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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生于上海，就读于上海，文学生涯始于上海，成名于上海，最后，自我放逐于上海，她与这座三四十年代远东第一大都会的关系真是千丝万缕，难以言说。她的文学缪斯大都源自上海，她把海派小说推进到了全新的境界，她那些雅俗共存的小说，还有情致独具的散文，是中国海派文学的高峰，它们既是中国的，又是现代的，是中国文学调教出来足以面对世界的。张爱玲从上海走向世界，当人们说到大都会的海派文学时，就不能不提张爱玲。而当人们说起张爱玲的文学成就时，也不能不提十里洋场的上海。上海造就了张爱玲，张爱玲是上海的骄傲。正当九十年代的大上海为整合、重造海派文化而苦苦探索时，重新认识张爱玲的意义就非同小可了，因此，《作别张爱玲》作为海上风丛书之一种推出，真是再合适不过。
就我个人而言，因发现张爱玲离开上海去香港前用梁京笔名发表的最后一部中篇小说《小艾》而闯入张学研究界。我已不止一次地说过，我是在搜集周作人佚文时在上海《亦报》上偶然见到《小艾》的，我把《小艾》影印本寄给香港著名书话家黄俊东先生后，得到他的热情鼓励，才撰写了《张爱玲创作中篇小说（小艾）的背景》一文与《小艾》一起刊于一九八七年一月号香港《明报月刊》，由此引发了一场张爱玲震撼 （宋淇先生语）。《小艾》的重见天日给海内外张迷带来了莫大的惊喜。张爱玲去世之后还有人专门提及，但却给张爱玲本人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困扰，凡读过张爱玲《余韵》和《续集》 （均为台湾皇冠出版社版）两书序言的，都会明了。当然，张爱玲在《续集自序》中批评香港出版未经她本人授权的《小艾》单行本，与我完全无关。
研究者挖掘作家由于种种原因不为人所知的佚文，本是文学研究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题中应有之义，但在挖掘时如何在作家的意愿和读者（包括研究者）的需求这对矛盾中寻求协调，一直是我试图解决的难题。也许我也是生于上海，长于上海，也许我对张爱玲的作品情有独钟，八年来，我对挖掘整理张爱玲佚文倾注了极大的热情。而老天也特别眷顾我，让我一次又一次捕捉到了可以称得上是宝贵的发现的机会。更值得庆幸的是。张爱玲后来在事实上认可了我的工作，她同意台湾皇冠出版社出版收入《小艾》改定稿的《余韵》一书。同意在台港报刊接连发表我的新发现，直至在去世前半年应我的请求赠我《对照记》一书留作永久纪念，我认为都可以看作是她对我的工作的宽容和一定程度的理解，这是我深感欣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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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张爱玲身上，华丽的苍凉和苍凉的华丽浑为一体，她晚年深居简出，几乎与世隔绝，拥抱和享受孤寂，以至有人认为她有严重的自闭倾向。然而她并非完全不通人情。作为一位以文字与世界进行情感交流的作家，她还是愿意与广大读者沟通的，正如她在给台湾女作家苏伟贞的信中所说的：对于这些旧作反感甚深，但是无法禁绝，请尽管登。也正如她在《对照记》结尾时所说的：我希望还有点值得一看的东西写出来，能与读者保持联系。令人痛惜的是，她的《小团圆》未能最后完成。
张爱玲的真正Chu女作《不幸的她》是我去年协助台湾春晖影业公司在上海拍摄张爱玲传记资料电视片时发现的，张爱玲逝世后由台湾《联合报》副刊公之于世，随即为海内外十多家华文报刊竞相转载，这无疑应归之于张爱玲本身的魅力。但这个新发现却为我招来了一封出乎意料的海外来鸿，使我记起了这位青年时代一起研讨文学和人生的小朋友。使我们之间中断了二十年之久的友谊：得以重续，而在我们恢复通信之后，又进一步使我得知了我们两人共同的而对我来说是属于某种生命记忆的另一位异性朋友在海外漂泊奋斗的境况，使我陡然地有了一次回忆过去、重思过去的机缘。如果张爱玲在世。这恐怕可以成为她笔下的一篇新传奇，如果不是张爱玲，这一切或许根本不会发生，我甚至觉得这是张爱玲在冥冥之中给我的一个回应。这样，确乎是在文本之外，出于纯粹个人的原因，我对张爱玲又平添了一份理解和感激！
张爱玲走了，但她为数虽不多却本有可能问鼎诺贝尔文学奖的杰作留在了人间。她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乃至文化史上的影响是独特的，深远的，无论在她生前或身后，海内外一大批张派传人一方面痴迷于张爱玲情结，另一方面也已各取所需，各显所长，力图超越。张爱玲永远也说不完，从这个意义上说，张爱玲并不会远去，这本《作别张爱玲》只是一个新的开始而已。
（原载1996年2月文汇出版社初版《作别张爱玲》）
全书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