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鬼了。”我丈夫骂了一句，“就让它呆在那儿吧。”然后就像壳里的乌龟一样，在板子底下把事干完了。完事后才掀开板子，站起来穿衣服。他拿起板子，发现是幅画像，就想把它放回原处。忽然，他大笑起来：“瓦伦蒂娜，看看你今天是跟谁干的。”
我一看——原来是我们的总书记的画像。
大家先别笑，还有好戏呢。第二天早晨，我们听到连续不断的音乐声——好像是哪一位要人逝世了。我丈夫小声跟我开玩笑：“瓦伦蒂娜。要是你把总书记累死了怎么办？你热情似火，而他却精力衰竭……”乐声不绝如缕，折磨着人们。然后，广播中宣布了赫鲁晓夫离职的消息。我们俩一听，怎么也憋不住地笑了起来……瓦伦蒂娜在愉快的气氛中结束了故事。
“嘿，咱们里面还有个恐怖分子呢。”持不同政见的佳丽娜笑道，她对瓦伦蒂娜的态度显得和蔼多了。
瓦伦蒂娜的脸羞得比苏维埃党旗还要红，但很明显，她从大家的笑声中也感到了愉快。
下面轮到阿尔宾娜讲了。
故事之四
空姐儿阿尔宾娜讲的是她怎样跟一个美国人同时玩弄了三个克格勃的秘密警察。
我在欧罗巴饭店也干过一阵。你问我以什么身份，吉娜？
各种身份。我接的是外国客。我们10个姑娘，每人一部电话。
需要时，他们就直接给我们来电话，说好时间我们就去。当然，这瞒不过克格勃的人，他们对什么都一清二楚。其实，我们对他们简直就是无价之宝：要是哪个客人的房间需要搜查或是该换录音带了，就得让我们出马缠住客人，拖延时间。克格勃对我们是一毛不拔——外国客人把我们的账单全包了。
可我们还不能得罪这帮克格勃的人：稍有一点大意，就会被赶出饭店，流落街头。街上的同行已经够多的了，再者说了，我还真不怎么愿意拉国内的客：他们不是醉鬼，就是禽兽，要不就是出差来的穷光蛋。哪儿比得了那帮老外呀，穿得干净体面，住的是豪华的套房，出入高级餐厅，张手就是大把的礼物，还有那欧洲人的风度、作派。可是，我们都上了克格勃的登记本，还签过字表示我们一定严格执行他们的一切命令。我们就是这么做的——这没说的。
一天，我们的领班把我招去了：“交给你一项重要任务，阿尔宾诺什卡，”他低声说。
“去13号房间，他们会交代给你的。”
13号房间是克格勃的指挥部，各种设备都放在这里，值班的也在这儿。我进去了。里面坐着个来头不小的人物儿，我在饭店里从没见过他。跟他的还有3个血气方刚的秘密警察。
那家伙瞪了我一眼：“就这个？”
我低着头，忸怩了一下，算是回答。他们这帮人的心思，我早摸透了。他咕哝着：“行，就是她了。不过我还是认为莱白黛娃小队长是更合适的人循…我们应该把她那支队伍扩大，以便有了重要任务时随便拉出一个就上。好吧，给这个姑娘交代一下任务吧。”
他们详细地给我作了一番解释：一个很重要的美国人到这儿打算住一天。他们要搜查他的行李，可他离开自己的房间从不超过半小时。我必须在他吃晚饭时在餐厅把他拖住，时间越长越好，好让这3个人趁机在他房里搜查。他们还给我看了客人的照片，让我认准后记住，然后命我赶快去餐厅。那个老美很快就会去那儿吃晚饭。我点点头，又冲那老家伙笑笑，就飘然而下，到了餐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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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厅的领班马上迎了过来，把我带到一张空桌子旁坐下，一边装成帮我点菜的样子，用法语说：“晚餐简单一些，不要太多，可以保持身段苗条”，一边向我暗示旁边那张空着的桌子，意思是他要把客人带到那儿去。那个混蛋领班只是象征性地给我送上晚饭：奶酪，橄榄，和一杯匍萄酒。我就是花自己的钱随便凑合一顿也比这吃得好。我坐在那儿慢慢地喝着葡萄酒等着。
半小时后，客人到了，长得可真够帅的。我一看就知道这是个精明人儿，于是马上做出判断：跟这种人玩儿高雅的那一套他是不会吃的——他一眼就能看出我是冒牌儿货，所以我就跟他来不要脸的那种：盯着他，等他一看见我，我就从酒杯后给他送个媚眼儿。他笑了笑，招手让我过去。我站了起来，装模作样地扭过去，弯下腰对他说：“先生是不是寂寞啦？”
随后发生的事我是实在没料到。他二话没说，往桌子上拍下一张10卢布的票子，抓起我的手就出了餐厅。我赶紧向领班使眼色，他早吓得小脸煞白，示意我拖住他。可像他这种人是把你拽进屋就干的人，从不玩花活几，我怎么能拖得住呢？我们往外走的时候，我看见领班冲到电话机前想通知那几个在他屋里搜查的人。他的通知看来很及时：我们进屋时，里面一个人也没有。我的客人把我抱起来扔到床上，就开始脱衣服，我被摔到床上后差点喊出声来：屁股碰到了一块硬东西。我悄悄地用手摸索着，才发现那是一个人的脑袋。
肯定是克格勃的人藏在了床底下。客人跳上床我们就干起来，慢慢地我觉出来床底下不止一个人，因为有3个脑袋同时硌我屁股。里面一定很挤，他们没地方放脑袋。我想象不出来我们在上边作爱时他们在下边感觉如何。完事后，他起来进了浴室。我把房门打开，小声告诉床底下的那3个人：“快走吧，他正在洗噪。”
那3个人爬了出来，一个比一个横：“你等着吧，骚货。”
他们压低嗓子骂道，“你叛变祖国，一定抓起你来。”说着，溜了出去。
他们当然没能把我怎么样——他们找不出任何理由。但我在欧罗巴却不能呆了。我对这也不怎么难过，因为没过两三个月那几个姑娘都被赶了出来。我想可能是克格勃的小队来顶了她们的位子，免得再闹出上次那样的笑话。我见过那个小队长莱白黛娃，还挺漂亮，没说的。不然也不会让她当队长的。可我压根儿就不嫉妒她。我们干的都是一种活儿，可她得听从命令；我呢，脑袋长在自己脖子上，命攥在自己手心里。那个美国人——我不知道他是不是间谍——我们一起把那三个克格勃压在床底下大干了一通，真带劲。我最讨厌那些克格勃了，他们老想不花钱，白用人，万一碰上麻烦，他们就缩了脖子，好像你活该倒霉。为了他们，我们偷客人的文件，套他们的话，把他们骗到这儿、骗到那儿，可我们所得到的唯一回报，就是不被他们赶出欧罗巴饭店。什么奖章阿奖金啊，人们的尊敬啊，都被那些家伙赚去了。看看那些关于便衣警察的电影就知道了。可没有一个电影演那些豁出命来为那些警察干活的姑娘们。就因为这个，我那次很开心。
阿尔宾娜的故事引起了大家的好奇，她们接二连三地问了许多问题，像外国客人的房间里被安上了什么设备，那些客人知道不知道自己被克格勃监视着，等等。阿尔宾娜的确很了解这些情况的内幕，她一一做答，大家极认真地听她介绍，特别是佳丽娜。接着便轮着佳丽娜讲了。
故事之五
持不同政见的佳丽娜讲了从劳改营向外界传递消息的手段之一。
故事发生在我同斯拉瓦在劳改营结婚后的第三次会面。
我带着吃的，带着外界朋友们的问候来看他，照例被允许住上3天。我被带进会见室，兴奋得要发狂。我想把这间小屋收拾得像家一样；在罐子里插上几枝花，把水果摆在桌子上，不时地看着门口，注意听着走廊里的脚步声。他们终于把他带了进来。我们每次会面时，最初那几分钟的情景我没法告诉大家，不是我不愿意说，而是事后我什么也记不得了——由于极度的快乐和伤心我完全失去意识了。
过了一会儿，我和斯拉维克都稍稍平静下来后，我拿出东西给他吃时，注意到他焦虑的神情。
“怎么啦，亲爱的？”
“嗐，有些消息送不出去，今天值班的那个狗娘养的太厉害了。”
“你能背下来吗？”
“我能，可你在3天之内背不下来。好长时间没人来了，消息攒下一大堆。”
“那你说我用笔记下来不行么？”
“在这儿怎么记呢？这些屋子都有人监视。那些东西要写下来差不多得用小字写满4张纸呢。”
“咱们想想办法吧。”
我们想的办法是这样：早晨起来后草草吃点东西，然后再上床。我把头发散开——大家可以看见我的头发又长又厚——趴在我丈夫身上，再把头发抖落开盖住我们俩的头。在浓密的头发的掩盖下，他口授消息的内容，我呢，伏在丈夫胸脯上记录。这样写起来十分困难，不光是因为要在练习本大小的纸上记录大量的内容，还因为斯拉瓦得不停地上下颠着我，这样才像作爱的样子。他们一直在盯着我们，但一点破绽也没看出来，大概只顾着惊叹我们作爱的本领吧。三天以后我走的时候，他们满可以把我全身上下搜下遍，但他们没起一点疑心，压根就没想过要搜查我。
那次会面，除了带出政治消息外，我还带回来我们这个儿子。
这机智的策略引起女人们的大笑，奥尔佳说：“这么说你儿子是口授出来的喽？哈，将来他一定像他父母那样有政治头脑……不用着急，孩子长大了，也许一切都会好起来。现在我来讲讲我和丈夫当初住在单身宿舍时的绝招。”
故事之六
女工奥尔佳讲的是她和丈夫婚后一直没有机会过正常的夫妻生活，后来他们灵机一动，想出个妙法。
我跟你们讲过我和厂里的一个工人结了婚。唔……他们在红场为我们举行了共青团婚礼。婚后，我和米沙没地方住，东西也没处放——一套咖啡具和床上用品。我们都住在那座单身楼里，只是他住男部，我住女部。一天过去，两天过去，一个星期过去了——我们还和没结婚的时候一样，下班后见面，一起去看电影或是逛公园，要不就到朋友家玩。一切都还好——就只缺一样东西：双人床。我们在公园里拥抱、亲吻直到骨头酸疼、嘴唇红肿，然后只好垂头丧气地回到各自的宿舍。房管所答应给我们找房子，可他们的话就是到了你退休的时候也兑现不了。当时可把我俩苦坏了。
我们宿舍的女工们合买了一台电视机。有一天，电视机出了毛病，屏幕上没有图像，只有雪花。正在这时米沙来找我。他看了看荧光屏说：“是天线出了毛病，让我上去看看。”
他出去了，我跟在后边。我们从天窗爬到了楼顶上，米沙立刻看出是哪儿出的毛病，很快就把天线修好了。我坐在旁边看他摆弄。修完以后，他挨着我坐下。我们就在那儿观赏着城市的夜景：下面简直是灯光的海洋，上面的空气清新凉爽，还有最妙的——只有我们两个人，我俩坐在那儿，米沙对我说：“这是我俩第一次单独在一起，再也没有比这更好的时间和地点来开始我们的夫妻生活了。”
他扯下上衣铺在我身子底下，我们第一次觉得做了夫妻。
太棒了。四周没有一个人，只有电车在下面叮咚地开过，星星在上面眨着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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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那次开始，每天天一擦黑，米沙就来敲门，我早就准备好了。我从床底下抓起那只装着毯子的书包，就跟他一起爬上天窗，来到楼顶上我们那块宝地。我们俩渐渐变得更镇静，心情也更愉快了。只有一件事让我们担心：夏天很快就要过去了，以后怎么办？但实际上，我们的好梦结束得比这更早。
一天，我正在公共厨房里煎土豆。我和米沙说好在我这儿一起吃饭然后上去……忽然楼里的清洁工舒拉进了厨房，她住在紧挨着楼顶的屋子里，天窗就在她的旁边。她当着厨房里所有人的面大声说：“是你呀，奥尔佳。我一直想跟你说说呢。给我解释解释，亲爱的，你和你丈夫在我头顶上干的事我很清楚，我也是打年轻时过来的。可你们干吗弄得那么响，好像两架骨头在铁板上折腾？我第一次听见后，差点儿去找大夫，想告诉他：晴朗的夜晚，我怎么听着打了一夜的雷。后来才知道那原来是个小爱窝。”
厨房里的女人们听了以后都笑得肚子疼。她们笑，我们可该哭了。我和米沙再也不上去了，一直熬到第二年春天，最后还是厂子里给我们找了一间房。还不错，有15平方米呢。
现在我至少有个地方放我儿子了。
听了奥尔佳的故事后，女人们对这些无家可归的小夫妻们都表示同情，瓦伦蒂娜还说对这种情况执委会的人也感到很棘手，因为那些正在外面干事时被民兵或警察抓住的小夫妻们到底算不算是有伤风化，至今还没有个结论呢。
尼尔娅接口说，即使在合居的单元房里也不方便，她下面讲的故事说的就是这个。
故事之七
音乐教师尼尔娅为高尔斯华绥的《福尔赛世家》又添了一段列宁格勒的变奏曲。
我和波亚可以不必为房子发愁，但有件家具却让我们伤透了脑筋。
波亚跟舅舅换了间房子，让列奴丝娅住在舅舅原来的那间10平方米的小屋里，和我的屋子紧挨着。我们很高兴：有几家能单独给孩子一间房子呢。我们夫妇睡在我原来的屋子里，这间屋子也是全家的起居室。
白天，列奴丝娅大部分时间跟我们呆在一起，只是写作业或是睡觉时才回到她的小屋里。我们的家庭生活很快就安定下来了，只是沙发问题让人伤脑筋，刚结婚时我们买了一张时髦的折叠沙发床，谁知这床一压就奏起音乐来——“咯咯吱吱”地响个不停。开始，波亚还开玩笑说：“这床就像咱家的女主人一样，有音乐细胞。”
后来才发现这可不是开玩笑后。屋子的另一面隔壁住着我姨妈，是个老Chu女。她人挺好，只是特别爱打听男女的事。
墙很薄，就是一层胶合板。姨妈在那边咳嗽我们都听得一清二楚。白天波亚在屋里一打喷嚏，姨妈就隔墙说：“上帝保佑，波里斯。”
这么薄的墙，我们怎么在这种沙发床上过夫妻生活呢？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