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是奇迹。”玛莎回答说。“岂止是奇迹，我都无法形容。”
“那就叫做为一小时自由有人愿献出自己的生命。好，时间到了，我们上车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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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安全回到劳改营。当领玛莎通过警卫宿舍区时，中尉平静地说：“我要稍微修改一下你们的口号：‘为了你一小时的自由我愿意献出生命’。再见。”
“再见，谢谢你。”
只是后来玛莎才意识到，中尉冒的危险比她大得多：为了她“一小时的自由”他会被送上军事法庭。为了纪念那一小时她画下了这根茶枝。
这就是一个人可以给予另一个人的奇迹。实际上，我不知道这个奇迹该从哪方面来看：可以说玛莎获得了一小时自由，也可以说中尉给了她一小时自由。
“中尉和玛莎后怎样了？玛莎出狱后他们见面了吗？”
“当然没有。玛莎想送给他件礼物，但我们劝阻了她，因为那是在拿他的自由冒险。一个军官在狱中帮助一个持不同政见者，这有多危险？要是玛莎再送他礼物，他们还会判他受贿罪。但玛莎说哪天她要根据记忆为他画一张肖像，以感谢他帮助她获得了一小时自由。”
接下来该奥尔佳讲故事了。
故事之七
女工奥尔佳讲的是一个被抛弃的丈夫的高尚行为，结果是善有善报。
我要讲的是我们厂一个小伙子和他妻子的事情。我们厂两个青年工人结婚了，男的叫耶夫基尼亚，女的叫耶芙基尼娅。所以我们管他俩叫基尼亚丈夫和基尼娅妻子。他们刚结婚厂里就给了基尼亚丈夫一间房子，真够走运的。但不久基尼亚丈夫应招入伍了。那时他有白券，因为他小时得过肺结核。但现在当兵的人越来越少，他们只好什么人都要。我想，大概是因为人们生的孩子越来越少。所以基尼亚丈夫不得不离家两年。在这期间，基尼娅妻子邂逅一位海员并倾心爱上了他。可她给丈夫写信时从不提这事儿。
基尼亚丈夫复员回来发现自己家里多了两个陌生人：基尼娅妻子的新男人和他们的孩子。基尼亚丈夫徘徊在门口不知该怎么办：把这三人全部赶走还是自己走？他很生气，他出去保卫国家却遭人掠妻夺家。他站在那儿想了一会儿，然后对他们说：“好吧，看来是无法挽回了。你们就住在这儿吧，回头我们办离婚。”
基尼娅妻子不想让他走：“你去哪儿？这是你的房子，对吧？只须等一个月，我们会找到房子的。”
“那哪儿找房子？拖儿带女的谁肯留你们？”
“那好吧，至少把你的东西带走。剩下的东西大部分也是你的，我们不要。”
“东西我往哪儿放？放在街上？我还去集体宿舍。无论如何也得回厂上班。他们不会从宿舍把我赶出来的。”
“基尼契卡。至少我得给你点儿钱。你失去了一切，我于心不忍。”
那位新丈夫尴尬、羞愧，不知如何是好，他掏出钱包递给基尼亚丈夫说：“我们就这么多，你想要多少就拿吧。”
基尼亚丈夫看看打开的钱包：里边只有几毛零钱和一张彩票。他笑着把彩票拿出来说：“我把这个拿走，留个纪念。
如果你们真的希望我好，或许我会中个安慰奖，得个收录机呀收音机什么的。那样我就能欣赏音乐了。“他带上这张彩票转身走了。
第二天报纸登了中奖号码。基尼亚丈夫拿着那张彩票与公布的号码核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中了一辆自古力小轿车。开始他感到很不好意思，打算把彩票还给妻子。
尔后他又改变了主意。如果命运错待了他，那么或许它现在给他送礼物来了。他是个好人，但不是傻瓜。他没去领汽车，而是到自由市场找了个倒爷，以15000卢布的价格将彩票卖给了他。他用这些钱买了一套两居室的房子和一些家具，剩下的钱还足够买辆摩托车。我们都为基尼亚丈夫感到高兴，特别是基尼娅妻子和她的新男人。
听到正义很快得到了伸张，大家都十分高兴。但吉娜评论说：“通常情况是，虽然好人期待着正义得到伸张，但坏人把他们折磨得太惨了，以至于哪天没在电车上被人推搡或在商场没挨售货员的骂就自觉得不错了。除非发生个戏剧性事件改变这些售货员，不然我准有一天会在商场得心脏病，当场死在那儿。我实在受不了他们的态度。”
“得了，你省点儿时间排队买东西吧。”爱玛劝导说。“你知道我怎样保护自己的神经吗？从不排队买什么东西，甚至菠萝。就是拿枪顶着我后背我也不去排队。看到一大堆人挤在牛奶商店，我就对自己说：‘今天我们没牛奶也过得去。’要是菜店人多，我就改买面包和香肠。这是保护神经的最好办法。况且你也要理解商店售货员的苦衷：整天见一帮愤怒的牲口在那儿排队，谁受得了。所以他们自己也变成了牲口，这一点儿都不奇怪。”
“说得对，”尼尔娅插话说，“商店售货员也不是生性野蛮，这都是我们的生活方式把人们逼的。我要给你们讲个这样的售货员。我讲的故事并不新鲜，你们不介意吧。”
“你快讲吧。”
故事之八
教师尼尔娅说的是一个售货员救了一个小伙子的命。
这故事是我从亲戚那儿听来的。阿朗舅舅，就是带我们进下水道使我们全家免遭法西斯迫害的那位，他有个儿子叫拉菲克，那时是二十岁。拉菲克不愿跟别人进下水道。他想与一伙儿乌克兰和波兰朋友跑到森林去组织游击队。他们的冒险没有成功。回到利沃夫一看，家人全没了：死的死，逃的逃。他不敢呆在家里，只好在街上流浪，到处寻找避难所。
朋友们谁也不敢留他，即使是那些曾与他一起组织游击队的老朋友也不敢留他。当时正值冬天，倒并不是很冷，不象大包围中的列宁格勒那样冷，但却够拉菲克受的，因为他无家可归，没什么衣服穿，还饿肚子。有时人们让他留住一夜，但天一亮就打发他走。有一次他连续四夜没找到个温暖去处，东躲西藏以逃避巡逻哨兵。第五夜他躲在一所房子的顶楼上，依在烟筒上取暖。正打着盹，听到了枪声，他意识到是在搜捕。
纳粹往往到顶楼或地下室搜寻犹太人。他明白，必须立即离开顶楼。他下楼来到街上，设法往郊外跑。他来到过去曾住过的一个地方，发现这里也在进行搜捕，于是他收住了脚步。
他记得附近有个面包店，店门旁边总有一堆盛面包的木头箱子。他决定去那儿躲藏。他及时到了那儿，凭一片嘈杂声他断定他们已搜捕到他刚路过的那条街。他藏在箱子里，倒头便睡了，尽管很冷。因为他太累了。
他被什么人推醒了，睁眼一看，天快亮了。他认出了推醒他的人：面包店的一位妇女，此地一个最粗野的售货员。
“她想干什么？”拉菲克想，“她肯定要把我交出去。”他想跑，但脚已冻僵，根本迈不开步。
“好啊，瞧谁藏在这里。”这女人打量他一番后说。“你怎么还活着？你们在这儿的人一个也没剩。好吧，起来，跟我走。天马上就亮了，一会儿德国人来这里买面包，他们肯定能发现你，快起来。”
她拉起拉菲克，把他带回了家。人们管这女人叫杜丝娅。
她把拉菲克藏在家里，直到利沃夫解放。红军一到利沃夫拉菲克就不再躲藏了，谢过那位“粗野的商店售货员”杜丝娅，他就随军打仗去了。
战后回来他去看杜丝娅。她不在家。他决定去她工作的面包店找她。刚一开门就听见了她的声音：她在骂一位顾客。
拉菲克排到队里，等挨到柜台时他轻声说：“请您给我来只面包好吗？”
“什么？”她冲他大声哄叫了一声。当突然认出他是谁时，她目瞪口呆。二话不说，她立即把店里的顾客全都赶出门外，门口挂上个牌子，上写：“去厕所”，然后拉着拉菲克回家去了。
他看到了她的简陋住室，他就是藏在这里才免于一死。他注意到杜丝娅还是单身，日子过得不怎么好。于是他对她说：“杜丝娅，我本是来谢你的，但我没带任何东西。在这个世界上我一无所有，只有我自己，作为答谢，这是我唯一能给予你的。愿嫁给我吗，杜丝娅？”
粗野的商店售货员杜丝娅起初吓坏了。她比拉菲克大多了，而且看上去比实际年龄一点都不显年轻。但看到拉菲克对她如此感恩，又如此柔情，她想或许他们会幸福的。
他们幸福地结合了。杜丝娅辞掉了面包店的工作，因为拉菲克成了一名了不起的外科医师，他羞于让自己的妻子站在柜台里同顾客吵架。他们有了两个可爱的孩子，夫妻恩爱日笃。杜丝娅再也不发野了，她成了温柔贤慧的妻子和母亲。
尼尔娅讲完后爱玛接着讲。
故事之九
导演爱玛讲述。福音箴言道：“人之爱莫过于为朋友献身”。爱玛的故事是这一箴言的注解。
我要讲的还是放浪艺术家们的事情。这些人以非官方文化著称，因为他们不介入官方艺术。克格勃对这帮豪放不羁的人大为恼火，时常抓他们一两个以示警告。
一帮非官方作家和艺术家决定，仿照苏维埃风格的名字创办一个幽默杂志。既然有“红色十月”集体农主，“红色庄稼汉”集体农庄，甚至还有的啤酒厂叫“红色酒厂”，因此，这帮人把他们这个杂志戏称为“红色不同政见者”。当然，许多幽默都是针对克格勃的，每个幽默都让大家笑破肚皮。但克格勃没笑，而是采取了行动。不久整个编辑部都被捣毁了。
克格勃的调查人员探出了这伙人的幕后策划者：两个艺术家，尤利和奥尔戈，还有两位女诗人，朱丽和娜塔尔娅。他们被捕了，但两个女的很快被放了出来，连她们自己都感到奇怪。
直到两位艺术家被押上了法庭，大家才知道原来他俩主动承担了办杂志的一切责任。这并不稀奇。我们了解他俩，是很不错的小伙子，才华横溢，而且无所畏惧。但在法庭上他俩突然悔过，并声称办杂志纯粹出于流氓动机。娜塔尔娅和尤丽娅当时也出庭了，她们感到这两个朋友极为可耻，连连说：“这是什么话，他们为什么要这样说？为什么？”
我们大家都指望这两个小伙子会被免予刑事处分，释放回家——显然像那样的坦白交待本会令克格勃高兴的。但出乎意料之外，他们被判了重刑——在严厉的劳改营中服役六年和七年。他们一定是这样想的：那好吧，既然你们愿承认杂志不是政治性的，而是流氓行为，那就按流氓行为来处理吧。两人进的是刑事犯劳改营，在那儿为了生存他们不仅要同当局作斗争，而且还要同罪犯作斗争。
两人的辩护律师后来告诉了我们事情的真相以及两人在法庭上为什么会那样表现，正如所预料的那样，起初两人大大咧咧，满不在乎。他们被恐吓了一番，然后被告知，只要坦白交待便可获得自由，但他俩拒绝了。
后来一个老侦查员对同僚们说：“你们办这案子的路子不对头，应该懂得罪犯的心里，要使用另外的方法和手段。”
然后他拿出了他的新办法。那两个人又被带出来审问，并如此这般被告知：“像你们这样颇具骑士风度的艺术家怎么好连累女士呢？她们在看守所就已经得了感冒，试想，她们在劳改营中还能活得下去吗？”
换句话说，他们开始利用他俩的良心。一想到连累了两个女人，两个小伙子真感到于心不忍了。趁俩人束手无策之机，他们提出了交换条件：如果悔过并取消事件的政治色彩，他俩仍将得到同样的判决，不予宽大。事实上这样更糟：一旦承认事件的非政治性质，就得去刑事犯劳改营，而不是政治犯劳改营。而另一个方面，克格勃将释放两位女士。两位艺术家动摇了。他俩被准许会见了一次。经过协商，俩人决定为了搭救朋友宁愿牺牲自己的名誉。
要是为了自己能获得自由或轻判而悔过的话，他们才不会这样干呢——他们就是这样的小伙子。但现在他们屈服了。起初，克格勃好像真的要兑现他们的诺言。等两个艺术家正式写了交待，那两位女士便立即被释放了，还给他俩看了释放决定。继而，当两个人提供了更多于己不利的证据后，又看到了两位女士的结案决议。他们信以为真，所以完全履行了与克格勃达成的协议。
但他们忘记了是在跟谁打交道，判决之后两位女士中的一个还是被逮捕了，两位艺术家对此毫无所知。这次逮捕当然又有借口——他们在她家里搜出了反苏维埃诗歌。另一个恐怕也难逃罗网，只是目前她正在怀孕，把一个孕妇投进监狱想必是个丑闻，所以克格勃决定不冒这个险。
两个艺术家度日如年。没人给他们写信，没人肯帮助他们。大家都同声唾骂他们在法庭上的卑劣行轻，直到真相大白后人们才闭上嘴。
直到这时我才理解这句福音箴言的意义：“人之爱莫过于为朋友献身。”我过去总以为他说的为朋友而死的人，而我不理解的是，它真的那么重要吗？难道世界上没有比死更坏的事情吗？但奥利戈和尤利一案使我对这句箴言有了完全不同的理解。他们抛弃了自己的名誉、灵魂，去做阶下囚，而且不是以骄傲的持不同政见者的身份，而是卑鄙的流氓。起初连朋友都不理解，而且当她们被释放时还不知道有人为她们付出了多大代价。
尼尔娅一直以惊异的神色听爱玛讲述，刚一讲完她就大声说：“这都是真的。关于这个案件的故事我也听到不少。当时我简直不能理解，既然他们在法庭上如此不要脸，人们为什么还那样高度评价他们。现在才明白是怎么回事。他们现在怎样了？”
“他们都出来了。尤丽娅和娜塔尔娅已经嫁人，后来尤丽娅去了西方。他们四人至今还是好朋友。尤丽娅写了本关于她的朋友的书，以报答他们为她所做的牺牲。好了，时间不早了，我们听爱丽什卡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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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之十
女秘书爱丽什卡讲了自己的英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