窗玻璃擦得锃亮，天空上毛绒绒的云团，在蓝色的背景下，不断地变幻着形状，一会儿像一只水晶鞋，一会儿像一座高架桥，一会儿又拼凑出个奇怪的造型，我渐渐地开始专注起来，专注地端详着那片云团，脑子里蹦出早年读过的一首诗，是马雅可夫斯基写的，题目就叫《穿裤子的云》……
我不知道我面对窗户，眺望了多久，直到教授提醒我时间够了，可以休息一下了，我才仿佛从混沌迷惘的乱梦中醒来，所有的细胞也跟着活跃起来。西西柔和地问我：你有什么感觉，现在？我说：我渴，我渴得可以喝下一大瓶的冰镇可口可乐。西西就赶紧去给我买。她对我真好，我心想。
你还惧高吗？教授在转椅上转来转去，满面笑容地问道。这话让我愣了一下子，是啊，我惊奇地发现，我的恐高症竟然突然消失了！从这时候开始，我不得不对教授另眼看待了。我差一点告诉他，我还有许多怪癖的地方，比如，我坐车从不敢坐在副驾驶的座位上，坐在那里我就有窒息感；再比如，我也从不敢触动电门插座之类的东西，总怕电着。是因为西西买可口可乐回来了，才没把这些说给教授听。
西西坐电梯下楼时，一直攥着我的手，因为电梯上人多，我只能偷眼望着她，她有一张娃娃脸，娃娃脸上有一只小巧的鼻子和一双深褐色的眼睛。我暗自对自己说：幸亏我给她打了那个至关重要的电话——
那是我第一次出外发书回来，在闷热而拥挤的列车上呆了半个多月，疲惫不堪，进了杂志社的小屋里，销上门，足足睡了一整天，醒来时，正是中午，办公室的人都去吃饭了，我托着腮坐在那，孤独的感觉就像药液一样注入进我的身体里，而且越积越多，多到我无法忍受的程度，我操起电话，我要找个人倾诉一下，我让野马一样奔腾的头脑安静下来。仿佛是一种下意识，我拨了西西的电话号码，是她的同事接的，告诉我她去会计室了，十分钟以后回来。十分钟以后我又打了过去，她还没回到她的办公室，她的同事让我再等十分钟。这时候的我，仿佛是一架在高速公路上行驰着的车子，只能往前开，停是停不下来了，所以十分钟之后，我真的把电话又拨了过去……
这一次，是她接的。我说：找你，比找国防部长还费劲，我已经打了好几个电话了。西西咯咯笑着说：写作的人就是喜欢夸张，怪不得我们大学老师警告我们，千万别跟写作的人混在一起。我说：也就是说，你已经拒绝了我的邀请？西西说：邀请我可以，但是要来单位接我。我猜，她说这话的时候，一定在拂试着她的短发，她手上的指关节很玲珑，而且还有小小的肉窝，第一次见到她的手，我就有抚摸它的冲动。
那天，我们去了一家叫“深山老林”的咖啡馆。
蜂巢
李斌在等我，李斌已经在病房里等我半天了。我没告诉他，我去了哪里。他也没问，只是十分严肃地说：我想跟你谈谈，谈谈你的病。显然我是被他的严肃吓着了，不知道他要说什么 ，一脑门子的疑问像气泡一样冒出来，我表情特综艺地坐到他跟前，一副洗耳恭听的架式。
为了你的病，我查了一些书，李斌从白大褂的兜里掏出一个小本子，递给我。小本子上起码记录了四十多本医学专著，都跟我的病症有关。再往前翻，李斌告诉说，那是有关别的病人的。
是不是你接受每个病人，都要做这样的功课？我问他。他属于那种袖珍型的男子汉，肤色暗淡，一看就知道熬夜过多。
是，每个病人我都给他设立一个档案，不是院方的那种，是我自己为自己而建档的，我不想再像前辈那样——临床多了，经验就多了，可是那要以多少生命作为代价呀，今天给一个病人的处方里，多加几钱马勃，少搁几钱竹黄，结果病人死了；明天再给另一个病人的处方里，少搁几钱马勃，多加几钱竹黄……越是名医，治死过的病人就越多，李斌一边说，一边打哈欠，值班医生都是二十四小时值班，要求随叫随到，别人值班还可以迷糊一会儿，他不行，他值班时挨个病房转，担着十二分的小心。
辛苦你了，我说，说得很诚恳，俨然一个病人的代言人。
我想说的不是这个，而是劝你出院，到别处去，从你的病历上看，你没有任何器质性病患，却又的确受着疾患的折磨，那么只有一个可能，就是病在神经系统，李斌笑着说，但是笑意更强化了他的倦容。
你的意思是——我该去住精神病院？我尽管脸上挂着淡淡的微笑，但嗓子眼里还是觉得有点发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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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没那么严重，找个心理医生诊断一下却是必要的，李斌说。
我很想告诉他，我正在接受心理治疗，可是这样回答似乎有些不妥，住在这个医院，却又跑到另外一个医院问诊……算了，更谨慎的回答应该是频频点头才对。
李斌临走，我注视着他白大褂里面的掉了纽扣的衬衣领口，说了一句：你该娶个媳妇了。
仿佛我的话说得很唐突，李斌竟是很诧异的样子，然后两腮不由得痉挛地哆嗦了起来，他把他那双视线不能一下子集中起来的眼睛掉转开，像是为避开某种可怕的危险似的，匆匆走了。
只要一有人提起他的婚姻问题，他就这样，怕得不行，西西望着李斌的背影说，一脸猜谜的神情。
你躺下歇一会儿吧，我对西西说，从一大早到现在，她就陪着我跑来跑去，够累的了。我有点过意不去。
我要跟你躺在一起……西西撒着娇，她撒娇的时候嗓音就低沉而沙哑，近乎于耳语。
我们挤在同一张床上，以我们俩特有的亲昵方式爱抚着对方，然后睡着了。可惜，好景不长，刚迷糊一会儿就被一群不速之客叫了起来——是格林和洪荒他们。他们刚参加完群众创作大奖赛的颁奖会。他们吵着，闹着，把病房折腾成了一个乱哄哄的蜂巢。
他们都获得了一等奖，几何却落选了。我听了半天，才明白，他们争论的焦点是，谁都认为对方的作品跟自己的作品不在同一个重量级别上，所以不配得一等奖。洪荒说格林在小说里玩浑厚，明明是服用了第二代壮阳增大胶囊，非要说自己雄风不减当年；而格林也说洪荒内容空洞文字苍白，看上去好似很丰满，其实都是囊膪，囊揣在某种意义上讲，是对读者精神的一种猥亵。
莫非这就是传说中的所谓人身攻击吗？我想。
在他们唇枪舌剑的时候，我仅仅作为一个旁观者，听着他们刺耳的声音，看着他们脸上细微的表情变化，像是不花钱就欣赏了一场德云社的相声专场，拣了个便宜似的。这中间，我还处理了两件事，一个是发货，一个是接翩翩的电话。第一件事，摇篮主动请缨，他说一切都由他来办，我就把我的通讯录给他，让他按照我事先划好勾的地址填写发货单子；第二件事，我告诉翩翩，现在不方便讲话，过一会儿我再把电话给她打过去，翩翩显然很恼火，啪地把电话挂了，即便是挂电话的动作，由她做起来也一定很豪华，我想。
你们来这里PK，是叫我来做仲裁的吗？我终于被他们吵得不耐烦了，终止了他们的对话。
哦，对不起，我们来是想拜托你跟晚报记者打个招呼，把群众创作大奖赛的消息给报道一下，洪荒说。
格林也说：我们知道你跟晚报记者是哥们儿，发个消息，对你来说，只是个纯学术性的操作而已。
我哭笑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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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护士长到底怎么了？
我们护士长到底怎么了？
我问迢迢一句，迢迢也反问了我一句。
你们护士长今天脸色绯红，富有活力，说话的态度也和蔼得吓人，跟平时完全不一样了，我说。
这有什么不好吗？迢迢歪着个脑袋问我。
不是不好，只是不大习惯，我似乎已经习惯了她紧绷着的脸孔和深蹙着的眉头，也习惯了她几乎是丧失了知觉兴奋的声音，我说。
迢迢说：她是一个女人，对不对？能改变一个女人的你知道是什么吗？只是男人。
难道每个恋爱中的女人都这样吗，无论什么问题都要扯上男人？我凝望着迢迢像涂了一层西红柿浆汁一样的腮，久久地凝望，因为我不知道护士长的底细，所以也不知道她这样的女人会被什么样的男人来改变。
以前护士长是个小鸟依人似的女人，自从他的丈夫有了外遇以后，她就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不过，听说她丈夫跟他的情人闹翻了，最近又搬回到护士长这里来了，迢迢说。
她丈夫要回来，她就无条件地接纳他？我知道世上所有女人的脸上都戴着面具，但不是随便谁都可以去把它摘下来，除非她心甘情愿地让你摘……我说。
算了，我们不谈护士长了好不好？我想跟你谈谈我自己，迢迢长吁了一口气，好像很疲倦了似的，也许是她的心灵太疲倦了，疲倦得仿佛她不但把自己的人生度过了，而且顺便也代替好几个人度过了他们的人生。她怎么可能不累？
我点燃了一支烟，却不吸，让袅袅的白烟静静散开——每当我在洗耳恭听谁的指教的时候，我都这样。
我已经搬到爱我的那个男孩家里去住了，因为只要我爱的那个人不跟我在一起，我就觉得孤独，我想让爱我的那个男孩替我分担这种孤独，迢迢的脖子上的血管不住地蠕动，好像谁在使劲地拧她的神经，叫她疼痛难忍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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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爱你的男孩对你好吗？我问她。
好，太好了，可是不知为什么，他越对我好，我就越烦他，只要我爱的那个人一给我打电话或发短信，我就不顾一切地跑出去，跟他呆上一阵子或呆上一个晚上，迢迢的双颊上透出了红晕，不知道是因为是对爱着她的人的歉疚，还是对她爱着的人的向往。
爱你的那个男孩会不会对你这样的做法很愤怒？我问。
她说：会的，只是他不敢说，只要我不痛快，总威胁他说，我要离开他，她常常含着泪对我说，你是我最爱读的一本书，可是我读不了，因为你把书页用饭米粒粘住了……
你是不是太冷酷了一点？我眯缝着眼睛盯着别处，不瞧她，仿佛她是夏日里的炎炎赤日，太晃眼。
是，有时候我自己也这么谴责自己，他爱我，他不但用他的心，也用他的身体，再不会有谁像他那样的来爱我了，这些我很清楚，我曾强迫我去给那个爱我的男孩一些回报，可是做不来，你说怎么办？迢迢似乎也很苦恼，而且这种苦恼不是装出来的，她像是掉进了一个晦涩的陷阱里而无法自拔。
她拿我当救世主了，然而，我不是。
更可怕的是，她将一缕染成了棕色的头发绕在手指上，像一个化装成成｜人的小孩一样的扭捏着说，我昨天晚上对那个爱着我的人犯了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
怎么了？
我说不出口，迢迢尴尬地说。那表情很像……很像一头无意间跑到了公路中央的小马驹，被迎面而来的汽车灯光吓得手足无措，不知如何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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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就想念起翩翩来。那种想念其实就像一头小动物一样地隐藏在阴暗的角落里，鬼鬼祟祟地探头探脑，等西西一去南方去参加某个书商朋友的婚礼，小动物便撒欢似的跑出来，在我脑袋瓜里翻跟头。我情急火燎地拨了她的电话，铃声悠长得像一条两旁都是白桦树的大道，迟迟没人来接。
我只好挂断电话，我估计她是生气了，她生气的时候总是喜欢嚼口香糖。我觉得我对不起她，同时也觉得对不起西西，甚至包括堇子我也对不起。
我猜，她准是躺在她自己的虽然小却很雅致的闺房里的床头上，听歌，听西丝儿的歌，因为戴着耳机，所以听不到我打过去的电话铃声。
我又猜，她兴许会是背着双肩背在逛街，从一家小店出来，又走进另一家小店，手里举着香草冰激凌，在川流不息的人流中游来游去，而拉了拉练的手包里的电话响，她根本听不到。
当然，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她拿起电话来，看了看来电显示，轻蔑地哼了一声，便关机了，甚至于会愤然将我的电话号码像洗纸牌一样的洗掉……
整整一天，我什么都做不下去，像在地狱里迷路了的幽灵，无所适从，而脑子里也一直淅淅沥沥下着小雨，犹如一首冷冰冰的挽歌。我仿佛才刚刚知道，想念一个人是多么饱受折磨的一件事啊！在想念的称盘上的，往往不是几根稻草，却常常是一摞砖。
我仿佛才刚刚知道，想念一个人是多么饱受折磨的一件事啊！我似乎听谁说过这话。让我想想，让我想想，哦，我想起来了，说这话的是西西。对，就是她。
我和西西第一次约会是在一家叫“深山老林”的咖啡馆里，那里最棒的其实不是咖啡，而是熏鲑鱼。老板是个拉板胡的艺术家，除了“三八妇女节”义演外，她就再也没有其他的从事艺术活动的机会了。西西始终嘴角含着微笑跟我说着不疼不痒的话，只有我把胳膊搭在她肩上的时候，她才像神经过敏的小鸟一样地哆嗦了一下，我能明显地感觉得出她身体的僵硬，直到拉板胡的艺术家给我们端来她亲自煮的咖啡，西西才技巧地摆脱开我的胳膊。借着桌上的蜡烛，我发现西西很有明丽动人的潜质，那种叫潜质的东西常常令我生命的深处洋溢着暖融融的感觉。而事实上，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只是到“深山老林”来喝咖啡，起初是每周一次，后来是每天一次——渐渐的，这成了我们的一种生活规律。
打破这规律是在我到长沙出差回来，因为太匆忙，出发前没有来得及通知她，十几天以后才返回，我跑到浴室草草地冲了一下，就钻进被窝，想把在旅程中失去的睡眠补回来，要知道，我一路上几乎都是站着的，因为我的级别不够，所以无权坐卧铺，坐了卧铺也没人给我报销，只能在硬座车厢挤，恰巧正赶上旅游旺季……这时候，有人敲门，我极不情愿地打开门，裹胁着一阵风似的一个人扑到了我的怀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