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识机制变,即依靠所具有的真知灼见,洞察事物、事态。制定对策,变换方针,这类蹈略原则有因机制变、因机而起、伺机而发、随机应变、因机立胜。变化的依据是机,是—种对谋方行动极其有利的机会。黄巾起义的爆发,大赦党人的策略,曹操孤军击董卓,群雄无视汉王朝的存在而竞相割据。献帝东归,曹操集团对付袁绍二子之策,曹操颁布唯才是举令,孙、刘决定联兵抗魏,发动赤壁之战,诸葛亮在猇亭之战后恢复吴蜀友好关系,谯周对蜀汉政治出路的设计,羊祜、杜预灭吴计划的改向等等,均是反常为变,取得大功。能在大的历史转折关头,识机见势,随之而动,变换策略,变换主客,变换敌我,变换利弊,就能营造大的前途和命运。也正因为如此,三国时代的韬略家们,以其才识的高超而受到各大集团的欢迎。
二是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即根据形势、条件、环境、情况而制定方针、变换对策。运用此类变化方式的范例,在三国时代俯拾皆是。
三是根据处境、形态、价值、功能、目的等综合运用韬略,产生令人高深莫测的变化。贾诩劝张绣与刘表连和,受到曹操的攻击。曹操退兵后,贾诩警告张 “不可追也。追必败。”张绣不听,'奇+'书'+网'果如贾诩所言,大败而还。此时贾诩认为,“促更追之,更战必胜”,张绣不解,贾诩指出“兵势有变,亟往必利。”(《三国·贾诩传》)结果取胜。实际上,这里贾诩之所以料事如神,在于根据曹军处境合性地使用韬略。曹军退兵时,曹操料知将有追兵,故自率精兵断后,贾诩不同意张绣袭击,是因为坚持避实击虚韬略。第二次进击,则本着击其不备,以强击弱韬略。至于重大战役,取胜的一方无不从处境、形态、价值、功能、目的出发、综合性地使用韬略。如官渡之战,曹军使用的韬略就有:以正御敌,以奇制胜,争地必取,牵引制约,扩大同盟,争取中立,巩固后方,拔除隐患,声东击西,分散切割,诱之以利,以逸待劳,釜底抽薪,招降纳叛,攻其不备等韬略。赤壁之战,孙刘联军使用的韬略有:取长补短,以长击短,以逸待劳,示形作伪,扩大联盟,以少胜多,知己知彼,以战止战等等。孙子说过:“五形无常胜”,“四时无常位”(《虚实篇》),而“五声之变,不可胜听”,“五色之变,不可胜观”, “五味之变,不可胜尝”,“奇正之变,不可胜穷”(《势篇》),因变制变,因变制胜。三国韬略理论对于变的综合运用,有了一个长足的发展。三国时代改变了秦汉以来两大集团对抗的格局,使形势走向三极竞争,这本身也是综合运用韬略的结果。
常变之间,有一个制约的关系,如前所述,韬略变体是在不离开、不违背常规韬略的前提下才能奏效的。吴、蜀末年,最高统治者昏庸无识,倒行逆施,自毁长城,自相残杀,严重违反蹈略常规,等待他们的结果也只有自食恶果,自取败亡。
“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能因敌变化而胜者,谓之神。”(《孙子兵法·虚实篇》)三国韬略家们正是以此古训为最高境界,在实践中形成了常变韬略理论的丰富内涵。
与潮流俱起伏:顺逆论
顺逆韬略是三国时代的一大发明。人们通过对大自然的观察,了解、接触到宇宙中蕴藏的巨大力量:沧海桑田的变迁,山呼海啸的风雷,燎原烈火的野焚,滔天白浪的冲击……构成种种不可逆转、无法阻挡的力量。中央王朝的失控,战乱烽火的延漫,人心向背的走向。社会组织的解体……汇成强大的时代潮流,使人们无可适从,飘游不定。自然与社会,存在着运行的内在机制,并通过种种形迹、表象,反映着一种铁的规则。自然风云的激荡,社会形势的剧变,更使人们有机会体察其中的规则,总结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真理。三国顺逆韬略的创造与运用,即基于上述思想与认识背景。
顺逆韬略首先是一个锐利的思想武器。决策者在认识不清社会潮流的走向之际,一切所作所为,都是盲目的,徒劳无功的,甚至是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的。董卓、吕布、公孙瓒、袁尚兄弟、王凌、毋丘俭、诸葛诞、唐咨、曹爽孙皓等人,虽都有机会在当时能够开辟一个好的局面,但终因不认识时代潮流,举措失宜,甚至倒行逆施,葬送了大好时机,最后被时代潮流冲刷得无影无踪。
顺逆韬略是行动选择的指南。通过考察三国时期韬略家的走向,可以测出其内在的思想动机。投入董卓、袁绍、袁术、刘表、公孙瓒等军阀阵营的智囊人数就远远少于投入曹操、孙权、刘备集团的人数,而前者在一定时期的实力还很强大。韬略家们之所以选择后者,与其说是后者个人的吸引力,不如说是后者所代表的政治前途和时代潮流被自己所认同。
三国韬略家们将顺逆韬略的内容概括为以顺击逆,逆取顺守,顺水推舟、逆风行船。
所谓顺和逆的内涵,具体说来,有自然型与社会型两种类型。自然型的顺指天时、地利等各种有利条件,而逆则相反。占据关山要塞、有利地形,凭借风雨雷电、冷热寒暑,富有物产资源、广袤领土者为顺,反之为逆。社会型的顺,指遵循、符合传统的那些思维方式、价值取向、伦理道德、行为规范、思想观念…… 而与之相反、相违者为逆。
以顺击逆,事半功倍。三国时代的高明韬略家总是不失一切时机地运用顺逆韬略,夺取大面积的胜利。曹操首战董卓,兵以义动,以顺诛逆,虽然在军事上遭到挫折,但在政治上、个人形象上却取得意想不到的潜在成功。待到迎汉献帝之后,政治上就处于绝对的顺势。刘备对待附属、民众,让人有仁至义尽之感,打着汉王朝的复兴旗帜,很能吸引大众,他所注重的是对社会舆论的顺向追求。曹、刘的壮大,与其实施顺逆韬略有很大关系。曹魏灭蜀汉,东晋灭东吴,势如破竹,不可阻挡,根本原因即在于以顺击逆。
逆取顺守的韬略原则,由庞统在策划夺取益州的战略方案中点破。《三国志》所引《九州春秋》一书记载这样一段史实:
(庞)统说(刘)备日:“荆州荒残,人物殚尽,东有吴孙,北有曹氏,鼎足之计,难以得志。今益州国富民强,户口百万,四部兵马,所出必具,宝货无求于外,今可权借以定大事。”备曰:“今指与吾为水火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宽;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譎,吾以忠;每与操反,事乃可成耳。今以小故而失信义于天下者,吾所不取也。”统曰:“权变之时,固非一道所能定也。兼弱攻昧,五伯之事,逆取顺守,报之以义,事定之后,封以大国,何负于信?今日不取,终为人利耳。”备遂行。
所谓逆取,指违背社会传统规范,以武力夺取。而顺守则按照社会规范,予以善后处置。逆取均为暂时之行,权宜之计,靠顺守加以弥补其本身的缺陷。三国韬略家的逆取顺守韬略应用得均十分巧妙,曹魏代汉,司马氏代魏,刘备入益州,孙权据江东,无不运用这一韬略原则。
至于顺水推舟的韬略原则,运用的广泛程度就更大了。仲长统著《昌言》,已阐明顺势者昌的深刻道理,从理论上总结了顺逆韬略的重要原则。在实践上,小到曹操杀弥衡、司马昭害嵇康,大到曹丕称帝、司马炎登极,均使用这一原则。
逆风行船的韬略原则,不是普通人所能使用。冀州刺史王芬谋废灵帝,为逆时而动、逆风行舟,结果身败名裂。毋丘俭、诸葛诞等反魏,亦属此列,无不一一败亡。但韬略家们几乎无不使用逆风行船原则,并且有取得成功的大量实例,原因在于所逆之风不是时代的旋风、主流,而是个别的困难、厄境。其中最突出的,要数猇亭之战后,诸葛亮对东吴外交关系的恢复。蜀汉国主刘备白帝城之死,系被陆逊战败所致,国人之愤,将帅之怒,可以想见。但诸葛亮从全局出发,忍痛复交,承担着巨大的舆论压力。诸葛亮坚持隆中路线、蜀汉国策,逆风行船,坚定不摇,从而力挽狂澜,改善关系,使蜀政由乱到治,蜀国由弱转强。
实施顺逆韬略,要求决策者本人的素质达到很高的标准。他们必须目光远大,洞若观火。心胸开阔,包容万象,敢于同陈腐之见、个人感情相决裂,敢于开时代的先河和风气。因为顺逆韬略的成功运用,必须有同时代共俯仰、与潮流俱起伏的真知灼见和胆识气度。
划向黑洞的闪电:明暗论
根据三国时代明暗韬略的实践,在理论上可以作三个方面的分类和总结。
首先,明暗韬略中的明,属于公开的、显而易见的活动;暗属于秘密的、隐藏不露的活动。韬略家们运用明暗的原始状态,达到自己的目的。
在这种意义上的明暗韬略,是以明暗的原始状态去服务于军事、政治、外交。三国以前,人们就已总结出明修栈道、暗渡陈仓,明枪易躲、暗箭难防,明升暗降,明助暗损等原则。三国时期,这些原则被使用得更加广泛、频繁和巧妙。东汉末年,张角发动大规模的反朝廷起义,以太平道来作为掩护,在合法的状态下从事“非法”活动,就是利用明暗韬略的一个绝好范例。统治者以为张角“以善道教化,为民所归”,谁知张角使用明修栈道、暗渡陈仓韬略,瞒天过海,“十余年间,徒众数十万,自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州之人,莫不毕应。” 张角一声令下,“天下响应,京师震动。”(《资治通鉴·卷五十八》)刘备、庞统率军进入益州。明处是替刘璋解决北部边防的危机,而暗处则运筹帷幄,夺人地盘。陆逊袭关羽,明处卑躬屈膝、暗地里磨刀擦枪,准备大动干戈。曹操明尊献帝,暗除枝叶,以清君侧,展开颠覆活动。钟会、邓艾攻灭蜀汉后,矛盾尖锐化,司马昭明处派兵协助钟会,暗中却以此军箝制钟会……明暗如同形影相随,声音相和,发挥着极其特殊的作用。对立者稍一不慎,就会有覆舟灭顶之灾。
三国时期,明暗韬略的第二个类型是对于智力的评判。明代表了智慧所达到的—定高度,表现着对于哲理、事理、物理、情理的正确、深入的认识;而暗则相反,昧于道理,拙于见机,反映了识见的平庸,目光的短浅,智力的低下。在这种意义上,以明击暗,百战百胜。三国时代明暗韬略的实施,区别于其他时代的最大特点,在于不是以一人之明,一己之智来克敌制胜,而是重在智囊决策和营造智囊团。
实际上,东汉末至三国,各大政治、军事集团周围均云集着一批高层次的智囊,由于各集团中核心决策者的素质不同,使得这些智囊人才发生聚合分散的变化。这些人才的走向,形成了各派势力的消长变化。原先,董卓控制了朝政,因其无道,使得智囊人才星散,关东联军势力壮大,董卓集团由明转暗,终于变得众叛亲离,身败名裂。袁绍在起初阶段实力雄厚,大可作为,只是他奋一己之智,埋群贤之明,终于成为曹操的手下败将。曹操有自知之明,知人之智,网罗群英,广蓄智囊,以明击暗,势力大盛。然终以未至大明,或失智囊于交臂,或泄私愤逼杀智囊,明中之暗,使其霸业受到了限制。刘备、孙权等人,莫不是得智囊投明弃暗,使霸王之业蒸蒸日上。
三国时期明暗韬略的第三种类型或内涵是,明表示一种表面的、暂时的、虚假的状态,而暗则反映一种深层的、长久的、真实的意向。这种内涵,可概括成韬光养晦、和光混俗等原则。刘备在曹操面前的掩饰、司马懿在曹爽阵营中的伪装,均是运用这一类型的明暗韬略,而且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明与暗的关系,有着多种不同的形态。可以是对立的、对抗的关系,如以明击暗,弃明投暗。也可以是互动的、依存的关系,如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可以是相互渗透的关系,如明升暗降,明助暗损。也可以是相互转化的关系,如以明为暗,以暗为明,装聋作哑,韬光养晦。
三国形势的变化,历史发展的转向,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抗集团决策者对于明暗韬略的认识和作用。明者以天下人之听为听,以天下人之视为视,兼听则明,虚心则明,故能由弱转强,反败为胜,而暗者则刚愎自用,固执已见。
明暗韬略在三国时代的发展,在于人们已清醒地认识到,只有明察秋毫,洞若观火,才能积极创造条件,避免不必要的损失,找到接近目标的捷径,夺取胜利。而暗弱无能,纵有铁打江山,也必败无疑。ZEi8。Com电子书
制人而不制于人:先后论
先后韬略的运用,往往与能否迅速达到目标直接相连。正因为有如此重大的意义,所以三国韬略家们均将其作为重要的致胜手段而加以使用。
三国韬略家注重在三个层次上使用先后韬略。
首先,是运用于对时机的认识。先见为明,后识为暗。先知为哲,后觉为凡。在这一层次上,先为贵,后为贱。著名的韬略家,无不具备远见卓识。董卓之乱后,荀彧弃官归家,对父老乡亲们讲:“颍川,四战之地也,天下有变,常为兵冲,宜亟去之,无久留。”而乡人怀土,犹豫不决,只有荀彧率领宗族到冀州。后来,董卓派遣李傕等将领出兵关东,所过之地,多所虏略,直到颍川、陈留,荀彧乡人当时被杀死的很多。此外,荀彧预见董卓必败,指出:“卓暴虐已甚,必以乱终,无能为也。”作这一断语之际正值董卓威临天下,不可一世之时,此后,果如荀彧所言,董卓身败名裂。荀彧单身见郭贡,分析曹袁优劣的“四胜”之论,寝曹操九州之议,无不识于机先。荀攸发奸吏,和袁谭,贾诩力劝张绣降曹操,刘备识民心,诸葛亮测形势,孙权知虚实,陆逊料兵势……先见致胜、致福、致成之例,不胜枚举。决策者、韬略家思想认识的深度、广度,决定了个人或集团的前途、命运。先识者部署在先,行动在前,往往轻而易举地击败后识者。曹操击袁绍之子,而敢于不顾刘表的釜底抽薪,击刘备而敢于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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