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对各军阀远交近攻、重金收买的手段曾屡试不爽，但在中共面前却根本无法奏效。他明白这个具有自己的主义和信仰的组织如果发展下去，等待他的将会是怎样的命运。所以他不惜冒着失去一切的危险，也要把这个强健的幼虎扼杀在摇篮里。
“九？一八”事变前的两个月，他曾公开宣称：“中国亡于帝国主义，我们还能当亡国奴，尚可苟延残喘。若亡于共产党，则纵为奴隶，亦不可得。”荒谬、反动得令人称奇，这仍是他的一种策略。日后无论他对两广的李宗仁，西北的冯玉祥、还是对曾在淞沪抗战中立下殊功的19路军，他都是置日本人于不顾，以剿灭共产党而后快。他那种由于中共的叛乱而干扰了其抗日的借口在他所做所为的映衬下，显得苍白无力，前后矛盾，他的政治私心，他的独裁统治决定了他只能走3年“对外妥协，对内镇压”的洋务主义老路，他也不是第二个曾国藩而已。
1923年他仇视苏联的原因之一是苏联对中国外蒙有领土野心。但20年后，正是他为了使苏联干涉中共，确保他在中国的统治，竟屈服于苏联的压力，承认了外蒙的独立，犯了连他自己都无法原谅自己的罪恶。
眼下，看着他的数十万正规部队对红军的“围剿”取得初步胜利时，他自然急不可待地要剿灭红军，消灭中共，彻底地了却他心中的隐患。对日本人，他认为时候未到。他要在自己的统治地位稳固后。在中共这个心腹之患去除后，再去会日本人。那时，即使他败了，中国仍是他蒋介石的中国。
我们今天评价蒋介石，不应以极端的眼光看待他。他毕竟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中国人，一个善与恶共存的人，一个对中国历史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人。虽然他的一生有不少反动之处，但也有过对日本人绝不投降的闪光一刻。因此说他当时有意卖国，自然有失客观，人们也难于理解。就是做为一个平民百姓，他也知道自己是个中国人，更何况他还是中国的军政领袖，一个对中国古老的民族、悠久历史深感骄傲的人。
但直至全面抗战爆发，他一直都在走着一条弯路。中国有句古语说得好：“兄弟阋于墙而外御其侮。”在外敌图谋中国不已的情况下，他却一门心思对内征剿，这毕竟是逆历史潮流的。逆历史潮流而终究是要被历史淘汰的。
从蒋介石的一生来看，他还是颇有些民族心的。事实上，早年的蒋介石曾经是个民族主义者。当初他之所以投身革命，在一定程度上是他头脑中的民族主义思想使然。1904年，还是个17岁少年的蒋介石，便在宁波学习时，从他的启蒙教师顾清廉那里形成了“赴日留学，研究军事，献身民族事业”的民族思想雏型。日后他曾公开袒露过他少年时的那种富国强兵的梦想，他说：“我在本县龙津中学肄业的当时，因为痛愤乡里土豪的横行。目击我们国家受帝国主义者的压迫，尤其在那时看到日本以上个弱小的国家，能够发奋图强，战胜帝俄，予我精神上以最大的刺激。所以我在龙津中学肄业不到半年，请求家母准许我到日本去学军事，来尽到我国民一分子的义务，促成我们国家的雪耻自强。”随着时间的流逝，他的这种思想急剧膨胀着，撞击着他的灵魂。几年后，久已压抑在心中的这种思想终于不可遏制地爆发出来。
那是1906年，他在保定通国陆军学堂学习时，一次上卫生课，日本军医教官抓起一块泥土放在桌上，轻蔑地对台下的中国学生说道：“这块泥土中有4亿个微生物，就像中国有4亿人口一样。”
身为教官，日本人太狂妄，也太没教养。蒋介石一听这话，一阵怒火从心头升起，他倏地站起身，挺胸昂首，急步走上讲台。只见他叭叭地把那泥土分成八块，指着其中的一块大声道：“日本有5000万人，是否亦像5000万个微生虫，寄生在这八分之一立方英寸的泥土中？”
日本教官从未想到一个中国人，一个他的学生，就有如此大胆之举，一时目瞪口呆，随之大怒。理屈词穷之际，见全班只有蒋一人剪了辫子，便一口咬定他是革命党。蒋不亢不卑地答道：“只问你比喻对不对，不要问这题外事。”一时竟使日本教官下不来台，台下的张群等中国学生无不为蒋的爱国正气所折服。课后，日本教官仍是暴怒不已，不肯罢休，找到学堂总办赵理泰，要求严办蒋介石。
蒋很是幸运，没有碰上一个昏愦的软骨头。总办赵理泰不仅对蒋介石深为同情，而且对他的敢作敢为和民族正义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日后蒋介石在几乎绝望的情况下，奇迹般地获得了4个赴日历学名额中的一个，很难说与此事无关，正是那次赴日，他结识了孙中山，开始了他日后飞黄腾达的军事、政治生涯。留日期间，他的民族主义思想被进一步强化了。一度，他对邹容《革命军》爱不释手，早晚咏诵，就是睡觉也不放下。书中的反满思想和民族主义的论述对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在给表兄单维则的一首诗中，表达了他久已积蓄在胸中的感情，诗写道：
腾腾杀气满全球，
力不如人肯且休？
光我神州完我责，
东来志岂在封侯。
俨然一腔民族使命集一身的豪迈感。
然而，蒋介石的思想也像当时动荡的中国大地一样，在不停地变化着。十余年后，随着他在国民党内地位的不断提高，随着他个人独裁梦想的逐步成形，他开始意识到外国列强对于他个人目标的实现意味着什么。这时，他的那种企盼国富民强的理想开始不幸地萎缩了。在他建立起自己的独裁统治后，昔日的那个热血青年早已不见踪影，出现在中国人面前的依然是一个对外妥协、对内暴政的新军阀。中国人悲愤、叹息，扼腕顿足，哭泣着民族不幸，诅咒着太多的变幻。
1926年1月，他在谈到北伐的根本目的时，不再坚持“革命的第一目标为打倒帝国主义”了，而变为打倒北洋军阀。当时他曾振振有词地解释道：“打倒军阀是打倒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实质上仍是打倒帝国主义。”这时潜藏在他心里的封建意识公开化了。从这一天起，他开始了向封建主义的转化。
1927年3月，英美等国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南京事件”，在无任何警告的情况下，以北伐军骚扰领事馆为借口，用军舰突然向中国军民开炮，造成多人死伤。但作为中国新政权首脑的蒋介石，却不敢义正严辞地向对方抗议，为中国人作主撑腰。结果第一次与帝国主义者交锋，就软弱无力地败下阵来。“济南惨案”，他更是完全屈服于日本的压力之下，令北伐军绕过济南北上，眼睁睁地看着10多名中国外交官被日本人割鼻、挖眼，令人发指地残害了。这时的他已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反苏反共的所谓民族主义者了，他已纯粹转变为一个对外妥协、对内镇压的封建独裁者，一个新军阀，这既是国民党的悲哀，更是中华民族的悲哀。
望着渐渐隐去的薄雾，愈加清晰的群山，蒋介石心有所动。他一向认为毫无隐秘的群山未必真正最美，最美的恐怕还是雾中变幻多姿、充满神秘色彩的山峦，虚实相济，亦虚亦实。大自然如此，人世间又未尝不是。蒋的一生，尤其他在中国大陆的前半生，也确实忽左忽右、变化无常，这倒完全符合他的特点。
蒋介石并非一个光明磊落的政治君子，他总认为政治上的坦诚、直率是种幼稚，甚至是对政治的无知。在他日后的仕途中，他所以能叱咤风云，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政治上的狡诈、圆滑，两面三刀。翻阅历史，常使人惊讶不已。仅仅在蒋介石初揽大权至“九？一八”这几年间，他便多次处于内外交困的逆境中，有时甚至是与共产党和几乎整个国民党相对抗，但最后往往总是蒋介石侥幸取胜。最后他被共产党赶出中国大陆，对他的一生可说是一种必然的结局。但他的圆滑善变、反复无常，和善于进行政治投机的本领，是国民党内无人能与之抗衡的。
蒋常对人说，世上唯孙中山对他有知遇之恩，是个真正理解他、最受他敬重的人。但实际上，他对孙中山却远没有他说的那么恭敬。他不止一次地以反对个人崇拜为名，含沙射影，直接攻击孙中山。1924年6月24日，他在黄埔军校对学生训话时，公开说道：“我们革命是以主义为中心，跟着这个主义来革命，认识这个主义来革命的。决不是跟着一个人，或者认识一个人来革命的。如果跟着一个人，或者是认识一个人来革命，那就不能叫做革命，那就叫盲从，那就叫做私党，那就叫做把他人当奴才、走狗了。”
当时在国民党内称得上领袖，有崇高个人威望的人，非孙中山莫属。对人们不把他这个暴发户放在眼里，他早已怒不可遏，难免说话尖酸刻薄，毫不留情，“中国人的思想习惯到如今，仍旧是几千年前皇帝奴隶的恶劣思想。”
当时的他慷慨激昂，似乎充满民主思想和革命正气，给学生们一个革命者无私的面孔，既打击了孙中山，又借机树立了个人威信。但日后刚愎自用，容不得别人有半点异议的蒋介石，对张学良等主张抗战的将领不止一次地吼道：“我就是革命，反我就是反革命。”这时的他不仅不再反对个人崇拜，反而一遇机会，就大肆宣传：无论皇帝、总统还是委员长，一国没有领袖不行。对领袖就是要绝对服从，必要时是盲从。
他的一生常常前后矛盾，判若两人。
还是在1924年，蒋私下不知对孙中山建议过多少次取消联俄容共政策，主张驱逐苏联顾问和中共，但均未被孙中山采纳。年底，孙中山病故，他便突然间像是换了一个人，对任何人再没谈过反对联俄容共之事，反而成为联俄容共的热心人了。
1926年1月1日，国民党二大在广州召开，刚从战场凯旋归来的蒋介石一下成了广州的军事、政治明星。但这次会议期间，国民党左派和中共占据了统治地位。第一次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的蒋再次显示了他纵横捭阖、巧妙表演的过人能力。在公开的演讲、集会上，他高喊着联俄容共、拥护第三国际的口号，“左”得炽热，“左”得令人信服。就在国民党和苏联顾问们真诚地为得到蒋这样的左派而庆幸时，他们作梦也没想到他们正在扶起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这时蒋已把眼光盯在了3个月后的“三？二○”事件上了。
3月20日，蒋介石口头命令海军局长、共产党党员李之龙将中山舰等2艘战舰开往黄埔侯用。但李之龙奉命将战舰开去后，蒋矢口否认有此命令，反诬中共图谋造反，对国民党有野心，而且国民党右派汪精卫也与此事有关系。随之，逮捕了他的学生李之龙及中共党员多人，包围苏联顾问寓所，解除10多名苏联顾问聘约。4月20日，汪精卫被迫离开国民政府，亡命法国。蒋兵不血刃地排斥了中共和苏联顾问，赶走了国民党异己，登上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宝座。5月，蒋又以《整理党务案》来限制中共在国民党的领导人数，削弱中共的地位。
他政治手腕的高明，在他一手策划的这次事件中清楚地展现出来。虽然“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当时震动国内外，连他自己日后都承认这是国共双方力量消长的分水岭，但这个锋芒初露、野心勃勃的政治新贵井没有被国、共两党及苏联的政治影响所冲倒。他在排斥异己削弱中共影响的同时，又高声唱赞歌，多次公开说道：“两年来本党联苏俄，容纳共产党，对革命势力之增厚，革命广泛之进步，唤起民众及反对帝国主义之影响，实非浅显。由此观之，应认共产党为革命势力之一种，苏俄有助于中国革命。”并高唱拥护第三国际的调子。老谋深算的蒋介石深知他羽翼尚未丰满，北伐也离不开中共和第三国际的支持，所以巧妙地“左”“右”飘忽，使斯大林错误地认为，一直在算计着他的蒋介石，是一个将对共产主义产生积极影响的人物，结果在第一回合的较量中就稀里糊涂地败在蒋的手里。
从日后蒋介石疯狂地要剿灭中共来看，他根本就不可能把中共和苏联视为自己的势力，他养虎、驱虎只是为己所用。只要他认为时机成熟了，他会毫不犹豫地杀死这只曾为他立过殊功的猛虎。与他在政坛上斗了几十年、远在广西的李宗仁对当时的情形看得清清楚楚，心中不禁叫绝：“汪氏既除，蒋氏表示左倾，……如此亦左亦右的手法，并非由于政治观点的改变，事实上，只是其个人权术，以虚虚实实的姿态，排除异己，以达其个人独裁的目的。”这次事件，蒋介石终于迈出了他事业中最得意的第一步，也给他的政治生涯烙上了一个鲜明的印记：毫无信义的诡谲。
不堪回首的“国联梦”
走累了，蒋介石慢腾腾地在路边的一块石头上坐了下来，神情细致地欣赏起两侧群山的美景来。尽管庐山他不知来过多少次了，但他仍为那雄奇挺秀的山峰，瞬息万变的云海，飞流直下的泉瀑而赞叹不已。想到此刻南京的酷热，而他却置身在这凉爽如春的避暑胜地，他颇感惬意。不禁轻吟道：“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
这时太阳已挣脱了云雾的缠绕露出脸来，扫清了有些发湿的雾气。这使得他的心境有些开朗起来。
近几个月来，中国的形势对他来说还是较为满意的。尤其是他调集百万军队对红军各根据地所发起的第五次“围剿”，与前几次相比，进展要顺利得多。他感到十分振奋，信心十足。他甚至预感到多年来一直期待的那一美妙时刻已在向他遥遥招手了。此刻日本人在中国北方侵略、骚扰，国内要求抗日的怒潮在他心中有些淡漠了。想到多年来这最重的一块心病不久将彻底去除，他那瘦削、坚硬的脸上竟现出一丝笑容。矢志不移，终成大器啊！日本人也罢，英国、美国人也罢，他们毕竟是外国人，不能老是呆在中国，所以�