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韬略- 第3部分

公元277年，卫瓘用亲而离之的韬略，破坏鲜卑各部的联盟，使日渐强大的鲜卑力量一蹶不振，减轻了对中原王朝的威胁。

刘备死后的蜀汉政权在诸葛亮的主持下，制定了正确的民族政策。在南征中，杀掉叛乱的首恶，而不问胁从，采用攻心之法，分化敌人的意志。最后稳定南中，北上与曹魏争锋。

东吴对山越采用分化瓦解的韬略，既平定了叛乱，又征集了兵员，增强了实力，可谓一举两得。

二、对待敌对势力。三国时代的图强争霸充满了腥风血雨，为了有效打击敌手，必然要运用分的韬略以削弱对方，这使得分的韬略得到广泛的使用和长足的发展。

朱儁以围师必阙手法，分散被围的黄巾军斗志，将其击破。王允敏锐地捕获信息，利用董卓属将吕布的不满情绪，实施分化瓦解之术，使吕布杀死董卓，为东汉朝廷除去一大祸害。吕布以步骑不足四千的兵力，承受袁术数万大军的进击，吕布采纳陈珪之计，对袁术联军实行分离切割之术，致使韩暹、杨奉部下同时倒戈，袁术大将张勋败逃，所率大军几乎全部覆灭。曹操运用各个击破的策略，攻灭袁谭、袁尚。郑浑、夏侯渊采用以敌制敌之策，斩杀马超部将梁云。羊祜死后，杜预对吴国君臣实施离间计，因利间斗，使其自相矛盾，以便取乱侮亡。

三、对待异己势力。由于形势发展的实际需要，对异己力量不得不让其存在下去，但这种存在不是永久性的，一旦机会成熟，必定彻底铲除。如何利用异己势力帮助自己渡过难关同时又能加以控制，必要时加以消灭，就成为各个集团颇费心力的问题。对于异己势力，原则上，韬略家们仍然采用分的稻略。

曹操对于异己力量的态度有两种：一是保留，因为这样做，利大于弊；二是铲除，因为任其发展，尾大不掉，终将形成危害自己的阻力。如攻克雍丘，张超自杀，翦除袁绍的同盟。孙权为了对付曹操，将荆州借给刘备，为敌树敌。尽管有人提出刘备今后必将为患，宜及早拔除，但孙权迫于当时形势，不敢轻举妄动，反而扶助刘备，保留异己力量的存在。

当一派实力还不够强大，需要更多的力量予以支持时，决策者则采用合的韬略。

所谓合，是指联合、组合、合并、合力，将部分组合为整体，使分散调整为集中，使离散转化为聚合，使弱小改变为强大。在三国时代，分多合少，即便为合，也是一种被迫的、不平等的，付出巨大代价的。被合者往往失去未合之前的权力、地位，没有生命保障，没有自主权。三国时代的合，是一种形势使然，决不是所有人都心甘情愿的，这对于主动与被动的双方，均是如此。

袁绍计夺冀州之时，采用的是远交近攻之术，这是一种合的韬略。袁绍联合公孙瓒，让他攻打冀州，对韩馥造成正面压力，然后率军压向冀州，使韩馥走投无路，同时派出说客进行游说，终于迫使韩馥拱手让出冀州，但袁绍并不因此感谢公孙瓒，而将下一步的进攻目标对准了公孙瓒。与公孙瓒合的目的是为了自己，一旦达到目的，便兵戎相向。后来，公孙瓒与袁绍打得难解难分时，以和亲方式，敌为友，不过这种合是十分短暂的，最后，公孙瓒是在袁绍强大的攻势下死去的。

曹操精通合的韬略。张绣曾攻杀曹操爱子、猛将，陈琳曾作檄文痛骂曹操，许攸为袁绍谋臣，逃归曹操，张鲁为一方诸侯投降曹操，刘备为天下英雄，受屈时投靠曹操……曹操均能克制私忿，一概接纳，封以高官，许以重禄。这不是曹操的宽宏大量，而是曹操为了发展壮大自己的实力，塑造自身良好的形象所使然。一旦阴谋得逞，曹操就会原形毕露，赶尽杀绝，手段残忍，毫不留情。

远交近攻、扩大同盟、化敌为友、网罗人才、与众相得、招降纳叛、笼络人心、裂土分疆……都是合的韬略所演化的具体原则，这些原则在三国时代，得到极广泛的运用，从而使得三国形势强弱时易，复杂多变，难以预料。

分化瓦解，合纵连横，是早在三国时代以前即被运用的韬略。分合即捭阖，　“捭阖者，天地之道。”“捭阖者，道之大化。”（《鬼谷子·捭阖第一》）纵横捭阖原为先秦时代纵横家韬略心法，且多用于外交，而三国时代，分合韬略的适用范围则无所不至。

对于分合韬略的经典性论述，除了《鬼谷子》一书比较集中以外，接下来就数《孙子兵法》了。孙子强调“兵以诈立，以利动，以分合为变者也。”（《军争篇》）其意是用兵作战要靠诡诈来取得胜利和成功，要根据有没有利益，或利益大小而采取行动。要运用兵力的分散和集中营造种种变化。孙子在《虚实篇》中讲到，要使我方集中兵力，“我专为一，敌分为十”，只有这样，以十击一，以众击寡，才能稳操胜券，战而必胜。这是敌我势均力敌的状态下，战胜敌人的有力措施。

三国时代成功的韬略家们都紧紧把握分合韬略的内在辩证关系，这种内在辩证关系表现为分合的相互依存、相互转化。

面对黄巾军强大的攻势，东汉朝廷的有识之士建议解除党锢，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共同镇压黄巾起义。事实上，东汉统治层内部由分到合的转变，是农民起义所遇到的最大阻力，正是这一转变，使得整个统治阶级暂时将目标对准起义军，利用其文韬武略方面的优势，最后剿灭了这场大起义。

在三国时代的各大集团中，曹操集团是运用分合韬略最成功的一个集团，曹操挟天子而令诸侯，就是同最具潜在的、传统的、无形的、巨大的皇权势力联合的高明韬略，这使曹操在扫荡群雄，兼并北部中国各大势力时发挥了意想不到的有力作用。相反，袁绍则对皇权势力采用分离的韬略，这种表面受益，实际受害的作法，在很大程度上给自己带来了发展不利的因素。

孙刘之合，有曹操赤壁之败，形势鼎足之分。孙刘之分。有蜀汉猇亭之败，刘备白帝之哀。吴蜀再合，有诸葛亮南中之征，北伐之举。曹魏南下攻掠，受制于这种联合；东吴江山之固，得益于这种联合。

三国时代，分与合的决策，演化成和与战、强与弱的结局，其中的得失利弊，令人深思。

地狱之门就在脚下：进退论

进不可御，退不可追，是古人追求的行动境界。三国时代，各种势力犬牙交错，盘根错节，对立双方有时势均力敌，旗鼓相当，进退维艰，左牵右挂。如果决策者们稍有不慎，陷入绝境，则难以自拔。进退之际，实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地狱之门就在脚下，熊熊烈火尾随身后。

三国韬略家运用进退韬略，除了遵循“见可而进，知难而退”（《左传·宣公十二年》），“力能则进，否则退，量力而行。”（《左传·昭公十五年》）等原则外，还作了大量发挥和积极的探索。

首先，在进与退的取向上，总结了不少有益的原则。决定进的根据是利、机、虚、需。见利而进，已成为当时十分明确的共识。东汉王朝的崩溃已成定局之际，各路英雄豪杰见有利可图，奋起而进。东吴在曹操大军逼近的情况下，大臣求和．君主狐疑，孙权经智囊们点悟，终于明白事理，见利而进，取得了赤壁之战的胜利。至于袁绍不乘曹操东袭刘备之际发兵南下，刘表拥兵自重，不乘曹袁官渡之时北上，对于大利视而不见，等到对方腾出手来，则被动挨打，悔之已晚。见机而进，见虚而进，见需而进等原则，都是对以往见可而进的具体推衍。与进的根据—样，决定退的根据是害、实、强、劲。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知难而退，适可而止，避实就虚，避锐击惰等均为退的原则。

第二，深入挖掘进与退的内在联系和辩证关系，发挥退的积极性，以退为进，保持主动。曹操赢得官渡之战后，袁绍之子袁尚、袁熙统领数千人马逃奔公孙康。公孙康担心曹操攻击辽东，怕自己难以抵抗，便收留了袁氏弟兄。后来曹操征服乌丸，逼近辽东。有人建议急攻辽东，以便铲除隐患，而曹操以退为进，使公孙康杀掉袁氏弟兄。曹操深知“急之则合，缓之则离”的韬略原理，利用征服乌桓的神威和公孙康担心袁氏兄弟将危及自己地位的心理，发挥退的特殊作用，消除对公孙康的压力，以增加、突出袁氏兄弟久居辽东，鹊巢鸩占的矛盾，移花接木，借刀杀人。如果遇到必须要退的情况，韬略家们并不简单地作出退却的决定，而是采用两种方式。其一是主动退却。蜀汉建兴六年（公元228年）冬，诸葛亮出散关，围陈仓，曹真率兵相拒，诸葛亮因粮草短缺，主动退兵。其二是以进为退。嘉禾五年（公元236年）孙权北征，派遣陆逊与诸葛瑾攻打襄阳，陆逊让亲信韩扁带着信件送给孙权，建议退兵。韩扁在返回途中被捕，诸葛瑾担心泄露军事机密，急催陆逊退兵，而陆逊则不动如山，安闲如常，认为受命防守战略要地，不能示退，装出进军姿势，然后退兵，表现了高度的韬略素养。

第三，在运动中改变进退的态势，使敌方猝不及防，陷入被动挨打的状态。诸如声东击西、先纵后擒、欲战姑和、回马枪、撒手锏、拖刀计、流星锤……都是以突然的定势中断，改变进退，取得奇效的。ＺE　i８。电子书

第四，将进退韬略运用到政治、外交、人生等各个领域，大大强化了进退韬略的使用价值。

第五，将进退韬略纳入总体目标的轨道，赋于其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的总体意义。进与退的决策，不再被视为孤立的一项指令或措施，而是全局中的局部，整体中的个体。曹操西进，攻击董卓的倡议，政治上收“兵以义动”、“以顺诛逆”的美名；军事上，“全制其险”，“示天下形势”，占据主动地位；外交上，联络关东联军；经济上，一决而胜，减少军事费用。只因各派势力目的不同，曹操的方案未能施行。刘备西进，政治上打着恢复汉王室的旗号，军事上能占据一方基地。孙权、周瑜的全据长江计划，西进荆、益方案，亦为全局中之关键性一步。至于退的情况，从前述的史实，自可见其总体上的意义了。

三国时代，那些未能遵循进退韬略的原理，妄进盲退，后果是极其严重的，例子也是大量的。决定进或退，是走向成败的关键。进有进的轨道，退有退的航程，而一旦进退到轨道与航程中，就不能完全受决策主体的控制了。这些轨道与航程都有其自身固有的运行规律，人们很难加以扭转，因此，高明的韬略家之所以动静得宜，进退自如，就在于对这些轨道与航程的了如指掌。贾诩建议张绣进退，与曹操周旋，前败后胜，张绣困惑，经贾诩指点，才豁然明白。诸葛亮隆中路线经关羽失荆州的挫折，蜀汉的国运，终不能昌盛。只有认清社会历史的发展趋向，把握事理、物理、哲理、心理，才能真正把握进退韬略。

三国时期那些成功的决策者，总是从长远的眼光出发，制定进退，进退的最终效果往往与决策者的远见卓识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何进、董卓、吕布、袁绍、公孙瓒、刘璋、刘表、袁术、李傕、郭汜、袁谭、袁尚、袁熙、公孙康、曹爽、孟达、诸葛恪、孙皓等许许多多将帅君臣，或因军事识略、或因政治目光、或因外交手腕等方面的缺陷、短视，进退失措，折戟沉舟，身败名裂，遗笑万年。相反，那些伟大的韬略家，识力超群，目光如炬，—进一退，往往与整个时代形势、社会趋向相结合，所以，由弱而强，由寡而众，由小而大，步步发展，一路辉煌。他们在进退之际，能绕过误区，避开盲点，将地狱之门留给对手，将熊熊烈焰烧向敌方。

生死存亡的分水岭：利害论

东汉王朝失去对于全国的有效控制之后，群雄竞起，逐鹿中原，最后归结为曹操、刘备、孙权三大集团的鼎足而立，长期对峙。三国的决策者们根据自身的利益，展开了你死我活的斗争。如何趋利避害，壮大自己，削弱对方，夺取胜利，成了智囊们密切关心的问题。

可以说，三国时代韬略家们的一切行动，都是围绕利害二字进行。“谋者，所以远害就利也。”（《吴子兵法·图国第一》）无利不谋，一切权谋活动，实质上都是谋取利益的活动。文韬武略，是谋求利益的重要手段。在生死存亡、成败祸福等重大利害关系上，韬略的巨大价值便被凸现出来，严峻的政治、军事、外交斗　争转化、上升为韬略水准高下、韬略人才多寡、韬略艺术优劣的斗争。而韬略家们的一切努力，也始终不离利害问题。他们对利害问题的认识、运用以及为利害转化所作出的种种方案，经过握有实权的各派人物采纳之后。对社会现实产生了重大的作用和深远的影响。

在纷纭复杂的三国时代，能够高瞻远瞩、洞若观火、认识利害、权衡利弊，对于本集团的发展是极为重要的。《孙子兵法》讲：“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尽知用兵之利也。”（《作战篇》）“通于……利者，知用兵矣。”（《九变篇》）

利有大小之分．害有轻重之别。三国时代的韬略家们与一般人相比，他们更多地注重于集团利益、潜在利益、长远利益、全局利益，而后者则关心个人利益、现实利益、眼前利益、局部利益。敌对的集团为了争取最大的利益，避免任何损失，就加大韬略对抗的力度与强度，将力的拼搏转化为智的较量，因为智的较量　能最大限度地减少利益的损耗和患害的产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三国时代的韬略家才找到了用武之地，得到各大集团统治者的赏识和器重。这一特点，同时也使三国的形势变得奇谲险恶，变幻莫测。

在认识利害的层面，三国韬略家们大都具备卓越的目光。

早在东汉朝廷派遣张温统帅大军西征时，孙坚即已发现董卓的桀傲不驯，违抗皇命，建议立即诛杀，以免养虎遗患。张温缺乏见识，优柔寡断，迁就董卓，不予处理。这是公元185年发生的事。结果到了公元191年，董卓早已大权在握，以张温与袁术秘密联合为借口，将张温在闹市中用乱棒打死。张温不识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