉是通过西西里的狄奥多①的著作了解雅布尔的，因为西西里的狄奥多的著作曾在十五和十六世纪屡次用拉丁文和意大利文出版过②。
在这些古希腊罗马作家中，影响康帕内拉最深的无疑是柏拉图。康帕内拉常常把柏拉图看成自己的先驱者来引用他的话。他肯定说，柏拉图所描述的国家，如果人们都无罪过，是可以很好地存在的，只是人们造孽的本性阻碍了它的存在。
他专谈婚姻关系的那一部分著作中，可以看出他受柏拉图的影响最深。可以说，在这里，康帕内拉不仅从柏拉图的思想出发，而且基本上简直是重复了柏拉图的思想，对于柏拉图的全部论据，几乎没有作什么补充。
据我们看来，很重要的是，《太阳城》虽然类似柏拉图的《理想国》，但康帕内拉的体系却具有另一个特点。这个特点就是宗教界的贵族阶级在理想的社会中占主导地位。
当然，在这一点上，康帕内拉和柏拉图之间是存在着重大的和原则上的区别的。康帕内拉在《太阳城》中没有安排下过特殊生活、受特殊教育的固步自封的统治阶级。他的社会是一个大家在政治上和经济上一律平等的人的社会。然而，统治这个社会的又是一些具有司祭和世俗教师双重身份的人，他们构成了独特的、宗教的教阶。最高执政者是最明智的哲学家，同时
①古希腊历史家（纪元前３０年左右至２９年）
，著有编纂性的《历史丛书》。——译注②见西西里的狄奥多著：《历史丛书》，第２卷，第５７—５９章。——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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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又是最高司祭。法官和低级职员都是一些教师和司祭。太阳城有人民议会（大会）
，它可以批评统治者的工作，在一定的场合下否决他们的要求，拟定担任官员的候选人。
但是，由最高司祭、他的三个助手以及一些高级官员组成的会议，才是这个共和国的最高政权机关。
这个会议可以自己补充成员，也可以从人民推举出的候选人中遴选会议的成员。最高司祭和他的三个助手是不可更换的。可见，太阳城的政治制度是民主的原则与“贤人统治”的原则相结合的。
自然，康帕内拉之所以接受“贤人统治”的思想，是因为这种思想符合他的特殊的社会观，而这种社会观是由他所处时代的社会关系决定的。
至于文学传统，那么毫无疑义，是从柏拉图那里接受的。
在《太阳城》中可以看到的第二种文学影响，是早期基督教作家，即所谓“教会之父”的影响。我们从康帕内拉的著作中可以看到他引用了克里门特①、德尔图良②、奥古斯丁③及其他许多人所说的话。他不仅把“教会之父”
，而且也把稍后的中世纪的神学者（直到托马斯④）崇拜公有原则的捍卫者。他深信早期基督徒的共产主义，也深信公有制不仅符合理智，而且也符合神的启示和耶稣的教训。他肯定说，耶稣的使徒们使我们重新获得了天赋人权。
十六至十八世纪的一切乌托邦主义者几乎都把这两种传
①克里门特，见本书后注第［３４］。——译注②德尔图良，见本书后注第［３６］。——译注③奥古斯丁，见本书后注第［１９］。——译注④托马斯，见本书后注第［２８］。——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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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即古希腊罗马的和早期基督教的传统溶合起来。前者是柏拉图的“共产主义”和关于黄金时代的传说，后者是基督教公社的“共产主义”。
这二者溶合起来的东西是这个时代文学界最喜欢引用的论据，是自觉或不自觉地用来作为创作的一种最奇异的典型，而这种典型是符合在根本不同的社会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的社会思想的要求的。在引用这种论据时，它的某些特点被抛弃了，某些特点又获得空前末有的发展。康帕内拉正是这样对待他所引用的文献资料的。他没有注意到或至少没有提到柏拉图的理想社会的阶级结构和柏拉图的“财产公有制”。柏拉图认为这种“财产公有制”只能在社会的上层人物中推行，而劳动人民只应当生活在“共产主义”制度以外。同时，康帕内拉只是顺便提了一下“教会之父”著作中的那些在原则上反对私有制但立刻又承认它实际上具有不可侵犯性的部分，他在写作时避而不谈这些不利于他的论点。
人们会在比较接近康帕内拉时代的一些思想家中，联想到莫尔和杜尼对他有过影响。因为，莫尔的《乌托邦》曾在十六世纪广泛地流传过，十六世纪中叶在意大利很出名的、著作很多的作家佛罗伦萨人杜尼，曾在他的一部著作中描述过社会乌托邦。
但是，令人感到奇怪的是，我们在《太阳城》中竟看不出他读过莫尔著作的某些明显的迹象，虽然在他的其他著作中引用过他看作公有思想传播者的莫尔的话。康帕内拉所描述的生产和分配的组织、行政管理和婚姻关系——社会乌托邦所有的这些最重要的特点，是完全不同于《乌托邦》的。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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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只是在对公共食堂和某些细节的描述中，才能发现稍稍相似之处。如果一定要假设《乌托邦》对康帕内拉发生过影响，那也只是最普通的影响，而不是唯一的影响，只不过是启发他在公有制基础上去解决社会问题而已。
康帕内拉与杜尼之间的论点倒是有较多的共同之处。这些共同之处首先表现在两个重要的方面：管理国家方面（杜尼也主张委托担任司祭的知识分子来管理，不过，他是直截了当地解决这个问题的，更接近于教会组织的解决办法）和婚姻制度方面。但是，产生这些共同之处的原因，应该是两种乌托邦的共同的社会前提，共同掌握柏拉图的文献资料。
纵然康帕内拉读过杜尼的著作，这位有点轻佻的佛罗伦萨的作家也未必能深刻地影响康帕内拉这位革命哲学家的思想。
研究文学上的联系和文学传统，具有巨大的历史意义，因为，文学上的联系并不是历史现象的独立的和直接的联系。
每个社会集团和反映该集团观点的每个作者都从文学传统中接受符合这些观点的东西，而且必须根据该历史时期所形成的某些社会利益的对比关系来阐释自己的创作源泉。从这一观点来看，康帕内拉对柏拉图或克里门特理解得是否正确，就成为不怎么重要的问题了。更重要的是，他为什么正是要从这方面，而不从另一方面去理解他们。因此，我们必须直接考察一下《太阳城》这部著作的社会根源问题。
十六世纪末和十七世纪初，是意大利经济极端衰落的时期。在这些艰苦年代以前的一个长时期内，意大利曾经是欧洲经济上最先进的国家。由于十四至十五世纪意大利的经济的繁荣、贸易的发展和资本主义关系的产生，因而在那里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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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大批工场手工业工人，以及城市和农村的无产阶级出现以前的无产者。但意大利的经济发展却带有片面性。这时在意大利并没有形成统一的国内民族市场，意大利的工业中心是依靠对外贸易才得到发展和繁荣的。原有的这些贸易关系的中断，以及一方面由于伟大的地理发现，另一方面由于土耳其统治东地中海沿岸而引起的贸易路线的改变，使意大利的经济受到很大的破坏并在那里引起严重的经济衰落。
当然，经济的衰落就沉重地打击了完全或几乎完全失去进行独立生产所必需的一切东西而不得不依靠公开地或暗暗地出卖自己劳动力为生的那些社会阶层。以前还能在手工工场或采购商那里拿到工资的平民的生活情况，在十六世纪末和十七世纪初已变得非常艰难。农村贫民，特别是还一直保存着最繁重的封建剥削形式的意大利南部的农村贫民，他们的处境更加困难了。
这时，在任何一个国家内出现的行乞和强盗行为，都没有象意大利那样普遍。康帕内拉在把太阳城的制度和意大利的制度作对比时说：“那波利城（即那不勒斯城）有七万居民，其中差不多只有一万至一万五千人从事劳动、而且他们因逐日从事力所不及和不间断的劳动而精疲力竭或濒于死亡。”
在意大利出现对现存社会制度表示抗议的现象，这是不应当使我们惊奇的，因为这种制度是与人民为敌的，是建立在另一些社会原则的基础上的，是维护压迫者的利益的。
但是，备受压迫的群众，自己并不能在其发展的这一阶段上明确认识到产生社会灾难的主要原因和消除这些灾难的方法。最初试图批评现存社会制度并提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论的是脑力劳动者。当然，某些知识分子站到被压迫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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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方面而发挥的这种才能，本来既不是历史的偶然现象，也不是这个社会阶层的特殊的超阶级本性所产生的结果。这种才能是由日趋贫困的下层知识分子的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
在资本主义关系已经发展的条件下，我们常常可以看到脑力劳动供求量在一定程度上不相适合的情况，而在康帕内拉所处的时代，情况更是这样。经济繁荣的时期曾使知识分子干部迅速增长，而在经济衰落的时期就会对他们的需求量大大降低。在意大利也当然会形成一大批这样的脑力劳动者：他们在当时的社会中没有官做，因而自然就具有严重的对抗情绪。这一批人按其生活条件来说已接近人民群众，而且他们具有比较高的文化水平。因此，康帕内拉（十六世纪末和十七世纪初意大利知识界的最卓越代表之一）用自己的著作《太阳城》来捍卫城乡贫民的利益，——这决不是偶然的。
康帕内拉把未来社会结构的某些特点说成是社会起源的特点。早期的一些空想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在高举为不幸的劳动群众的利益而斗争的旗帜时，必然会在社会思想的叙述中夹入另一些社会阶级的某些观点和愿望，因为他们由于自己的出身或其它的利害关系而与这些社会阶级有联系。另一方面，他们所代表的群众的社会积极性和自觉性越低落，他们在自己的乌托邦中所表现的脑力劳动者特有的集团观点就越明显。
这种集团利益的影响，是在十九世纪开始以前的一些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著作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出的。只是在发展的工业资本主义时代，在最明显地暴露了阶级矛盾的时代，并从真正代表无产阶级的公正利益的科学社会主义获得胜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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