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在法国的南方小城重新读，阅读感完全不同。爱玛那种在黄昏的花园里感觉到的郁闷，生活没有冲突，没有波折，幸福得让人乏味。还有最后夏尔在春天的阳光里，忽然觉得春情萌发，然后就倦怠地死去。感觉来法国，能重新阅读《包法利夫人》并从中得到新的感受，也是巨大的收获。
我发现中国人最爱上网。我们住处的网络流量可能已经被用光，房间已经不能上网，只有楼下两条公共网线，每天抱着电脑、排着队的人络绎不绝。演出剧场外面，有一段楼梯走廊有Wi…Fi（无线传输网络）信号，每天这里都像网吧一样，各种上网本、手机云集。加上现在，国内出了动车追尾事故，人们的话题从对先锋戏剧的探讨，转向对国内公共安全事件的焦虑不安。强大的中国现实，尖锐得可以突破万水千山，让我们感觉自己早晚要回国，要坐动车，坐地铁，那才是属于我们的真正的生活。2011年7月26日，闻言说上海下雪了，大家一阵惊悚。有人戏称是祥瑞，瑞雪兆丰年。旁边有个忧郁的小伙子说：“我问问家里。”因为他家就是上海的。
看我和小河的观众，多是来自法国、意大利的中国留学生。他们在国内的老师或同学曾向他们推荐过我们的音乐。8月2日，我和张玮玮、郭龙将在巴黎举办一个民谣专场，据说来看演出的几乎全是中国人，可以放开了说成语典故，抖包袱，评论时事。8月5日，我们将飞回北京，本来行程是从北京坐动车回绍兴，但最近心里阴影重重，不知何去何从。
为什么一个小城要那么多的教堂
为什么一个小城要那么多的教堂？清晨你会被此起彼伏的晨祷的钟声唤醒，尽管梦里的中国影像依稀。在绍兴你是被隔壁老两口的红歌唤醒的，在北京是乌鸦和喜鹊，在广州没有声音叫醒你，因为那个城市比你醒得还晚。
一个小城要那么多的教堂干什么呢？是用来提醒人们太阳升起来了，该出门了，或者太阳在落山了，该休息了。在阿维尼翁，超市早早地关门，人们不愿意为多赚钱加班加点，即使星期天游客如云，街道旁的店铺依然不识时务地关门上锁。只有教堂的钟声日复一日地在上空敲响，到了戏剧节，它们很知趣地化身为剧场。你可以不信上帝，但你不能拒绝美，剧中人在东奔西走中哭笑怒骂，上帝在墙上看着这一切，很宽容。教堂里有彩绘的长窗，有精美的壁画，天使们吹着喇叭弹着竖琴，在神龛里表演，人神各演各的，互不干扰。
我们曾经见过两个声音艺术家，在教堂里表演实验噪音。利用共振原理，启动了教堂顶端的大管风琴，那种无人操作的巨大的轰鸣，就像千万个火车头鸣响着向你冲过来。我们也会经常看到，在教皇宫广场上，各国的街头艺术家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圈好场地自由表演。我和小河还计划着去那儿唱“嗡嘛尼呗美吽”观音菩萨心咒，大家戏言：“那教堂的尖顶会放出一道神光，把你俩照得现出原形。”
戏剧节结束了，呼啦啦人都走光了，小城空寂无人。你会想，那么多教堂，几乎可以对口到每户一个。也许它就是想空在那儿，即使没人祈祷，没人演戏，也留在那儿一个巨大的空间，让鸟儿鸣叫时有回声，鸽子咕咕叫时有共鸣。
我们乘高铁离开这个比北京天通苑还小的城市，车站很小，没有我们大包小包安检、排队检票的大场面，刚刚紧走几步，就到了站台，火车已经静静地等在旁边。车门口也没有检票员。我们忐忑地猜想，如果恐怖分子来了，可怎么防范？但这个担心是多余的，街上没有城管，警察很少，也没天下大乱。还是那么多教堂，在默默中发挥着不为人知的作用。高铁中人很少，车厢很安静。偶尔也会临时停车，也会让我们惊恐地想到了温州车难。也许这一辈子，每次临时停车，都会想到隧道、高架桥，以及工体几万名球迷举手向天自发的默哀，还有我们度过的这些日子，坐在法国南部的小城的剧场台阶上，捧着笔记本上微博，搜索国内高铁的所有新闻，愤怒地发帖、声讨、追问，感觉中国无处不在。
途穷幕落阿维尼翁
法国南部小城阿维尼翁戏剧艺术节已经结束，在这个艺术节上，我刷新了自己连续演出天数的新纪录，每天一演，共二十二场。最后一场生意惨淡，只有一个法国老太太，看完演出非常高兴，要买唱片，但没有现金，要去提款或者开支票，搞得我们是又高兴又无奈。同行的别的剧团想发洋财，从国内批了桃花扇、绣花鞋、海魂衫，结果纷纷砸在自己手里。外国人买东西是很谨慎的，真正购买力强大的是中国人。由于我们总是去旁边的超市扫货，他们特别为中国人进了“走自己的路”牌方便面，就差卖速冻饺子、油条、煎饼了。
阿维尼翁这个小城除了教堂就是剧场，曲终人散后，一片空寂，满街的海报随风招摇，如落叶满秋山。
最后的日子，人们都开始想念起榨菜、辣酱，甚至地沟油。在国外生活再好，也是无根的生活。很多人集中在剧场的Wi…Fi信号区域里，大家都在关注国内的动车追尾事件，法国的浪漫、蓝天碧海挡不住中国的尖锐现实。我们在遇难者的“头七”夜晚，演出前搞了一个小小的默哀仪式。所有的中国人、法国人一起起立，气氛非常肃穆。那天恰巧也是我们演出观众最多的一天。
8月1日，我们坐上了法国高铁，从阿维尼翁开往巴黎。车厢门口没有检票员，火车是双层，每节车厢都有专用的行李架，坐到自己座位后发现，头上、身后都有隐藏空间可放行李。
车厢中特别安静，乍一上去，以为就我们三四个中国人。没有列车员走来走去推销东西，也没有伴着肯尼基抒情喇叭“一路平安”的广播。我们捏着花八十欧元买来的昂贵车票，心想是不是不查票。后来陆续上来了一些人，但整体上还是很安静，大家都在悄声低语，只有快到某站时，才有一个简短的法语预报。
车速很快，据朋友们目测，时速在二百五十公里左右。一路上，车窗外，路过一排排向日葵田、薰衣草田，绿妖刚惊叫着举起相机，景色就一闪而过了。
到巴黎时是下午四点，我们被接到一个朋友住的保姆房。首先电梯就非常惊悚，先拉开一个铁门，再推开一个铁压缩门，推门时朋友不住叮嘱：“千万别夹住手。”我们像困兽被关在里面，“咣当”一下，电梯开始上行，等到快停时，又是“咣当”一下。等我们犹犹豫豫地把手伸向铁栅栏，想把它拉开时，电梯又“咣当”一声自己下去了。
保姆房是富人买房时附赠的阁楼，供佣人居住。出去的门都是自己专用的，窄小的楼道，老旧的电梯，据说很多伟大的诗人，如里尔克，当年混巴黎的时候就住这种房子。
有朋友在罗浮宫工作，说去罗浮宫参观的中国人越来越多了，不像是看画，倒像是在集市上抢购降价大白菜。《蒙娜丽莎》的画前，每天都挤满了人，闪光灯肆无忌惮。我们想去更安静的美术馆，如奥赛，那里是印象派画家的主场。我还想去看一看拉雪兹公墓，也许会邂逅到我曾经非常喜欢的诗人，如兰波或马拉美，还有那个疯狂的“大门”乐队的主唱——吉姆·莫里森（Jim Morrison），全世界的嬉皮士、坏青年都云集在他墓前，抽烟喝酒。他在死亡中也醉得从来没有醒来过。
死之静美
巴黎拉雪兹公墓鼎鼎大名，那里有“大门”乐队主唱吉姆·莫里森（Jim Morrison）的墓，还有王尔德，据说他的墓碑上印满了喜欢他的女子的吻痕。本来要去的，但后来阴差阳错，去了蒙巴纳斯公墓，因为这里有我最喜欢的诗人波德莱尔。十八岁时，我买过《恶之花》，主要是冲诗集的名字去的。后来在大学、在漂泊的路上，不断遭遇他的诗，他的诗属于那种一辈子都在滋养你的阴郁华美的好文字。
蒙巴纳斯公墓，人气最高的当然不是波德莱尔，而是萨特和波伏瓦。他们合葬的墓在正门附近，非常好找。前面有许多人合影留念。我心里纳闷：这一对儿一辈子都坚信“他人即地狱”的哲学家，死后怎么会合葬在一起？
继续向公墓的深处寻找波德莱尔。午后的天空飘着小雨，细小的花瓣把路面染成黄色，真是一个逛墓园的好天气。死亡在这里是一个微笑的建筑师或者是画家或者是园丁，坟墓更像是艺术品，有的是一间朴素的房子，开着门，好像主人出去办事，马上就回来。有的墓前是很抽象的现代派雕塑，一个铜像仰望幽冥，如等候，如思念，衣服上生满了青苔。还有一个墓前竖着一只花花绿绿、瓷做的大狸猫，墓碑上写着：这里睡着我们年轻的大朋友。我们为这里埋的是一个小孩还是一只大猫争论了很久。
波德莱尔的墓，低调地隐藏在墓群深处。墓碑上压着好多彩色的小纸条，有一张写着：你是一个伟大的粉红色的诗人。旁边还有一个空酒瓶子，好像有人在这里陪他默默地喝过酒。我们仔细地看了墓碑，他是和几位亲戚合葬，这个一生讴歌死亡、坟墓的诗人，生前那样桀骜，死后还挺随和。
我们按照目录，还想去拜访一下圣桑、贝克特，可墓碑如森林，1768年，1867年，1976年，时间凝固成迷宫，怎么也找不到。最后找到了杜拉斯，她的墓前全是鲜花。我是通过王小波认识杜拉斯的，看到她的小说里写到东北的抚顺，特别惊讶。我的家离那儿很近。那里是个最不浪漫的煤矿城市。一想到杜拉斯《情人》中的男主人公操着一口接近赵本山的抚顺话泡妞，就让我忍俊不禁。
法兰西是个优雅的民族，死亡也如此让人赏心悦目，《人权宣言》是活人的，也属于死者，虽然他们已永远沉默。
新疆西游记
新疆的太阳炽烈炽烈的，就像一个蒙古汉子坦荡荡地坐在云端喝烈酒。可一旦你躲进树荫或者门洞里，立刻是凉风飒飒，仿佛置身于深秋。
新疆是我一直向往但又从未去过的地方。2011年8月13日，我和歌手吴吞要在乌鲁木齐做一个民谣专场。临近演出的最后一天，我们终于买了昂贵的飞机票，飞往乌鲁木齐。
演出时间很低调地定在下午四点，现场的火热大大出乎我们的意料。买票的队伍从二楼沿着楼梯排到了街边。我觉得音乐应该是那种可以消除人与人之间恐惧的最好的钥匙。
吴吞本身就是新疆人，他们过去组建的“舌头”乐队曾经是中国最好的摇滚乐队，“舌头”乐队是新疆人心目中的摇滚英雄，这次衣锦还乡意义非凡。吴吞现场唱了很多关于这片土地的歌：“翻山越岭，骑马过河，肩上的猎鹰，不论飞到哪里，总听到母亲的呼唤……”台下的人们听到这些歌都由衷地感觉到亲切。
我唱了《中国孩子》，虽然不能亲身去克拉玛依唱这首歌，但这里已经离那个令人伤心的火灾现场很近了。但音乐就是让人心里平和、让人彼此相爱的艺术，演出自始至终都很温馨，有笑声，也有悄悄的眼泪。
第二天，我们搭朋友的车一直向西，目的地是中哈边境的温泉县，那里有“旅行者”乐队的吴俊德和张智等着与我们会合，晒太阳、喝酒、吃哈密瓜。一路向西六百公里，左面是天山，右面是大戈壁。开到半夜，才到达温泉县城。下车后空气新鲜得呛得我们差点晕过去。这个地方属于蒙古族自治州，脚一落地，直接就上了酒桌，大家围成一圈，席地而坐，疯狂地一轮轮劝酒。
由于我们中间有吴俊德——汉族的冬不拉高手，两个哈萨克族朋友慕名而来，酒过三巡，老吴弹起了冬不拉，哈萨克族朋友心中的热情就被点燃了。然后大家一起唱了很多古老的哈萨克族民歌，一个汉族歌手能把这些歌曲唱得如此深情，让他们感到非常激动。旁边作陪的乡长，是我们中间级别最高的领导，他不无感慨地评价说：“什么是民族团结？这就是民族团结。”
第二天酒醒上街，见到了真正的边塞小城的风貌。干干净净的街道，四周环山，有的山顶还覆盖着积雪。街上的人很少，街道两边的房子色彩鲜艳，不时会有一些皮肤白皙、深目高鼻的哈萨克族美女一闪而过。我们在街边买热苞米，卖苞米的维吾尔族大姐怕我们一个塑料袋会漏掉，一再要求再给我们多套几个袋子，热情得让我们手足无措。
其实新疆是一个最适合人唱歌、跳舞、喝酒的乐园。只要你冬不拉弹得好，只要你喝酒喝得豪爽，只要你马骑得帅，总会有姑娘对你心生爱慕。
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们坐在一个蒙古包前，眼前是一片大草原，夕阳快下山了。我们刚吃了哈密瓜，喝了奶茶，躺在草地上，等着太阳下山月亮升起。这将又是一个彻夜狂欢的大酒局，有冬不拉，有吉他，还有手鼓、饭碗、酒桶，当你喝醉了的时候，举手投足都是舞蹈，锅碗瓢盆都是乐器，每一声喊叫都是歌。
台湾牛
台北的大街上，摩托车横冲直撞，让我感到似曾相识，好像在开封或者铁岭。街道名都是大陆的地名，整个就是大陆地图的按比例放大版。从香港到这里，感到台北更祖国化。我的地理考试中学毕业满分，到这儿总算用得上了。我们住在“浙江”内，周围都是丽水、永康、金华，当然还有绍兴路，在一个便利店中，我还买到了黄酒。
花台币，让人心哆嗦，动不动就几十、几百台币的，必须除以四换算成人民币，再想花掉的钱在北京能吃几碗面条，然后才能确定自己是否大手大脚了。永康路，是一条很小资的文艺集散地，同行者解释就是锣鼓巷。小咖啡馆、小酒店、小书店，一家家的，小鼻子小眼，很精致，但就是不爱开门，经常贴出布告“店主人出门了，休息一个月”，或者“中午午睡呢，暂不营业”，一看就是不缺钱，开着玩儿。
终于闯进一个书店，书架上的世界名著——日本《雪乡》、英国《咆哮山庄》、哥伦比亚《一百年的孤寂》，需要想想才能反应过来是哪本书。朱天文、朱天心和她们父母的书排在一个大书架上，整个一个文学全家福。说曹操诸葛亮就到了，晚上，到一个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